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防范和适时应对

1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防范和适时应对钝俚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当前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重要工作。从社会事件到自然灾害，近年来各类大小事件层出不穷，不仅给各级政府如何应对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更是让各级领导干部感受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如何更好依法行政确保民生的巨大压力。一、突发公共事件认识的两点基本共性对于什么是突发公共事件已经有非常权威的界定，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也已经有多方权威的论述，无需赘述。但是对实践中突发公共事件的具体认知和临机处置，目前仍然饱受诟病，原因大抵为：一是信息公开不及时，还是寄希望于捂住；二是处置时机不准确，总是在无可收拾时才痛下决心出重拳；三是善后事宜不规范，老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式地不闻不问。但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以及处置本身也有其共性的。——发生的偶然性。这是一句废话，也是一条公认的判断标准。原因并不复杂，突发事件本身就偶然的，就是不可完全预知的，只不过在于是一般事情还是重大事件。通常来说，上升为政府完全不可控制的突发事件特别是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到位或者前期处理欠妥引发的社会类事件。一般的自然灾害事件发生时期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会非常理解的，“怨天尤人”只是自我理顺情绪、调整心态的一个手段，如果后期仍然变化不大，那么对于自然的无可奈何就会演化成为对于组织机构工作不力的抱怨乃至于憎恶，如再被有意引导一下，便会群情激愤终止于发泄一切不满到某个虚无的固定对象那里。在当下的时代里，虽然有时候不能够过于将一切都往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上靠，但如果完全忽略了这一点，那么一切的“偶然”突发事件就成为绝对的“必然”严重恶果。在此，所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似乎找到了替罪羊，仿佛在为什么固定对象开脱责任。事实上，国家间的利益争斗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中，“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友邦”不是只让一刻“惊诧”的，好像来自于看似绝对民主国家美国的很有寓意的大片《守望者》中也有一句“总不能投亲共分子的票吧”！这样的思维方式不仅是自我防范的需要，更是自我生存的必然，所以外力特别是国家间外力的进入更加剧了突发事件的不可控性。2——处置的多变性。对于突发公共事件最为关键的就是现场的处置，必得果断、严谨和干净。但实践并非尽如人意，多次事件的演变无不是脱离了当事决策者最初的预计和安排，在意欲轻描淡写处置的观念指导下采取对具体事情无关痛痒的诸多“重大举措”，最终如同火上浇油一般，愈演愈烈，导致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从具体现场处置来说，因为具体行为人、当事决策人的素养高低就会主导事件的发展趋势，当不可逆转的可怕局面发生时，一般采取的措施就是换人、换指挥官、换新承诺，在这个层面上说，前后分割、上下脱节恰恰是二次或终结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潜在基本准则。处置的多变性也淋漓尽致体现在前后分割、上下脱节之中，主要为处理具体事务当中的后边的表态和承诺间接否定前期处理的，后期上级的决定否定前期下级的许诺。当一件具体的突发公共事件前期已经不能够正常处理或无法控制时，通常原因大抵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前期处理者官阶过低、表态不力导致百姓信任度不高，一致要求某时某级某地主要领导出面予以答复；二是因为具体措施往往着眼于局部利益或一时一地之得失唯恐八方不讨好敷衍塞责致使当事人不满意，只能把事情弄大了才能得到妥善解决；三是因为处置具体事件之人极有可能本身就是该事件最终恶果的承受着，他会努力隐瞒有关事实或做出对自己未来利益十分有利的举动，致使事件延误了最佳处置时机。于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后来指挥处理者往往都较前者官阶更高，在面对群体表态时更为有公信力（虽然这种公信力或许与实际工作水平和能力无关），为了尽快平息事态，要么对前期工作部分否定或全盘否定，要么对前期责任人停职审查问责，这样一来，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的群体内大多数人就会得到一种慰藉，情绪就不会太过激动，发展趋势渐趋可控。二、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三点基本困惑外界对于突发公共事件处理总是颇有微词的，认为处理不够及时，决策不够果断，信息不够公开。但是具体处理者也是十分彷徨的，对上如何交代，对下如何平息，对内如何处理，对外如何统一，到了具体事件当中，一切都看似毫无规则可以遵循、毫无经验可以照抄、毫无余地可以回旋。无论是否处在具体事情的漩涡之中，各方都是困惑的。——事态发展是否真的可以掌控。凡是能够称得上突发公共事件的必然过程十分曲折坎坷惊心动魄，一旦处理不慎，事态的3发展极有可能朝着预先设计路径的相反方向前进，结局看似在风雨飘摇中摇摆。许多参与过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指挥者回忆每一件具体事件的处置，基本上都是心有余悸的，尚没有人敢说将来面对其他事件就有了十足的把握处理得毫无瑕疵，可以随意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因为每一件事件都属于不同的类型，不仅只是单纯的自然灾害或者卫生事件，一个看似与社会公共安全无关的个案在某种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力量或舆论驱使下，便极有可能因为某单个人的利益诉求为得到自我认识的完全保障成为重大乃至于特大事件的导火索。事后回顾的时候才会发现当时处理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信息，仅就现场处置之时却又不可能面面俱到，畏首畏尾，而且对于信息的真实性、确定性的甄别恰恰不能与事态的及时有效处置完全同步。难题便呈现出来：寄希望短时期内尽快平息事态，就不能够婆婆妈妈，一旦决策依据的主要信息出现误差，那么结局就是不能够有效掌控的。——个体力量是否真的无限放大。在所有的社会事件类的突发公共事件当中，总是能够看到个别人或者个别力量的异军突起的博弈和角逐。对于自然灾难的发生，个体力量显得十分渺小和无助，但在惊魂未定之时，仍然有许多敢于冒险且具有某种主动需求的人士会立马想到乱中取胜及时谋利。这与个人道德素养无关，但与个人性格与时机把握紧密相连：一次灾难就是一次机遇，一次洗礼就是一次重生，“有识之士”们总是尽显英雄本色，无论是官阶提升还是经济收益，他们动手比任何人都快，从古至今所谓成功人士莫不如此。正因为如此，在处理具体突发公共事件时，抛却政治对抗的因素外，便多了一个有意识谋取局部利益的群体或个体与承担处理任务的官方机构的博弈对手，而这个的不确定性不仅仅在于具体的人，更在于具体事件的引导和走向，在于事件当事人息息相关的许诺是否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指挥者和博弈者的双重需求。此种情况困惑在于：许多事情的指挥官根本不知道其对手是谁，更不知道他在事件背后的真实诉求究竟是什么，仿佛对阵双方摆好阵势，却发觉无处下手，找不到着力点。——危机反复是否真的具有周期。一般情况下，单个事件通常不会有太大反复，因为无论是事件当事的任何一方，只要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都不会投入太多精力去纠缠枝梢末节，去不断翻开早已痊愈的伤口寻求另类刺激。但综合从全局角度看，近年来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事件，从发生的频率到性质的严重，4从造成的损害到精神的打击，从政治范畴到经济领域，大有“树欲静而风不止”愈发强烈之势。单纯从一个事件当中去寻找所谓规律是徒劳的，然而在诸多不同类型事件中去追寻一般规律也是想当然罢了。科学家们对于自然灾害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并且每一次重大自然灾害后经历过磨砺的人们也能够更加认识大家团结的重要，认识意志品质的重要，认识人性光辉的重要。但对于社会事件，人们的容忍度会低很多，基于社会转型期的各类矛盾的交织，基于国家民族间的显性隐形的斗争，每一次自然事件都不同程度地演化为社会事件，都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经济、文化挂钩。所以，要探寻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并试图防患于未然的困惑不比进行哥德巴赫猜想攻坚挑战的少。三、突发公共事件防控的四点基本要求回到主要方向上说，我们工作的目标通常是需要对于严重威胁国家稳定和公共安全各类因素实现可防可控，但是，基于突发公共事件的显著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对于每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讲具有前所未有的挑战性。针对于不同类型的事件对于发生后的现场具体处置的不同要求说得比较多了，但对于如何实现有效防控目前探讨还不多，也不够深入。笔者认为，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一些基本要求还是可以通用或借鉴的。——“授之以渔”的基础教育。无论是冰雪灾害还是特大地震，无论是非典疫情还是超级流感，在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进程中，医疗水平在不断地提高，组织能力在不断地提升，民众意识在不断增强，从毫不知情的谈虎色变到科学应对的从容不迫，无疑证明了大多数个体认识一件事情的本来面目或者初步掌握基本常识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至关重要。之前，惯性思维决定了绝大多数公众都只能被动地接受关于一切自然和社会知识的灌输，现在的开放平台提供了许多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理性面对社会的必要知识，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提高了生活质量。但这还不够。就自然灾害的认识来说，汶川大地震很多人因为对于地震的基本常识的了解实现了安全逃生，但还有很多生命基于对于地震的无端恐惧选择了错误的避险措施（抑或根本就没有选择逃生避险的办法），没有能够让自己宝贵的生命得到延续；就社会事件的性质来说，多次的意欲轰轰烈烈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最终在前台的都受到了最为严厉的惩罚，但这些被利用的从来都坚定自己的想法，很少低头认罪。这个现象值得思考，前者是因5为我们的国民素质教育整体还没有跟上，纯粹为了升学而开始、为了文凭而苦读的仍然普遍；后者则是国际斗争的复杂形势大背景下，一直以来的信仰教育过于单调呆板和固步自封，加上现实之间的利益格局重大调整时期的诸多非公平公开公正环境的极端负面影响，一起导致公共信仰缺失，信仰危机凸显。既然如此，就只能变“授之以鱼”按部就班为“授之以渔”的包容创新，使得民众能够掌握基本的自然知识，回归起码的人伦道德，以个体科学素养的提升、道德良心的激荡坚定国民基本信仰，巩固国家和民族长期存在的绝对基础。——“未雨绸缪”的行政习惯。有一句话叫做，“医病的钱拿不出来，买棺材的时候很大方”。为何有此一说？自然与日常处理各类事件的行政思维、行政行为的惯性有关。一般来说，基于对上负责的官样思维习惯，除却信息部门的情况掌握之外，主政一方的官员们都不太习惯认真倾听和了解“治下”的群众究竟想什么、做什么，报喜不报忧不是单纯的下级汇报工作需要，更是自身工作水平和能力的绝对体现，谁不想都看见满眼鲜花烂漫歌舞升平呢，即便有一些事情，也只需要内部消化和处理，这样才是为官一任对得起领导信任的可以继续提拔并重用的好干部啊。但是，能够称得上突发公共事件的往往不以个别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总是防不胜防突然袭击，如何才能够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无他，唯有从行政习惯改革先行着手，根除欺上瞒下、对上一味逢迎、对下一味打压的官场病。可这绝非说说那样简单，官场病在哪里都是一种难以根治的怪病，即便在所谓完全民主的国度里也无处不在，更不要说在一个“官本位”横行几千年的社会氛围里。如果不能一时完全扭转，那么也要在制度设计上增加区域老百姓对于“政绩”考核的参与度，提高制度制定和执行的透明度。——“全民参与”的制度设计。“不患寡而患不均”“公生明廉生威”看似两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但核心意思表述得十分完整：一是对传统中国民意诉求的正确解释，一是对官场士大夫操守的基本要求，在这里，官与民不是绝对对立的，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共同进退的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能够一起生存的基本法则。“平均主义”不是大锅饭的代名词，而是捍卫社会原初基本公平秩序的必然选择，“患不均”既有物质层面的社会分配，更包含了精神平等的6起码追求，也是全民被动式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最初的发端。而要确保社会的“均”势，“公”“廉”就是对于社会管理者、权力拥有者和执行者的最基本要求，如果没有这个社会认可的底线，那么社会公众就感觉不到光明，看不到有希望的明天，最终经过武力或暴力集聚、集中起来的权力之巨大“威”势就无从体现，载舟之水就会泛滥成灾，使得覆舟成为必然。如何才能彻底有效熄灭民众敌视情绪的蔓延，只能靠全民的初始参与、过程监控才能由他们自己说服自己，自己尽最大努力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把“官话”变为“民声”，那么最为美好的结局才有可能完美呈现。——“深入虎穴”的处置胆略。在某些上层人士看来，一旦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不仅意味着自己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