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论战看经济学家的立场选择

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论战看经济学家的立场选择回望经济学发展的“历史的天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年～1823年）和英国庸俗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年～1834年)无疑是其中两颗熠熠生辉的巨星。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观点和立场是如此的不同，他们的争论在他们结识后就全面展开，并一直持续到李嘉图离开人世。他们关于“普遍供应过剩”之争被称为经济学界的五次大辩论中的第一次①，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经济学发展史上最著名的一对论敌。但这些丝毫不影响他们终其一生的深厚的私人友谊和他们各自在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没有影响到后世对他们两人的思想和理论贡献做出高度的评价。他们的经历可以给予今天的经济学家很好的启示。一、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在论战中的基本观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旷日持久的论战主要在经济危机理论、《谷物法》②的存废和价值理论等方面展开。（一）“普遍供应过剩”之争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供应过剩”学说的第一人。马尔萨斯在哲曼·加尼尔、劳德代尔、威廉·斯彭茨等人关于生产过剩可能性观点的影响下，并从生产超过消费的事实中得出存在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可能性这一结论。他认为：对积累的异常热情必然会使商品的供给超过这种社会的结构和习惯所能容许的有利的消费的程度，加之机器的使用会提高生产率，增加产品供给,尽管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那部分生产可以创造其自身的需求，但用于生产“便利和奢侈”的那部分生产的需求则无法在节俭的生产性工人或热衷于积累的资本家那里产生，如果社会上没有“非生产成分”（如土地所有者）的消费习惯的存在，大批的此类商品将没有市场，因而会出现普遍供应过剩的情况。对所有商品立刻发生不足的有效需求会导致随之而来的对劳动力也将发生不足的有效需求，结果将是商业停滞,许多工人失业。李嘉图则秉持着对萨伊定律③的坚定信念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如果资本家和地主很迅速地积累，结果将是劳动力的工资很高和预付资本的利润很低。劳动力在获得了高工资之后，工人将需要和消费更多的商品，销售工人生产的商品将毫不困难，所以不会“普遍供应过剩”。同时，由于利润也低，所以资本家和地主无疑将降低他们的积累速度。下一年，他们自己将消费多一些，预付少一些资本，从而引起工资削减,并使利润率恢复到适当水平。此外，从长期看,如果高工资保持一段时期，人口就将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供应的增加将使每个工人的工资减少，这样，利润至少将部分地得到恢复。这时增加的商品一部分将被增加的劳动力所消费,一部分将被资本家和地主所消费，结果也不会出现商品供应过剩。（二）《谷物法》的存废之争亚当·斯密以后的短时期内，英国在粮食的供应上从一个一贯的谷物出口国变成了谷物进口国。谷物价格猛涨，于是有胆量的商人开始在国外购买小麦和燕麦，把它们运入国内销①接下来的四次大辩论分别是：马克忍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经济增长的限度，能源与增长。②英国1815年制订的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规定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目的是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1846年，该法被废除。③萨伊定律（Say'sLaw）：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一书中首先明确提出的，“供给创造需求”是对萨伊定律最常见的表达形式。售。地主的收入取决于他售出作物时的价格，海外来的廉价谷物泛滥市场是地主们所难以忍受的。地主贵族凭借自己在议会中的支配地位颁布实施了旨在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1815年2月3日和10日，马尔萨斯先后发表了《地租的性质与发展及其支配原则的研究》和《对限制国外谷物输入政策的意见的研究》，为《谷物法》的实施及政府提高谷物限价进行辩护。他认为：谷物法使谷物价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有利于地主地租收入的提高及其需求的扩张，进而促使商品价格上升和利润的增加。而且，谷物价格的提高也是有利于工人的，因为工人的购买力是紧密地同谷物价格相联系的。因此，马尔萨斯主张国家干预谷物贸易，但是并不主张采取严厉的措施，通过极高的关税来禁止谷物的进口，而是认为应该用一种适度的关税来调节谷物的进出口，让关税起一种安全阀的作用。1815年的晚些时候，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与发展及其支配原则的研究〉和〈对限制国外谷物输入政策的意见的研究〉》①一书，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他认为：谷物价格上涨和地主占有地租，引起工人名义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的下降，妨碍了资本积累，不利于工业资本的发展；地主则倾向于将财富浪费在奢侈品上，而不是进行投资，因而《谷物法》会导致英国经济停滞。李嘉图主张允许谷物自由贸易，进口低价谷物，以降低工资，增加利润，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三）价值理论之争按照马尔萨斯的看法，供给和需求原理决定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他在其1820年4月出版的为反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而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价格提高的原因是需求者的人数、愿望和手段的增加，或供给的短缺；而价格降低的原因则是需求者的人数、愿望和手段的减少，或供给过多。值得一提的是，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正是其“普遍供应过剩”学说的理论基础。李嘉图不仅是自由贸易的积极的倡导者，而且在劳动价值论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②李嘉图在读了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之后,对其主张的价值理论格外反感，马上撰写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对其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还重申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的一贯观点：“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商品内容尽管变化多端，除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量，任何别的原因，其影响总是比较轻徽的。”③二、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在论战中的立场从《国富论》④问世40年以来，英国国内分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一个是正在发展的实业家，他们在忙着经营工厂，与议会取得联系，增长在社会上的威信；另一个是大地主们，他们有财有势，大都是根深蒂固的贵族，对于这些他们认为庸俗无耻的暴发户（实业家）的侵占行为抱忿恨态度。马尔萨斯在论战中极力鼓吹“普遍供应过剩”学说，并十分荒谬地企图证明只有保持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地主贵族享有穷奢极欲的权力，才能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解决“普遍供应过剩”问题和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并不打算掩盖①正是为批驳马尔萨斯的这篇论文的发表，引出了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写作和出版。②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就连李嘉图自己也无法清楚解释的两大难题：（1）是如果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是等价交换，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利润问题；（2）如果等量资本所推动的活劳动不等，从而形成的价值不等，那等量资本怎么可能取得等量利润？而马尔萨斯正是抓住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对李嘉图发起攻击。③《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第63页。④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作者是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年～1790年）。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突出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他们的贫困确实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着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在关于谷物价格和《谷物法》存废的辩论当中，他针对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地租上涨于社会有害的观点，力图证明地租的上涨，不仅使地主获得了利益，而且也会使整个国家富裕起来。地租上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国家繁荣和财富增长的“最确定的标志”。因此，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地主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是分不开的。”十分直白地为土地贵族的社会作用和利益辩护。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中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而工人的纯收入——工资，同资本家所得——利润是直接对立的，而利润和地租也是对立的观点。这个学说首先把土地所有者推上了同广大劳动者、甚至同产业资本家完全对立的地步，从而深深地刺痛了土地贵族的神经。1819年，李嘉图在英国议会上院购买了一个代表爱尔兰的席位。作为议员，李嘉图对《谷物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积极主张废除旨在保护英国国内农业的《谷物法》，同时,他还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有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无疑，李嘉图站在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立场上。李嘉图并不讳言他对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反感并发出挑战：“地主的利益是始终与社会中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对立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观点和立场十分鲜明，但不论是李嘉图还是马尔萨斯，都无意充当某个阶级代言人的角色，只是由于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突出成就和因此而形成的广泛的影响力，使得当时处于激烈斗争中土地贵族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根本利益，选择运用他们的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作为斗争中最有效的理论武器。经济学家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真正作用决不仅仅是他们所选择的立场能够决定的。三、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立场选择（一）不为个人利益李嘉图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院式教育的业余的天才经济学家，他的学术观点使他成为了地主的“敌人”，而他自己就是个大地主和大富翁。凭借其惊人的商业天赋，26岁起在证券行业里走上了致富之途。在他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李嘉图还是以土地贵族和上层英国国教徒为核心的政治派别托利党的成员；马尔萨斯一生都在从事学术研究，是个清贫的职业学者。1805年马尔萨斯受聘任东印度公司创办的黑利伯里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1819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他的著作曾强烈地影响到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对于这些，马尔萨斯曾有一段十分有趣的评论：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离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二）不计个人恩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在学术观点上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对挚友。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三）不图个人虚名李嘉图无疑是伟大的，他的商业天才和经济理论在当时都备受推崇，以致于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要查问，她们会不会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们。尽管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在身后毁誉参半，而在他生活的时代里，却是一个公众形象不佳的人，备受社会各界的攻击和挪偷。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在一开始被广泛传阅并受到赞美，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众多的反驳。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马尔萨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则人们漠然视之。马尔萨斯的研究非常尊重事实，但有时在李嘉图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面前失去了应有的光彩。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论战中，在当时看来，马尔萨斯常常是扮演失败者的角色，①但马尔萨斯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学术立场。（四）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的影响李嘉图出生于伦敦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他12岁的时候，就曾被父亲派到荷兰的商业学校留学。14岁时，他跟随父亲进入伦敦证券交易所学习金融运作。因为和一个父母反对的姑娘私奔而与家庭决裂，21岁的李嘉图只得独立开展证券交易活动，很快便获得成功。这段年轻时的经历一方面为他本人日后摆脱其平民出身，成为土地贵族进入上流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促使其养成了勤奋好学的品格，也因此对当时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新兴的工业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