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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研究》第十六卷第一期，頁1-28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帝國邊區的客庄聚落：以清代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1890）*陳秋坤**摘要從帝國邊區的比較視野看來，清代屏東平原客庄聚落的地權結構顯示公共產權特別發達。包括祭祀嘗會田業和神明組織購置的以租粟為主的田業，約佔全聚落總田地面積70-80％。其次，客庄從1700年代發展出來的半軍事化民團組織「六堆」，結合村庄管事、宗族領袖和家族長老等掌管田業和社會救濟組織的精英，形成屏東平原一股有機的政治經濟勢力。本文認為，客庄先民因清初政府獎勵墾戶佔墾政策，先以佃戶身份，向閩籍業主墾戶接洽土地租佃生產關係。稍後，運用投資工本改良土地的途徑，轉化為田主階層，並建立排外性的聚落。由於客庄居民的墾地，位居屏東平原最富地下水源的農耕地帶，促使客庄享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稍後，因緣於頻繁而長期的閩、粵分類械鬥事件，逐漸建成兼具防衛與攻擊的民團組織。關鍵詞﹕清代、屏東平原、客庄、閩主客佃、嘗會、公共田業、六堆、富水層*本文為參加中央研究院主題計劃「歷史視野中的中國社會比較研究」（2007-2008）部分研究成果。筆者感謝總主持人王秋桂教授和陳永發教授的支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來稿日期：2008年12月19日；通過刊登：2009年3月24日。2臺灣史研究•第十六卷第一期一、前言二、清初佔墾風潮與閩主客佃生產關係三、客家田主階層的形成四、客庄公業組織及其規模五、管事與六堆聯盟的權力網絡關係六、結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元一六九八年秋，居住濫濫庄的溫，張、林、鍾等數姓青年，沿河來到萬巒鄉二溝水（現已崩消）發現官倉肚一帶未開拓之地，乃即遷居屋場（又曰庄坪）是為萬巒開庄之始。有一天午後休息時，忽發覺耕牛失蹤，於是全體出動，跟隨牛腳跡追尋。然叢林之下，不見天日，只好披荊斬棘，費了半天，才到離庄坪不過二公里處，發見牛羣在水塘嬉嬉混浴。農民們趨前一看，原來是一口如噴如湧的泉塘，當時苦於缺水，大家喜出望外，乃決定遷居於此。泉水在今萬巒鄉萬和村，李氏宗祠左傍，鄉人稱為「仙人井」。乃以此為中心，建設萬巒庄。既認定前途有望，即派人回濫濫庄，甚至遠回原鄉，邀集大批農民來此墾荒，闢出良田百頃。以後逐漸開拓頭、二、三、四、五溝水及其他地方，一共十三庄。將此井之由來敘述於茲，作為立碑感念之誌。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萬巒庄）李作尚公嘗撰文，「仙人井碑誌」1一、前言本文試圖從清朝邊區拓墾的比較視野，敘述清代早期土著和漢人墾佃在臺灣開墾過程中，經由政府地賦政策和土地商品化，逐漸建立以家戶為地權所有單位，並以村庄作為納稅單元的體制。2文中選擇位於臺南的臺灣府城3政治經濟1尹章義總編纂，《萬巒鄉誌》（屏東：萬巒鄉公所，2008），頁481。2臺灣歷經荷蘭人、明鄭和清朝的統治，在文化、經濟形態和族群關係方面，都呈現地區性的特色。帝國邊區的客庄聚落：以清代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1890）3中心的邊區──屏東平原──作為論述焦點，主要原因在於邊緣地區的佔墾和開闢，可以反映初期政經勢力的運作以及移民墾佃落地化（territorialization）的過程。4所謂「落地化」，主要指國家權力為求控制人民和自然資源而將移墾聚落「村莊化」，以便強迫人口定居在一定地籍上的宅園。其次，政府為求能夠收到定時的地稅，經常利用地方權力中介，例如，「管事」或保甲系統，清查戶口和訂正田甲業主資料，並限定以家戶作為產權納稅單位，從而落實土地稅源。屏東平原最早是平埔族馬卡道族群的領域，不過在十八世紀初期，即在臺南府城有力之家的佔墾下，大規模化為水田蔗園，促使抽象的地理空間變成土地商品。國家也運用這些不在地業主招攬墾佃，建置草寮，結成村庄，乃至形成納稅單元。至於墾佃先是候鳥式來臺拓墾，「春來秋去」；稍後，在永佃權的誘因下，利用投資工本闢土成田的形式，換取獨立典賣的田園經營權利，轉而形成田主。在許多粵籍佃丁集中的聚落，則採取推派佃首充當「管事」的辦法，負責包攬村庄的稅務，從而避免衙役藉口清查漏報田業，隨意進村勒索。在墾戶和管事的中介下，屏東平原的草場在康熙39年至59年代（1700-1720）快速墾闢成水田蔗園，形成臺南府城最為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簡單說來，屏東平原的拓墾歷史過程，可以說明幾個現象。其一是農村土地分配不均，在十八世紀初期即已出現雛形。在1700年至1900年間，屏東地域的多數耕地都在臺南府城和在地業主的佔有下，形成大業主、小佃戶格局。其次，在不均衡的地權分配格局當中，卻因複雜的「一田多主」地權結構，促使墾佃得以和業主同享土地所有權利。許多佃戶因投資改善土地，或是典買「田底」（永佃），晉升為「田主」，得以獨立處理佃作權利。為此，租佃關係並不是簡單的租田納租，而是牽涉到地權分配關係。其三，許多客家墾佃投資田業經營權利，尤其在清代早期，為求快速恢復農村生產秩序和徵收可靠的稅收，地方政府運用各種中介人物，例如部落通事、村莊管事和具有政商關係的富戶，開發土地資源，發展稻作蔗糖，意圖建立每年固定的稅賦。這些轉化過程，牽動土著自我意識的涵化，以及地理空間的資本化。有關同時期清帝國邊區的族群涵化形式，參見PamelaK.Crossley,HelenF.SiuandDonaldS.Sutton,eds.,EmpireattheMargins:Culture,EthnicityandFrontierinEarlyModern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6),‘‘Introducntion,’’pp.1-21.31684-1887稱為臺灣府城，1887-1895年則稱臺南府城，以下本文將位於臺南的臺灣府城，簡稱臺南府城。4本文使用落地化概念，取材自PeterVandergeestandNancyLeePeluso,“TerritorializationandStatePowerinThailand,”TheoryandSociety24:3(June1995),pp.385-426.筆者感謝康豹教授提供本項資料。4臺灣史研究•第十六卷第一期轉成田主之後，傾向於將多數田園劃歸祭祀公業，或是限定家族共有的田業。至遲到1950年代，大多數所謂「純客」村庄的地籍簿冊顯示，約有60-70％耕地登記為公共田業。最後，客庄具有綿密的社會組織。在管事掌管全村的田業稅賦之外，另有著名的「六堆」民團以及跨越村庄和宗族的祀典嘗會，凝聚整個客家住居的村落。本文試圖分析這些基層社會組織的源流及其變化。二、清初佔墾風潮與閩主客佃生產關係明治36年（1903）世代居住在臺南府城的大租戶盧乃聰家族，具狀向日本殖民政府設立的「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申訴，表示他祖先盧愧如曾於康熙44年（1705），夥同林歧鳳和李咸林等湊股組合「盧林李」墾號，前往屏東平原向土著（阿猴社、上淡水社）購買下淡水溪至東港溪以西廣大的草埔，旋後招攬大批粵籍客佃前去拓墾，起蓋草寮聚居，先後墾成海豐庄、崙上庄、香楊腳庄、火燒庄、潭頭庄、份仔庄、頂下庄和科戈庄等七個庄頭的大租田業（簡稱租業）。5其中，林姓業戶分得海豐庄和崙上庄租業；6李姓業戶分配火燒庄和香楊腳庄等庄租業。其餘三庄租業劃歸盧家，約計一千餘甲。此後，一百餘年，盧家長期以不在地業主身份向137名佃戶抽收大租，「歷管無異」。不幸，道光元年至10年間（1821-1830）貫穿村庄的隘寮溪爆發洪水，淹沒頂下庄和科戈庄，沖崩整片田園。等到光緒元年（1875），河道幾經變遷，原來埋沒在河道的田地恢復成可耕地。盧乃聰先父於光緒9年（1883）招雇臺南附近農夫前往復耕。無奈，因土質不良以及地方動亂，只得撤銷佃墾。不料，近鄰粵籍客民卻乘機佔墾。明治34年（1901）殖民政府推動土地調查，要求所有人登報產權。盧家於是擺設宴席，邀請地方警察、庄長和各庄佃人前來認納大租。然而，若干「荒暴」的粵庄頭人「欺聰乃臺5盧家137名佃戶，除了3名納大租8石以及另一名佃戶納現銀20元，其餘大租數額都在1石左右。這些大租顯示大多數佃戶都是耕地不到1甲的小農，生產水稻和甘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編號4418，第226卷，〈臺南市盧乃聰申訴狀〉。6林家後人林陳岸（第三房）在光緒20年一份絕賣契約內，指出其先祖與盧、李二家共同備資開墾草地，並配得海豐庄科科林等處大租。1897年林家第四房林番薯因乏銀應用，杜賣祖先遺下嘗業。參見王世慶主編，《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館藏，1977-1984），第6冊，06-0303-292200、06-0303-33224。帝國邊區的客庄聚落：以清代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1890）5南人氏，長途遠隔」，唆使佃人拒寫大租申告單，乃至無租可收。盧氏認為佃戶抗納大租，於是將祖先遺留的田契書據，連同各庄佃人名稱、土地坐落和納租額，一併交給阿猴廳長官，轉交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辦理大租權訴訟事宜。大租戶盧家的例子，具體見證十八世紀初葉屏東平原的佔墾風潮。臺南府城商家富戶，利用官方鼓勵開墾，拓展稅源政策，合夥湊資組成墾號，然後向地方官申請開墾執照，或是逕向土著業主商洽土地租佃，佔據大片草地。然後，招攬大批移民，其中許多來自粵籍客鄉，充當墾佃，坐收租粟。這種「閩主客佃」租佃關係可以維持將近二百年（1705-1900）；讓遠住臺南府城的不在地業主家族得以透過私人管事，代為監督佃農，抽收大租。其次，在137名佃戶中，年納大租10至20石者3名，另有2名繳納園租現銀10-20元（墨西哥銀元，每元重0.68兩），其餘都是1至6石的小額佃農。在地權結構上，明顯呈現大業主、小佃戶的格局。另外是地權的認定問題。盧家在客庄的大租田業曾經在嘉慶15年至光緒元年間（1810-1875）因河流泛濫而變成沙礫滷地，不適種植。沒人佃作，自然無租可收。問題是業主可以長期佔有洪荒之地，等到田土回復又可以向原佃或現佃收取大租？盧家與粵佃的爭執，一方面固然是盧家為不在地業主，無法親身監督佃人，另一方面可能是客庄的集體意識，抗拒荒地回復的地權認定。另一個更著名的大租戶例證，則是征臺將軍施琅的遠親施世榜（號文標，1670-1743）。7他在康熙46年（1707）前後，佔墾東港溪以東上淡水社和力力社草埔。稍後，利用康熙60年（1721）朱一貴動亂事件，捐資帶眾助軍平亂有功，獲准攜帶二千墾佃，就地開墾，建立萬巒庄等5個大型庄頭的租業，約佔一千四百多甲，每年可收一萬多石以上大租稻穀。施家子孫分住臺南府城和泉州，每年委派管事在庄園的公館收租，再將米穀運送府城。1750年代，施家子孫分家析產，將屏東地區的租業包裹轉賣臺南商家陳思敬（陳元英）家族掌管。乾隆37年（1772），同批租業在地方官主導下，轉賣高樹地區鹽樹庄陳鳴珂家族。嘉慶24年（1819），陳家無力管業，乃由臺南府吳姓、陳姓和張姓家族等三家合股組成「達三堂」墾號，承管租業。道光4年（1824）「達三堂」拆股，合夥的張家將股權轉賣吳、陳兩家承接，另組「吳陳」商號，繼續管理租業。等到1890年7施世榜，福建泉州晉江人，康熙36年鳳山縣拔貢生。在屏東平原佔墾田園致富之後，將資金轉投資在彰化平原開鑿著名的「八堡圳」（又名施厝圳）。6臺灣史研究•第十六卷第一期代，「吳陳」因積欠外商債務，被迫在官方主導下，將租業轉賣高雄著名糖業買辦家族陳福謙（商號「陳順和」，子孫陳日翔、陳文遠）。同一地塊經過二百多年的轉賣，始終由不在地業主輪流管業。8三、客家田主階層的形成在閩籍大租戶之外，另有粵籍墾佃自行向土著業主接洽開墾權利。例如，雍正5年（1727）一群漢民（依據1930年代村民祖籍調查報告，應為創建客庄的先祖）在「佃首管事」林永統的帶領下，共同向茄藤社土官認墾林邊溪上游糞萁湖草地。合約規定，佃民墾成水田，每甲納租7石，熟園4石。同樣地，佃民不願耕作之時，也可享有自由出退「田底」的權利。茲抄錄合約重要內容如下：同立合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