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第三单元话题（一）小说的灵魂──主题1．写不厌的“母题”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些生活哲理和思想感情是能够跨越时空而存在的。这些反复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类的精神现象和基本行为，被称为“母题”。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主题，其实就是对这些母题的一种个人阐述与发挥。母题的魅力在于它能够连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它不因时间或地域的不同而变化，从而表现出某种超然的客观性。而每篇小说的主题都蕴涵着作家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显示了作家的主观倾向性。比如同样执著于“爱”的母题:梅里美《嘉尔曼》的热辣而决绝，充满了性情之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的迷惘而哀婉，透露出对战争的谴责；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的欲罢不能，仿佛使我们都沾染上野性的迷狂；杜拉斯《情人》的至死不渝，则穿越了情爱在世俗偏见中的沉沦。卡门呼啸山庄同一篇小说的主题也可以同时涵盖多个母题比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涉及了“爱与恨”、“美与丑”等多重主题曹雪芹的《红楼梦》更是一唱三叹、百转千回，道尽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巴黎圣母院红楼梦2．主题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小说的主题往往不是单一的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讨论的是善与恶的合理性，作者在小说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是饿死呢？还是当强盗呢？”那个仆人一直在善与恶的边缘徘徊，当他先前谴责别人时，我们认为有理；当他以恶制恶时，我们也觉得合理。然而，善与恶怎么会同时具有合理性呢？小说只给了使我们困惑的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罗生门缘于作者自我价值判断的含混莫泊桑久负盛名的小说《项链》小说的主题究竟是想谴责玛蒂尔德不切实际地爱慕虚荣，还是在同情一个不失自我尊严的小人物被命运捉弄的不公？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宁娜》时，初始意图是想写一个背弃宗教原则的妇女，背弃了忠实可靠的丈夫与别人通奸，最后遭到惩罚的故事。作者对玛蒂尔德既有嘲笑、又有敬意，既有叹息、又有悲悯，反映到小说的主题上也自然是五味杂陈。但在小说里，我们却看到托尔斯泰不由自主地将女主人公从一个“恶妇”变成了举止高雅、感情真挚的“贵妇”，慢慢地偏离了小说构思时的“预定”，变得游移和犹豫起来。作者对安娜的同情为小说注入了不安和怀疑的因素，而主题的矛盾性本身又反过来为作品增加了迷人的魅力。安娜·卡列尼娜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主题表里之间的矛盾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以吉姆佩尔的视角自述其傻，暗含着对虚伪、丑恶的人类社会的批判。但在叙述的表层，却没有流露出一点对侮辱和损害他的人们的怨恨，而是以德报怨地娓娓道来，令人在同情的同时充满了辛酸，作者对不公正社会的谴责溢于言表。傻瓜吉姆佩尔（二）主题的形成1．以思想为目的的小说霍桑曾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序言中谈到，“为了突出寓意而削弱故事，必将事倍功半，就像人把大头针插进一只蝴蝶，夺去它的生命，使之僵化并破坏了它优美的风姿”。两种构成模式：1、倚赖人物来表现主题《丹柯》属于这一类，无论是暴风雨还是人们的责难，都不能改变丹柯的信念和理想2、侧重事件来表现主题《炼金术士》属于这一类，少年圣地亚哥先后遇到了算命的吉普赛老妇人、撒冷之王、炼金家甚至打劫的难民，但正是在这些人有心或无意的引导下，他才最终获得了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财富。比起丹柯一以贯之的坚定和执著，圣地亚哥却是在一步步地成长中领悟人生真谛的。主题常用表达方式象征《老人与海》中，一个老渔夫在海上与一条罕见的大鱼搏斗了三天，终于征服了它。在返程的途中，他又不得不与来抢夺大鱼的鲨鱼群搏斗，最后只带着大鱼的骨架回到了家。小说之意在于通过这个故事展现人与命运的搏斗。老人在海面前，是渺小的，如同人在命运面前一样。然而老人却不屈服于海，不屈服于命运。“你可以消灭他，但却打不败他”，这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2．以故事为目的的小说小说最大的魅力之一就在于讲故事，这也是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经久不衰的秘密所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世界各国长期名列畅销书榜首的小说的作者都是讲故事的个中好手。这类小说的题材也很好把握，不外乎是悬念叠生的侦探故事、缠绵悱恻的言情小说、神秘离奇的魔幻寓言，还有华语世界长盛不衰的武侠小说等。这些故事虽编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但却是轻松好读的消遣读物，可以舒缓人们的精神压力，为人们带来审美的愉悦。故事小说但细细分析，这类小说中的佼佼者又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单纯讲故事的目的上的。《福尔摩斯侦探集》虽也依循一个侦探故事的大框架，却间接地折射出伦敦社会的世态，上层社会的虚伪、警方官员的玩忽职守、大家族内部的纷争、贫富的分化；扶危救困，匡扶正义更是它的题中应有之意；而福尔摩斯的智慧、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化学、心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更影响了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三）主题的实现1．小说的忌讳：“主题鲜明”小说的主题显然与一般文章的主题不太一样──它往往不是单纯的、用一两句就能概括的。阅读小说的过程是一种美妙而丰富的体验，而论说文似的明晰晓畅的主题一旦出现在小说中，就会显得干巴巴的索然无味。因此小说家似乎陷入了矛盾：既想表达想说的，又怕被读者一眼看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注意避开“主题鲜明”的陷阱，而在通往主题的道路上费尽心机。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以一起发生在莽丛中的凶杀案为背景而展开，小说的叙述人完全隐匿，直接让案发的目击者或当事人走到前台来告白真相。一时间，砍柴人、行脚僧、捕手、死者的岳母、强盗多襄丸、死者的妻子、死者的幽灵纷纷登场，每个叙述人的口述似乎都是合理的、成立的，但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却又互相冲突。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哪一种角度、哪一种方法才是正确的？真相能不能被我们彻底地揭示？我们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也没有能力完全、客观地去复述一个刚刚发生的事件。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复杂多义、变化无穷的，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不解之谜。因此，作为反映存在的小说，若追求主题鲜明，也是有悖于事实本身的丰富性的。2．形象大于思想康德说：“形象大于思想。”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福楼拜的名作《包法利夫人》，将主题隐秘地包裹于细腻、客观的描绘当中。主人公爱玛在读浪漫主义的爱情小说中长大，生活在外省农村，天性纯真、淳朴、喜欢幻想。她用浪漫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编织自己的爱情梦想。她幻想小说中的生活，对丈夫的平庸与烦琐的婚姻生活感到厌倦。在受到外乡人鲁道夫的引诱和抛弃之后，她开始无所顾忌，转而投向见习律师莱昂的怀抱。为追求浪漫奢华的生活，她挥霍着丈夫的财产。面临破产时，情人们却不愿伸出援手，绝望中她只好服毒自尽。福楼拜在小说中没有流露出对人物的任何好恶，也没有表露出任何看法。作者真的没有看法吗？其实福楼拜本人，就是个“害怕成为浪漫主义者的浪漫主义者”。当有人问起包法利夫人的原型是谁的时候，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福楼拜是带着对浪漫主义的同情与惋惜的情绪来写这部小说的，然而他却把自己的意识完全交给客观的细节描述，交由读者去判断和体会。小说越是写爱玛的天真、柔弱、悲惨，就越是显示出社会的庸俗和残酷。爱玛的堕落与毁灭，就是一曲浪漫主义在现实环境中的挽歌。尽管作家没有直接说，我们还是能通过阅读，领悟到小说的主题──一个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人物在惟利是图的残酷现实中，是无法生存的。3．模糊处理小说步入成熟后，倾向于不做道德判断，悬置作者的主观态度。毕竟，小说家只是叙事者，而不是法官，正如一个记者在报道火灾时不能像消防队员那样去救火一样，应该各司其职。试想，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如果作者将一切都早早说出，那么读者的阅读将是多么乏味。作者应该尊重读者的智慧，相信读者能从他提供的描绘中得出自己的判断。米兰·昆德拉说过：“如果说小说有某种功能，那就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小说应该毁掉确定性”，“小说家应该描绘世界的本来面目，即迷和悖论”——小说的功能就是教你换一种角度、换一种眼光来看世界。《安娜·卡列宁娜》不止是一个婚外恋的故事，《包法利夫人》不仅是一个偷情的故事，《红与黑》也不单是一个野心家的故事。苏菲·玛索饰演安娜·卡列尼娜故事之外，作者通过小说传达的东西是奥妙无穷、涵咏无尽的。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些道德上的“坏人”心怀同情呢？是什么使得世界在我们眼中不那么“单纯”了呢？这就是小说的魔力，它告诉我们世界存在的复杂性和合理性。（四）主题的选择与开掘1．小说与“当下”的关系新闻追求时效性和新鲜感，小说追求的是恒定性和永远不衰的魅力。作家所关心的“当下”应含有“过去”与“将来”。。他并不回避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跨越时空的：它过去存在着，当下存在着，将来仍然会存在着。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它们绝对不是一时一地，也不是一家一国的问题。小说只有触及到“当下”中的“永恒”问题时，才能焕发出自己的光彩。2．永恒主题无论主题所表现的事件是否宏大，只要它反映或追问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就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立于不败之地。哈姆莱特那个著名的问题“是生存还是死亡”到现在还是人类面临的永恒困境。《老人与海》的主题既不新也不旧，它没有迎合时尚，没有时代背景，将人与命运的关系形象化为老人与海，写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因此永不会过时。《一个小公务员之死》尽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有明确的国家以及社会制度，但契诃夫最根本的用心却在基本的人性上。小公务员在上级面前几近变态的诚惶诚恐、谨小慎微，正是人性中奴性的写照。作者抓住人性中的某一弱点去表现和批判，最终使作品超越了时代和国别的限制，因而拥有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3．主题的千锤百炼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体，它的“材料”来源非常灵活，凡是作家亲身经历过的、或者道听途说的、甚至单单凭“捕风捉影”虚构出来的人物、事件都可以纳入提炼主题的材料之中。锤炼主题的过程是小说家构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要求作家“想得深”、又要求作家“想得巧”。《简·爱》被称做夏洛蒂·勃朗特“诗意生平”的写照，小说中的确有作者的影子。同简·爱一样，夏洛蒂本人就曾经在一家生活条件恶劣、教规严厉的寄宿学校读过书。不同的是，夏洛蒂去这样的地方读书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困窘，而简·爱由于父母相继去世，被好心而富有的舅父收留。舅父死后，她受尽了表兄、表姊妹的欺凌，最后被吝啬而狠心的舅妈送进了孤儿院。夏洛蒂为小说加入这样一段插曲，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突出简·爱强烈的平等观念和反抗意识。这样一来，既为简·爱独立坚强、自尊自爱的性格奠定了基调，又暗示了维多利亚时代上层社会流行的虚浮和伪善，从而为罗切斯特背后的故事做了铺垫。由此可见，如果作家“本本分分”地守着现成材料，主题反而会显得单薄；而对“材料”巧妙地取舍、腾挪则会使主题获得新的深度和厚度。简爱（五）主题观的演变1．由单纯到复杂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具备两种视野。第一视野会触及到重大的社会现实的本质因素。也就是说，作家首先会对他生活的时代和现实做出反应，并加以表现。古典小说大多是这一视野的产物；第二视野是直接关注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诸如生命的目的、生存的意义等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问题。现代主义小说对这一视野显然有开拓性的贡献，从卡夫卡到博尔赫斯，他们的目光穿透了第一视野，直接对第二视野──人类的背后做出了反应。法国作家加缪的《西西弗神话》《西西弗神话》讲述诸神处罚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所关注的显然就是第二视野的问题。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从捷克首都布拉格被苏军占领的历史事件说起（第一视野），进而关注人们在强权下的表现，提出“媚俗”的问题（第二视野），从而开拓了小说思想性的疆域。2．由具体而抽象传统小说更注重对人物、事件由外而内的挖掘，小说主题的感染力虽然不拘于一时一地，但这种主题的呈现却往往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现代小说则常常满不在乎地抹去人物或事件上那些可以被标记的时间、地点，甚至用寓言的手法直接探询某些抽象的主题意识。《红与黑》中有可被诅咒的社会现实《简·爱》中也有着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雷蒙德·卡佛《小东西》里不但时代背景被省略，就连人物的名字也被略去。作者讲的是一对夫妻吵架的故事，但是读者就连他们二人争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