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

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作者：乔治·阿克洛夫一、引言本文研究的是质量和不确定性的问题。商品异质性的广泛存在对传统的市场理论提出了挑战。一方面，质量差异和不确定性的相互作用也许可以解释劳动力市场重要机构存在的原因。另一方面，本文试图给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发展中国家，商品交易将很难进行，并给出一个用于确定欺骗性交易经济成本的模型。该理论还可应用于货币市场、保险市场、耐用品的流动性和名牌商品的讨论。在许多市场中,购买者总是利用某些市场统计数据来判断欲购商品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销售者就有动机销售劣质商品,因为从优质商品中受益的主要是其统计数据受影响的销售者整体而不是单个销售者。结果是,产品的平均质量往往会下降,市场规模将缩小。还应该看到的是,在这些市场中,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是有差别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干预可以增加各方的福利。或者是,私人制度可能会产生,以利用各方潜在的福利增长。但是,这些制度并不是孤立分散的,因此权利的集中有可能形成，这就是制度本身带来的后果。本文试图用汽车市场来阐述上述思想。应该强调的是,之所以选择汽车市场,是因为它非常具体并且易于理解,而不是因为它的重要性或现实性。二、以汽车市场为例的模型A．汽车市场旧车市场的例子说明了问题的本质。用以解释这种现象的常见理由是,拥有一辆新车可以带来快乐,而我们却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假定（为了说明问题,而不是现实情况）市场中只有4种汽车,即新车和旧车,好车和次品车（在美国,也称之为“柠檬”）。新车有可能是好车,也有可能是次品车；当然,旧车也是如此。人们在上述市场中购买一辆新车时,并不知道他所购买的汽车是好车还是次品车。但是,假定在生产出来的汽车中,好车的比例为q,次品车的比例为1-q,则买主必定知道买到好车的概率为q，买到次品车的概率为1-q。然而,在对某辆汽车拥有一段时间后,车主就可以了解该车的质量,也就是说,车主会玉新估计其汽车的概率是次品车,这一估计计要比原来的估计更准确。这就形成了一种可得信息的不对称：现在卖主比买主更了解汽乍的质量。但是,好车和次品车仍然以相同的价格出售—因为买主不能区别好车和次品车。显然,旧车与新车的价值不会一样——如果旧车的价值和新车的一样,那么,在好车的概率更高、次品车的概率更低的情况,以新车的价格出售一辆次品车,然后买回一辆新车肯定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好车的车主被锁定了。实际上,他不仅得不到其汽车的真实价值,而且也得不到新车的预期价值。因此，在旧车市场上存在一个修正的格雷欣法则。绝大多数出售的汽车可能是次品车,好车的买卖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次品车倾向于将好车挤出市场这与劣币驱逐良币极其相像。但是，与格雷欣法则不尽相同的是,次品车挤掉好车的原因在于它们的售价与好车的售价一样。而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因是这两种货币的交换率是一样的。但是,次品车的售价与好车的售价一样是因为买主不能区分好车和次品车,然而在格雷欣法则中,买主和卖主都有可能可以区分劣币和良币。因此,上述两种情况极其相像,但并不完全相同。B．不对称信息由上可见,好车有可能被次品车挤出市场。但是,在有不同档次商品的连续市场中,甚至更糟糕的异常现象也会存在。一个很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是,次品将不太差的产品挤出市场，不太差的产品又将中档产品挤出市场，中档产品则将不太好的产品挤出市场，不太好的产品又将高档产品挤出市场，依次类推，最终将不会有任何市场存在。我们可以假定，对旧车的需求严格地取决于两个变量—价格p和平均质量u，即需求函数Qd=D(p,u).旧车的供给和平均质量都取决于价格，即u=u(p)S=S(p)。均衡状态：S(p)=D(p,u(p))。如果价格下降，平均质量也将下降。很有可能在任何价格水平下，都不会有物品买卖。上述例子可以从效用理论中推导出来。假定只有两组交易商组1和组2。组1的效用函数为：U1=M+∑xi,式中M代表除汽车以外的其他消费品，xi表示第i种车的质量。组2的效用函数为：U2=M+∑3/2xi，式中M、xi的意义与上式相同。上述效用函数有三点需要加以说明：（1）线性效用函数是为了避免复杂的计算（2）线性效用可以避免考虑不确定性对风险变化的一般影响，可以集中考虑信息不对称的影响（3）购买汽车的边际效用是相同的。为了不偏离中心，我们再次忽略了现实情况。为了进一步展开讨论，假定（1）两组交易者都是vonNeumann-Morgenstern期望效用最大化者（2）组1有N辆汽车，这些汽车的质量xi呈均匀分布，0≤xi≤2。组2没有汽车。（3）其他消费品M的价格为1。Y1、Y2分别表示两组交易商的收入，对旧车的需求将等于两组交易商的需求之和。组1的交易商对汽车的需求将是Dl=Y1/pu/p1Dl=0u/p1组1交易商的汽车供给为S1=pN/2(1)这些汽车的平均质量为u=p/2(2)同样，组2中交易商对旧车的需求为D2=Y2/p3u/2pD2=03u/2p很显然S2=0所以总需求D(p,u)为D(p,u)=(Y1+Y2)/pifpuD(p,u)=Y2/pifup3u/2D(p,u)=0ifp3u/2但是如果价格为p，平均质量为p/2，在任何价格水平下都不会有交易发生。尽管在0一3之间的任何给定的价格水平下,组1的交易商愿意以组2的交易商愿意购买的价格出售汽车。C．对称信息我们可以将上述情况与对称信息情况做一下比较在对称信息情况下：供给函数S(p)=Np1S(p)=0p1需求函数D(p)=(Y1+Y2)/pp1D(p)=Y2/p1p3/2D(p)=0p3/2均衡p=1ifY2N(3)p=Y2/Nif2Y2/3NY2(4)p=3/2ifN2Y2/3(5)如果NY2，将比不对称信息情况下多得N/2的效用；如果NY2，组2交易商拥有的收入足以购买所有的汽车，效用可以增加Y2/2个单位。最后，应当提及的是，如果组1和组2的交易商对单个汽车的质量有相同的概率估计，等式（3）（4）（5）所描述的均衡状态将有稍微改变。P将代表一个质量单位的预期价格。三、案例与应用1.保险市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65岁以上的人很难买到医疗保险。这自然引发了人们的疑问为什么保费不上升以与其风险相匹配呢？我们的答案是,如果保费上升,那些为自己投保的人将是越来越确信自己需要保险的人。体检中的错误、医生对老年病人的同情,等等,都使保险申请人比保险公司更容易评估相关风险。结果是保险申请人的平均健康状况将随保费的上升而恶化一一这可能导致在任何保费水平下都不会有保险交易。这与上述汽车的例子极其相似,在那里,供应的旧车平均质量随价格的下降而下降。这也与保险教科书中的解释相吻合。统计数据与上述结论并不矛盾。对健康保险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上升。1956年对2809户家庭的所做的全国抽样调杏表明,45一54岁人群的医院保险覆盖范围为63%,而65岁以人群的医院保险覆盖范围为31%。而且令人吃惊的是,这一调查还发现,55一64岁的男性其平均医疗支出为88美元,65岁以上的男性其平均医疗支出为77美元。但是,这两个人群的非保险医疗支出分别为66美元和80美元,保险医疗支出分别为105美元和70美元。结论是饶有兴味的,保险公司在向老年人提供保险时特别谨慎。“逆向选择”理论在各种保险中都有可能存在。在沃顿商学院的一本保险教科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潜在的逆向选择存在于如下事实中：定期健康保险单的持有人可能因年龄的增大和保费的增加而决定终止他们的保险条款。这一行动可能会使保险人面临着低于平均风险的未到期风险比例和未到期索赔比例都可能高于预期。只要个人或团体被保险人有决定是否购买保险的自由、有选择保险金额或保险计划的自由、以及作为保单的持有人有维持或停止保险的自由，逆向选择就会出现。团体保险是美国最普遍的医疗保险形式，其服务对象是身体健康的人，因为通常来说，充分健康是就业的前提条件。同时，这也意味着那些最需要医疗保险的人几乎得不到医疗保险。因为保险公司也有他们自己的“逆向选择”。这是支持老年保健医疗制度的一个重要理由。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老年医疗保健制度有可能取得成功。2.少数民族就业次品理论还可用来说明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雇主可以拒绝雇佣少数民族的人就任某些工作。这种决策可能不是非理性的或是有偏见的，相反它可能是出于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因为种族可以作为一种良好的统计数据，用来判断求职者的社会背景、学历以及一般工作能力。良好的学历可以替代种族这种统计数据。通过将学生按年级排列，学历制度可以比其他表面特征更好地反映一个人的素质。正如舒尔茨论述的那样,“教育机构发现并培养未来的人才。儿童和成人学生的能力只有被发现并被培养才能为人所知。”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也许拥有宝贵的天赋,而在公司付钱利用这些天赋之前,它们必须得到教育机构的证明。但是,提供证明的机构必须是可信的不可信的劣质学校会降低其学生的潜在经济价值。缺乏教育可能对已经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团体尤其不利。因为雇主有可能理性地决定不雇用任何少数民族团体的成员从事重要的岗位,而这又是因为他很难区分优秀的求职者和平庸的求职者。乔治·斯蒂格勒曾经说过“在一个无知的世界中,恩里科费米可能是一个园林工人,而冯·诺依曼可能是百货商店的收银员。”因此即使在劣质学校中学习,也可能通过提高整个团体的平均素质使整个团体而不是个人受益。只有在种族之外加上信息。才能说明少数民族成员参加培训的动机。另一个担心是就业办公室打算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来评估其项目。许多收益可能是外部性的。培训少数民族团体的收益可能源自两个方面整个团体的平均素质的提高和单个受培训者的平均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的收益可能是相等的但是从中受益的是整个团体,而不是个人。3.不诚实的成本次品模型可以用来解释不诚实的成本。以如下市场为例,在该市场中卖主诚实或不诚实地销售物品，对物品质量的说明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误导性的。当然,买主的问题就是辨别产品的质量。市场中存在着愿意销售劣质产品的人可能使市场不复存在一一就像次品车的情况一样。这种可能性就是不诚实的主要成本—因为不诚实的交易可能将诚实的交易挤出市场。在适当的价格范围内,优质产品的潜在购买者和销售者都有可能存在。但是,由于存在着希望以次充好的人,合理的交易将不复存在。因此,不诚实的成本不仅体现在买主被欺骗的金额上,而且还必定包括因合理的交易不复存在而导致的损失。在发展中国家,商业中的不诚实行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模型为上述论断给出一个可能的解释,并说明了与此有关的“外部”经济的本质。实际上,在我们的模型所描述的经济中,不诚实或者对汽车质量的误导性说明将使每辆汽车的效用损失一半。而且它还使旧车市场的规模从N缩减为0。因此,我们可以直接评估不诚实的成本—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有相当多的事实证明,发展中地区的质量差异要大于发达地区。例如,出口产品质量控制的必要性和国有贸易公司可以作为一种指标。例如,在印度,根据1963年的《出产品质量控制和检验法》,大约有85%的出口产品都受到这种或那种质量控制。印度的家庭主妇必须仔细地检查在集市中出售的大米,以便从中挑出石头,这些石头被故意掺人大米中,其颜色和形状与大米一样。比较一下街头市场中参差不齐的产品质量和美国超市中整齐划一的产品质量,我们可以发现,东方国家的质量差异问题比西方国家更加严重。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工业化以前时代的商人成为工业化时代的第一批企业家。这种发展模式的最好例证是日本。但是,英国和美国可能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辨别商品的质量是商人的重要技能。在我们的例子中,那些能够辨认出旧车并能使质量得到保证的人可以和那些能够知道组1和组2两组交易商之间的买卖价差的人获得一样多的利润，而这些人就是商人。在生产中也同样需要这些技能一一即辨别投入品质量的能力以及保证产出质量的能力。这是为什么商人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批企业家的原因之一。当然,问题在于企业家精神可能是一种稀缺资源所有关于发展的教科书都强调企业家精神。有些教科书还把它作为关键因素。假定企业家精神是稀缺的,产品差异会以两种方式阻碍经济发展。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