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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视野中的隋代诗歌隋诗既无南朝诗歌的创新之功，更不及唐诗的彬彬之盛。但作为文学史上的一段客观存在，隋诗的发展轨迹同样昭示了彼一阶段影响文学发展的各种信息。同时，作为南北朝诗歌到唐诗之间的过渡，隋诗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南北文风融合以及诗歌格律化进程的具体依据。在古典文学研究越来越向细致化、深入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厘清隋代诗歌的面貌及其生成的动因对于我们研究整个古典诗歌史、尤其是唐代诗歌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一、隋诗的发生环境南北朝时代政治上的对立并未阻断南、北之间的文学交流，尤其是侯景之乱后，大批南朝士人流寓北朝，客观上加速了南北文学的交流。流寓北朝的南方诗人创作上大多发生改变，如“庾信入北，备尝乱离，文风一变而趋于苍劲”〔1〕。同样的情形还见之于王褒、徐陵诸人。南方作家在改变自身创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朝的文学环境。在庾信、王褒等人的影响下，关陇地区鄙薄文艺的风气有所淡化，出现了一批热衷文学的贵族。在尚文风气原本就较为浓厚的北齐社会，江南文人与本土文人之间的文学交流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出现了以卢思道、薛道衡为代表的一批优秀诗人。相对于前一阶段纯以模仿为能事的魏收、邢邵诸人而言，卢、薛等人看待南北诗歌的态度已经较为理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南北朝后期诗歌的发展既有走入“死胡同”的危险，同样也有开拓“新天地”的机遇。随着隋代的建立和统一，文学发展的整体环境进一步改善。首先是人才的汇聚。“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2〕，客观上为南北诗风的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诚如学者所言：“南北之间的交融，从侯景之乱以后就在加快进行，到隋代而成为文士普遍努力的趋向，不论其自觉还是不自觉。”〔3〕其次是文化的建设。隋代建立之初隋文帝曾下诏鼓励“武力之子，俱可学文”，在尚武风气盛行的北朝社会，这一政策的导向意义十分明显。在隋代的文化建设中，无论是文化实践还是政策引导，杨广的影响远远超过乃父。正是在杨广的干预下，隋代的典籍整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隋代社会的重文之风虽然不能和其前后的南朝、唐代相比，但与原先的北朝社会相比则明显浓厚得多。环境的改善必然会对文学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就诗风而言，隋代南北文风的融合更加细致而深入，杨素、杨广的诗风与卢思道、薛道衡相比个性色彩更明显。其次，诗歌题材较之以前更为丰富，北方诗人笔下咏物、写景题材逐渐增多，南方诗人的边塞题材也不再是纯粹的虚拟之作。第三，出现了一批能够吸收南北之长的作家如杨素、杨广，无论是回归汉魏传统的杨素还是吸收江左文学成果的杨广，其成就的取得与隋代统一的文化背景之间显然具有直接关系。最后，在诗歌格律化的过程中，隋诗同样占据了一席之地。隋代部分诗人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格律意识，部分诗歌置于唐人诗集中也毫不逊色。但是，隋代统一之于文学的影响并不全在正面。封建时代的文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封建君主的态度及其执行的文艺政策。隋文帝本人对于文艺的态度非常冷淡，多次下令禁止俗乐、解散乐工，甚至以行政手段干涉文学。在这种消极态度影响下，隋代前期的文学创作陷入低潮。隋代统一以前，山东士人构成了北方地区文艺阶层的主体，无论是年纪较大的卢思道还是年纪尚轻的薛道衡均已形成兼及南北的诗歌风格。但是入隋后，卢、薛二人的文学活动却鲜见于记载，创作风格也几乎没变，新朝的建立在他们笔下几乎没有任何反映。隋代前期执行关陇本位主义政策，山东和江左士人俱受打击，社会地位严重下降。部分江左文人凭藉文采进入晋王府邸，但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导致他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独立创作的自由。如果将杨广同王府学士的交往与曹氏兄弟同建安文人的交往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简单来说，曹氏兄弟与建安文人的文学交往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层面上展开，作家的创作个性不会因为政治上的依从关系而遭到取消；而杨广与王府学士之间并没有那样一个平台，双方的交往几乎都是以杨广的兴趣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发展只能取决于政治主导者的个人兴趣。从隋代建朝到隋文帝大业四年的23年间，诗歌的发展没有能够延续北朝后期文学渐趋融合的态势，反而呈现出裹足不前甚至片面趋同南朝文风的状态。这与江左诗人一味迎合杨广之文学趣味有极大关系。杨广对南朝诗风的过分迷恋不但导致南方诗人无法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甚至也阻碍了北方诗人的创作。政治统一尽管可以使三地文人汇聚京师，却并未为作家提供真正有效的交流空间，“由于隋高祖为首的关陇军事豪族对江左士族、山东旧族有意识的排斥和打击，这三个诗人群体并未真正走到一起，他们大多沿袭着各自的创作传统。”〔4〕自文人阶层出现以来，大凡文学繁荣的时代，文人之间的交往往往格外密切：西汉的梁园之游、建安文人的南皮、西园之游，正始文人有竹林之游，西晋文人有金谷俊游，东晋谢氏子弟有乌衣之游，唐代初期有以杨师道为核心的安德山池集会，盛唐以后文人交游更加频繁。文人交游对于促进文学繁荣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建安文学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惊人成就，与其时文人之间频繁的交往游宴有直接关系。然而，隋代文人中除了杨素与薛道衡之间数有诗书往还外，其余难得一见，甚至还不如北周、北齐时代南北诗人关系之融洽。概言之，隋代统一为南北诗歌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其实际效果并不如理论上的期待。统一对于文学的积极影响似乎只见之于关陇诗人，而江南士人中再也没有出现像庾信、王褒那样能够将已有的诗歌经验应用于新文化环境的诗人，山东士人中也没有出现可以超越卢思道、薛道衡的诗人。二、隋诗创作的地域格局隋代政治的统一并未在文化领域发生相应影响，隋代诗人主要来自于江左、山东和关陇地区，在缺乏大一统文化观的背景下，隋诗创作依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隋代江左诗人不仅人数最多，文学基础也最雄厚，但江左作家中既不曾出现堪比杨素、杨广的一流诗人，也没有创作出能够比肩卢思道《从军行》、薛道衡《昔昔盐》、《豫章行》的作品。江左诗人向来以文化领袖自居，对于北方文化的兴趣始终不如北人之于南方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对北方诗风的接受。不过，导致江左诗人创作衰退的主要原因还是与社会环境有关。江左政权灭亡后，南方文人大多沦为杨广兄弟的门下清客。在追慕江左文风的大环境中，他们的创作基本上停留在沿袭传统的层面：讲究技巧、强调文采，但缺乏真情实感，审美价值不高。以王胄《奉和赐诗》为例。这首被炀帝评为“气高致远”〔5〕的诗实际上却主题散漫、意境破碎，仅以典故、史实敷衍成篇，完全是汉代大赋的作风。如果一定要将炀帝“气高致远”的评语落实在这首诗上，那么只能说其工整的对仗、雅奥的文辞符合“气高”的评价，但“致远”只能说是过誉。诗歌在这里完全成了装饰之具。虞世基的诗曾被炀帝评为“词清体润”。但在虞氏今存的17首诗中同样看不出“清”、“润”的特点。《江都夏》是虞世基对杨广同题诗的赓和之作，虽然精工细致，但雕琢痕迹明显，风格轻艳。杨广的原作则语言清新流畅，意境疏朗有致，仅“梅黄雨细麦轻横，枫树萧萧江水平”两句即已超过虞诗。因此，真正称得上“词清体润”的反而是杨广自己的诗。杨广身边的江左诗人诗风大致相似，唯一例外的是虞绰。虞绰本为王府学士，坐杨玄感之乱徙边、亡匿、坐斩江都。虞绰现存诗歌仅有一首《于婺州被囚诗》，该诗以朴实自然的语言抒发了沉郁悲凉的感情，既无堆砌典故的积习，也无雕章琢句之弊。虞绰曾深得杨广青睐，其创作的诗歌绝不会仅此一首，诗风也不会与众不同。显然，《于婺州被囚诗》的变化是缘于环境的改变，这个结论对于那些身处“江湖”的江左诗人同样适用。孔德绍，会稽人，曾事窦建德。由于远离宫廷环境，孔德绍诗歌全无应酬之习气，其山水题材诗歌风格清新自然，羁旅、离别题材则通过环境描写刻画羁旅愁情，平淡中蕴含深情，与庾信、王褒入北后作品风格颇为相似。山东地区的文学基础虽不如江左深厚，但要远远高于关陇地区。当庾信、王褒在关陇社会被视为“卑鄙之徒”〔6〕的时候，流落北齐的颜之推、萧悫诸人却受到了来自北齐文化阶层的礼遇。北齐时代，部分诗人已经能够理性地看待南北诗风的差异。“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元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河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7〕这是北齐文人邢劭关于南北文风差异的一段论述，可以看出，虽然邢劭本人的创作依然停留在模仿南朝作家的层面上，但在理论上已经不再妄自菲薄。这是南北诗风进一步融合的思想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理论积累，山东诗人对于南北文风融合的认识和理解要远远高于关陇诗人和江南诗人。山东诗人中以卢思道和薛道衡的成就最高，但卢思道入隋不久即辞世，其时隋代的文化氛围似乎还未形成，因此隋代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山东诗人是薛道衡。薛诗既保留了北方诗歌重质的本色，又有对于艺术技巧的留意，如雕琢字词、注重音韵以及细节表现等，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南北融合的特征。《隋书•薛道衡传》中曾有如下记载：“陈使傅?f聘齐,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f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魏收曰:‘傅?f所谓以蚓投鱼耳’”，“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8〕江南士人素以胜人一筹的文化水平自矜，薛诗能得到南北双方的认可，说明其诗同时兼有南北美学的特质。而以模仿南朝诗风而著称的魏收认为道衡诗歌超过傅?f之作则意味着薛诗在艺术性方面大概还要优于傅作。不过，薛道衡在借鉴南朝诗歌艺术经验的过程中也有“吸其所短”的情况，薛道衡曾自称“吾文章可谓淫溺矣”〔9〕“淫溺”即“淫文溺于所习”，大概是对自己创作中这一倾向的反思和总结吧。卢、薛之外值得一提的尚有孙万寿，孙诗既保留了魏晋诗歌慷慨悲凉的特色，又能够借鉴南朝诗歌的艺术经验，善于构思，精于刻画。与山东、江左文学相比，关陇文学似乎从未出现过繁荣局面。北魏分裂后，衣冠士族尽归东魏。在视文学为政教之具、亡国之因的观念影响下，西魏政权所在的关陇地区文学发展几乎陷于停滞。进入隋代，关陇地区整体落后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诗人的创作水平个体差距很大。文帝时代的诗人除了杨广、杨素外，其余诸人基本上停留在创作的起始阶段：模拟南朝诗风的作家往往失去了个性特色，而能够保持北方文化特质的作品又显得过于“质朴”，缺乏必要的审美元素。炀帝时代情况稍有改观，以杨素、杨广为代表的诗人在诗风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较大步伐。隋代后期的李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一趋势。总体看来，“由周入隋的关陇诗人大多已稍离齐梁纤?、褥丽之境，能用清新、秀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尚武任侠、建立功名的豪雄意气，以及理想实现过程中的郁闷、激愤之情，清新中露刚健之气，艳丽中显宏拔之态。”〔10〕三、隋诗的艺术风貌南人重情而北人重义的传统在隋代诗坛依然非常明显。从诗人的出身看，北方诗人多凭吏干立身，南方诗人常藉文才获宠。以吏干立身，作诗多为抒怀之需；以文才立足，作诗难免应景之求。从作品看，北方文人表现事功、抒发胸臆的作品明显多于南方文人；而南方诗人的创作中奉和、应制类题材占了大部分比例。即使是同一题材作品，南北诗人的表现也是各有侧重。以赠别题材为例。南方诗人表达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离情别绪的渲染，而北方诗人笔下流露的依然是强烈的功名、政治意识。再看边塞题材。卢思道、杨广、杨素、薛道衡、辛德源、王胄、虞世基等南、北诗人都创作过边塞题材作品。北人边塞诗往往既有战争场面和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有个人胸臆的展现，注重细节。而南籍诗人的边塞诗大多未能摆脱入关之前程式化的创作模式，内容流于史实和典故的堆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卢思道《从军行》）；“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写咏鹬剐姓螅?鸣鼓行士卒。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杨广《饮马长城窟行》）这样的作品容易令人产生“独特的这一个”的审美体会以及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而“白马黄金鞍，蹀躞柳城前”、“良弓控繁弱，利剑挥龙泉”、“披林扼凋虎，仰手接飞鸢”（王胄《白马篇》），这些诗句读后只会让人产生似曾相识的印象。王胄《白马篇》整首诗结构脱胎于曹植的《白马篇》，中间穿插、化用了大量史实、典故以及前人诗句。同样是《白马篇》，杨广笔下的游侠是一个以身许国、纵横四方的英雄，而辛德源诗中的主人公却是一个挎宝剑、挽雕弓、乘宝马，驰骋细柳、竞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