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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7年10月號 總第一○三期經濟、社會與傳媒一 引言社會結構的變遷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其中社會網絡的視角尤其盛行1。該視角體現為一種「關係結構觀」，側重的是社會關係模式，即處於不同或相同社會群體之中個體之間的交往過程2，這種觀點呼應了格蘭諾維特（MarkGranovetter）的「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論，認定社會行為和制度受到社會關係的影響，即嵌入在社會人際關係網絡之中3。從社會關係的角度對社會結構進行解剖，已經成為社會學的主流之一4。在傳播學領域，社會關係網絡的建構表現為人際間交往和傳播的過程。隨 通訊技術的發展，手機正在成為新興的人際傳播工具。手機創造了新的社會交往情境，隨之可能帶來社會個體交往行為的變化。考慮到手機在中國的普及現狀5，本文從媒介研究出發，融入了社會學的視角，研究了手機在社會結構變遷中的作用。由於手機具有移動、便攜等特徵，我手機與社會關係建構●蓋博、楊伯漵們 重研究這種新型傳播工具對不同社會關係的強化或弱化作用，以及可能給社會結構帶來的衝擊。具體來說，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的方法，調查對象為18名手機使用者，限定為北京常住人口。考慮到高校學生屬於相對特殊的群體，因此暫不包括在調查對象之內。我們將18份訪談錄音整理為文字，然後根據這些書面數據，進行編碼和比較分析。我們借鑒了社會網絡分析融合階層分析的觀點，引入年齡、性別、收入等社會統計學特徵，以此為框架對受訪者進行比較分析。受訪者被分成3組，分別為青年組（21-33歲）、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中年組，以及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中年組。二 相關文獻回顧：從「網絡化的個人主義」談起互聯網和手機這兩種新媒介的擴散被認為進一步瓦解了傳統的時空概在傳播學領域，社會關係網絡的建構表現為人際間交往和傳播的過程。隨U通訊技術的發展，手機正在成為新興的人際傳播工具。手機創造了新的社會交往情境，隨之可能帶來社會個體交往行為的變化。92經濟、社會與傳媒念6，顛覆了以家庭或組織為初始單元的傳播模式，使個體超越時空束縛直接成為各自社會網絡的中心節點，促成了「網絡化的個人主義」（networkedindividualism）的興起7，使「個人對個人的連接」成為社會的主流連接模式，掀起了「真正的個人化社區」，個體「通過各自的社會網絡獲取信息、協作、秩序、支持、社交和歸屬感」，社會網絡呈現出個人化的趨勢8。在這場社會結構的變革中，互聯網和手機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相互補充的。因此，我們需要參考互聯網的相關研究成果。學界在互聯網與現實社區的關係問題上，存在兩種觀點。消極的觀點認為，互聯網對現實生活層面的交往行為具有破壞作用，它使人們逐漸疏離家庭和本土社區9，更多地投入到以電腦為中介的虛擬社區活動中bk。積極的觀點則指出，互聯網使人們從物理限制中得到解放bl，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互動交流機會bm，加強了個體間的協作bn，鞏固了既有的社會關係bo。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觀點，分別體現了「網絡化的個人主義」的兩個維度：一方面，家庭和本土社區的弱化趨勢是社會網絡個人化、私人化的側面反映和結果，在新媒體賦予個體跨越物理空間的自由的同時，以物理場所為基礎建立的家庭和本土社會必然會受到相應的衝擊；另一方面，互聯網對社會關係的積極作用是社會網絡擴張的前提和表現，借助新媒介，人們可以和不同的人群進行互動和交流，社會個體擁有更多的選擇和機會。在個人社會網絡橫向擴張、「網絡化的個人主義」抬升的過程中，社會網絡的穩定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其中最主要的體現是社會單元的進一步細化和瓦解，家庭和本土社區對社會個體的束縛被削弱了。這種辨證關係在客觀上體現了網絡化個人主義「機會和脆弱」bp的二維特徵。對互聯網持消極觀點的學者認為，人們在網上活動的時間愈長，他們與鄰里的互動就愈少bq。隨 互聯網內化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愈來愈多的研究發現，互聯網不僅有助於弱關係的形成和維繫，同時也鞏固了強關係和親密關係br。事實上，強關係在新媒體出現之前已經呈現出超越鄰里的特徵bs，而互聯網和手機使人們進一步擺脫了物理束縛，使社會網絡日趨複雜和多元。因此，在探討新媒體與社會關係這個問題時，應當超越簡單的二元範式，從多個角度分析新媒體對現實層面社會交往行為的影響。一些學者已經在針對新媒體傳播行為的研究中，注重既存社會關係的影響bt。我們的研究吸收了這種思路，進一步將手機傳播中涉及的社會關係進行分類比較，以此希望更準確地把握手機在北京居民社會關係建構過程中的作用。互聯網與手機具有很強的相關性，但是二者也存在明顯的區別。針對手機的研究一致認為，手機加強了個體的社會交往能力，對現實層面的社會關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手機使用者比非手機使用者更善於交際，通過手機上網的用戶明顯比通過個人電腦上網的用戶更多地投入到社交活動中ck，通過手機收發電郵也增強了人們的社交性cl。此外，手機提高了個人在建構社會關係過程中的選擇性cm，維繫和鞏固了已有的社會關係cn，對促進面對面的傳播活動也具有積極的作用。例如，它使人們能夠隨時、隨地約定聚會的時間和地點，也有利於手機瓦解了傳統的時空概念，顛覆以家庭或組織為初始單元的傳播模式，使個體超越時空束縛直接成為各自社會網絡的中心節點，促成「網絡化的個人主義」的興起。手機與社會93關係建構人們之間的互動協調co。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在中國的使用主要是在辦公地點和家庭等固定場所，而手機則具有更強的移動性，因此有助於將私人空間進一步下放到個人空間，使「個人對個人的連接」內化為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傳播模式。正如威爾曼（BarryWellman）指出，手機在提供個人對個人的連接上明顯要比個人電腦更進一步cp。手機的這種個人化連接方式在本質上迎合了社會網絡的個人化趨勢，並預示 「網絡化的個人主義」的興起。三 手機與社會網絡建構建立社會關係的要素是社會交往行為，而社會交往行為往往置定於特定的社會空間範圍內。空間觀念的轉變通常會直接影響社會關係和社會網絡，使之發生變化。在新媒體出現之前，固定電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會交往活動對物理場所的依賴，促使社會結構由建立在物理空間共存感之上的「小盒子結構」向「全球地方化的社會結構」轉變cq。這種轉變的核心意義在於進一步解放了社會空間，使人們能夠超越本土社區，利用傳播技術直接與外界聯繫起來。在此基礎上，手機等新媒體的出現，進一步重新定義和劃分了傳播空間，使人們從根本上改變了交往行為和社會關係模式。如前所述，手機傳播增強了社會關係中的個人選擇性。由於個體的社會網絡由家人、朋友、同事等多種關係構成，所謂的選擇性交往具體就體現為手機在維繫這些關係中的使用強度和頻率。在下文中，我們將逐一分析所調查的北京居民如何利用手機與這些不同的社會關係進行交往，進而建構和維繫個人的社會網絡。（一）家庭的視角：家人和親密關係在手機傳播中，家人間的聯繫佔據 重要的地位。這次調查顯示，父母和子女間的手機傳播幾乎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這類傳播在本質上通常具有表達情感的作用。例如，父母不住在北京的受訪者會定期給異地的父母打電話。這與一些針對外地務工人員的手機調查結果一致cr。大多數受訪者對基於血緣的這種親密關係都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度。有的受訪者還與兄弟姐妹、表親、甚至是姑表姻親建立了強關係。在父母—子女間的手機傳播中，性別不同的受訪者表現出不同的模式。通常情況下，母親和女兒更傾向於主動地維持這種關係，會更積極地與家庭其他成員聯繫，扮演家庭紐帶的角色。在日本的一項手機調查中，全職家庭主婦在維繫家庭關係，特別是父母—子女關係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們通常比男性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與子女交流，包括通過手機進行聯繫cs。我們的調查發現，儘管受訪者的家庭主要是雙職工模式，母親在這方面的作用仍高於父親，而年輕的女性受訪者也相對更主動地和父母、家人聯繫。雖然夫妻間與父母—子女間的手機傳播的強度比較相似，但是相較於後者，夫妻間利用手機進行情感表達的程度較低。儘管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說他們會經常和配偶通過手機聯繫，但是他們更多是出於工具性甚至監控的目的，其中又以協調日常家庭手機傳播增強了社會關係中的個人選擇性。由於個體的社會網絡由家人、朋友、同事等多種關係構成，所謂的選擇性交往具體就體現為手機在維繫這些關係中的使用強度和頻率。94經濟、社會與傳媒事務為主（例如孩子放學誰去接他／她回家等）。相處比較久的男女朋友之間的手機傳播，也主要以工具性目的為主。一位32歲的銀行會計這樣描述他和交往了五年的女朋友之間在手機使用上的變化：現在（和女朋友）打電話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聯繫，更多一點，不是以前，以前是一種感情的交流啦，現在可能就事說事兒，溝通的問題，就是一個溝通的工具啦。相比較，年輕、未婚的受訪者更傾向於利用手機隨時隨地與具親密關係的人士進行情感溝通。而一些單身或離異的受訪者，也利用手機，特別是短信，維繫跨城市的親密關係。手機短信之所以在維繫親密關係中佔據重要地位，不僅因為它的收費標準相對比較低，而且與中國傳統的含蓄型情感表達習慣相關。儘管短信有助於青年男女之間表達感情，但是訪談也顯示，手機傳播只是發展和鞏固親密關係的一種手段，正如一位27歲的雜誌編輯在訪談中所提到的：短信（在維繫親密關係中）的功勞只是一部分吧，因為，嗯，像我說發這種，我發這種情感類的這種短信的對象，肯定我跟他們還有其他的方式去做交流，比如說在網上聊天或者說見面聊。那我覺得即使說我們的關係有，怎麼講，有這種進展的話，或者說有任何更親近的趨勢的話，也不僅僅是短信完成的，短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從技術層面上講，手機具有高度的便攜性，使人們可以在任何場所和情況下自由地選擇和外界聯繫。這意味 對家庭空間的挑戰，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對個人的制約作用，這一點在一些已婚受訪者的訪談中表現得尤其明顯。隨 新媒體的出現，家庭的「圍牆」正在逐漸鬆動。在公共場合，人們得以通過手機與不在場的社會關係進行聯繫，借助手機建立起「對話空間」或者說「內部空間」ct，公共空間的整體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為以個體為中心的相對獨立的單元。手機這種割裂物理空間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公共場所，即使在相對私密的工作場所和家庭空間也發生手機具有高度的便攜性，使人們可以在任何場所和情況下自由地選擇和外界的聯繫。這意味U對家庭空間的挑戰，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對個人的制約作用。隨U新媒體的出現，家庭的「圍牆」正在逐漸鬆動。手機與社會95關係建構了類似的變化。公共空間私人化的同時，以家庭空間為代表的私人空間也出現了個人化的趨勢。家庭空間的個人化在更深的層次上彰顯出手機對社會網絡和社會結構的影響。一位41歲的男性已婚受訪者就談到了他和婚外女友如何利用手機保持聯繫：「我們約見面就是先在MSN上說好哪天見面，然後到約定時間了就用手機確認一下，就像今天一樣，發個『我已到』，發個短信。我也告訴她：『我要到了』或『我在路上，請你等會兒』等等。」同樣，他們也會通過手機短信協調網上聊天的時間。手機、特別是短信服務，通過重新界定私人空間，在客觀上有利於這些婚外親密關係的維繫和發展。手機短信已經被認為屬於隱私的範疇，幾乎所有的已婚受訪者都指出他們從不會查配偶的電話或短信記錄。從這個意義上講，手機的傳播空間逐漸被社會認定為私密空間。在家庭的物理空間內，它為人們與外界不在場的親密關係進行互動提供了可能和方便。儘管手機對生活空間的重新界定並非直接破壞家庭的決定力量，但從宏觀而言，社會個體在家庭中通過手機接聽私人電話和收發短信，正是社會結構日益離散化、社會單元由家庭向個人進一步下放的重要體現。在比較分析中，我們發現，這種趨勢在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已婚受訪者中尤為明顯，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已婚受訪者使用手機的頻率明顯低於地位較高的受訪者。在後者為數不多的手機傳播中，也以功能性目的為主。此外，低收入或藍領群體的受訪者也較少有婚外異性朋友和親密關係。一位33歲的自行車修理工這樣描述：我很少除了老婆之外交異性⋯⋯倒不是怕老婆，就是沒太習慣，沒有太大必要。因為我在忙活，活啊，出去休息的時間比較少⋯⋯我這個人是有甚麼都自己扛±，自己負責。不愛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