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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金融风险案例案例1-1德隆王朝远去的背影案例1-2长虹集团MBO巨亏的教训案例1-3顺驰地产神话的终结案例1-4中信泰富的辉煌与陨落案例1-5格林柯尔的收购狂欢案例1-6国美电器的家族真相案例1-7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案例1-8广东国际信托投资的破产案例1-5格林柯尔的收购狂欢2000年7月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01年进行一系列收购，打造格林柯尔系，先后收购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美菱电器、亚星客车的股份。控制企业达二、三十家之多。2005年1月登上了第二届“胡润资本控制50强”的榜首。2004年8月，郎咸平突然“炮轰”顾雏军。2005年科龙大幅亏损。同年5月，证监会立案调查科龙电器。调查显示，在2002年至2004年的年报中，科龙电器年报累计虚增利润近4亿元，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顾雏军等涉嫌挪用、侵占科龙电器财产累计发生额为34.85亿元。2005年7月29日晚，顾雏军在北京闪电被拘扣。2005年9月,顾雏军正式被捕，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名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一、案例介绍顾雏军，格林柯尔的创始人，旗下曾控制科龙电器等五家上市公司，善玩各种左手倒右手的资本游戏。2005年1月登上第二届“胡润资本控制50强”的榜首。“等我老了，走到大街上，希望听到有人指着自己喊：‘看，那个老头就是冰箱大王！’”无论是在庭审中还是面对媒体，顾雏军总是乐意将其所作所为描绘成一个梦想。只是，曾经的梦想似乎已经灰飞烟灭，故事的主人公——格林柯尔公司原董事长顾雏军也已于2005年9月深陷囹圄，被关押在广东佛山的看守所里，等待着一纸刑事判决书。为抵偿在资本腾挪中背负的债务，忍痛卖掉科龙的顾雏军喟然长叹：“没有科龙的格林柯尔系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系统；没有科龙的顾雏军，只是一个三流的企业家了。”如今是阶下之囚，顾雏军是否还会想起他的梦想？二、案例分析格林柯尔：一梦三叹，资本大鳄，创富传奇一、梦起的创业者梦想起点平淡无奇，更像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创富历程。1988年9月，曾在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的顾雏军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顾氏热力循环理论”闻名业界。此后，以能源工程师形象名世的顾雏军开始了其创业历程。1989年，顾雏军在英国创办顾氏热能技术(英国)有限公司；1992年，在加拿大成立格林柯尔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2月，顾回国发展，投资5000万美元在天津建成亚洲最大非氟制冷剂生产基地。经过近十年的苦心经营，顾雏军颇为神秘地积聚了进入资本市场的资本。1997年顾雏军创办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2000年7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筹得资金7000万美元，并通过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BVI）的个人全资公司Greencool持有格林柯尔控股62.6%的股份。此后，顾雏军借助资本之手，故事被迅速推演而进入了高潮。顾雏军从格林柯尔香港创业板上市到收购科龙，继收购亚星客车、ST襄轴进军汽车产业后，再次收购欧洲汽车配件公司和汽车设计公司，打通客车从设计到整车的产业链。2001年，顾雏军控股的顺德格林柯尔公司斥资5.6亿元，收购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广东科龙电器20.6%的股权。2003年5月，顺德格林柯尔以2.07亿元收购当时国内另一冰箱产业巨头美菱电器20.03%的股权，顾雏军离其“冰箱大王”的梦想又进一步。然而，在“收购战车”隆隆开启之后，仅仅“冰箱大王”的梦想似乎难以满足顾雏军的野心。2003年12月，新设立的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斥资4.18亿元，收购亚星客车60.67%股权。2004年4月，收购势头猛如破竹的格林柯尔，借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1.01亿元的价格入主ST襄轴。冰箱业四巨头：海尔、新飞、科龙、美菱。二、梦碎的资本狂人此时，顾雏军已拥有4家A股公司和1家香港创业板公司，格林柯尔系已悄然成形。“只花了区区9亿元，就换回总值136亿元的企业。”顾雏军在公众心目的形象从最初的能源工程师和商人迅速递变为了炙手可热的“资本狂人”。顾雏军，1959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江苏省扬州人，天津大学动力工程系硕士研究生。顾雏军及其格林柯尔受到的质疑如影随形，愈演愈烈。对于顾雏军起家的基石——“顾氏热力循环理论”，制冷学界的专家指称，这只是“劳伦兹循环”的翻版，毫无新意可言。其后，顾雏军及其格林柯尔进军A股的历程更是引起了如潮的质疑。质疑主要集中于两方面：格林柯尔何以以远低于净资产的价格打败其他竞争对手而入主科龙？在后续的收购中，科龙是否又充当了“现金牛”的角色？200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首先对顾的并购行为提出质疑。实际上，早在2001年顾雏军斥资5.6亿元收购科龙电器时，就有大批各界人士对他的公司业绩、收购资金来源等提出质疑。顾雏军这位花白头发、宽幅眼镜的学者型商人，也被业内怀疑为“空手道高手”。2004年8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并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郎顾之争”的大幕由此拉开，顾雏军也由此目标越来越大，行为越抹越黑，变成众矢之的。越来越多的人难以理解顾的资金来源了，频繁的资本动作也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接下来，一场被称为“中国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辩论急剧升温，“郎顾之争”、“张郎之争”，场场辩论随之而来。2005年5月10日，科龙公告，称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粤、苏、鄂、皖四省证监局再对各辖区内的“格林柯尔系”上市公司展开检查，此时的“格林柯尔系”已是风雨飘摇。全民较量：国企改革激情大辩论2004年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报告厅，面对数十家媒体，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公开了一份报告，对格林柯尔的质疑达到高潮。对格林柯尔的批评影响着未来，“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急剧升温，顾雏军成为这场全民争论颇具代表意味的宿命符号。如此疾风骤雨式的质疑，格林柯尔开始迅速陨灭。郎咸平预言德隆破败的准确性的余威，加上对格林柯尔的高调质问，在媒体间飞速传播，犹如平静的大海上突然浪潮翻腾。霎那间，理论界，财经界，思想界，法律界，企业界，及政府相关部门，无不关注这场大讨论。数百家平面媒体，上千家网络媒体，无不以很大篇幅发表，或转载相关文章。特别应该关注的是，万千网民，大量弱势群体的激情与愤怒溢于言表，留言动辄数万条，点击率创有史以来新高，辩论热度持续高扬。国内各流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各流派的代表人物无不赤膊上阵，“挺郎派”与“倒郎派”，主流派，非主流派，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实践派，中间派，骑墙派，法律专家，无不参与进来，各抒已见。各流派激烈交锋，面红耳赤，刺刀见红，都使出浑身解数，一反长期以来学者文人温文尔雅、如切如磋的风范。正如有学者评述的那样，经济学家既是社会公众的良心，更是社会相关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成败，关乎学术流派的命运与前程。各门派学术大师的亲自出马与高调论战，有理性的说理，有激进的批评，有严密的推导，也有深情的演绎，使得经济学的显赫与高深走出深宅大院，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也是国人领会经济学的绝好教材。一些企业关门改制，少数人暗箱操作，必然带来资信缺失，腐败堕落在所不免。郎先生只是在干柴堆上，放了一把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债务沉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缺少竞争能力、体制束缚且困于破产与煎熬之中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序列，放手让社会资本与个人资本进入，让经营者与生产者更关心生产成果是件大好事。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一马当先，才能万马奔腾，无疑非常正确。但改革需要规则，需要起点公平，需要程序正义，需要有一种理性约束的法律原则与社会道德。但是，在规范建立不足、操作程序不周、出现了一系列漏洞，如瓜分国有资产、暗箱操作、值高价低、贫富悬殊、追求效率但有损公平的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诟病。特别是弱势群体更是挫折与艰难并至，感受更深。国有资产有没有严重流失？改革的做法有没有缺陷？职工利益有没有得到切实保证？少数人通过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有没有得到制止？我们的政策是不是线条太粗，规范不足？我们强调了效率，是不是有损公平？国有企业如何有退有进？上市公司为何总不规范，许多中小股民利益为何得不到保护？主流经济学家：从失声到嘶声、噤声张维迎、周其仁两位经济学家未出言修正自己的观点，但是“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是非已得到澄清。社会学者、反腐研究专家邵道生在人民网发表《四问张维迎》。张教授既不重数据，也不讲逻辑(如他以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被一个有私愤的人杀害，来证明“大众舆论”对企业生存环境的危害，同时说，死者深受群众爱戴)，经不起一驳。而周其仁教授因郎咸平的身份斥其为“搅和”，显然太情绪化了，即便郎是外国人，上世纪国共两党就请外国顾问呢。“中国改革的三次大争论”：如果改革完全由官员、商人及少数专家、学者包办，那根本上就是严重的违宪行为。经济学家张曙光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主义”之争(姓社姓资)，90年代是“方法”之争，当今则是“利益”之争。郎咸平：乱市精英、为民请命2004年6月掀起的关于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几乎触动所有关心中国国企改革的人。郎咸平七问格林柯尔并购神话、炮轰海尔“曲线MBO”、质疑TCL产权改革，归根结底就是反对现有产权改革中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郎咸平本能地站在中下层人民一边，为民代言，披露现实，大胆建言，在反腐败、中国经济、房地产、中国教育、大学生就业等社会热点问题上，其网络文章和视频遍布互联网，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2004年9月在上海第一财经长期主持“财经郎闲评”，2006年2月底停播。2006年9月后，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件水落石出，“财经郎闲评”停播的真相也浮出水面。由于节目披露上海社保案件挪用之事，来自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人的压迫而停播，甚至招到其他媒体的封杀。其实，根本不是普通话标不标准的问题。郎咸平根据公开数据分析认为，顾雏军用于其“收购风暴”的资金其实只有9亿多元人民币，而这9亿元换回来的是一些响当当的资产总值共计136亿的企业，其间存在“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以及“不当的压价收购”等嫌疑。郎质问，难道顾雏军模式是我们经济改革十余年来所期望的“民营企业家”吗？如果顾雏军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范，那他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哭泣了。对郎咸平的质疑，青岛海尔和TCL均低调处理，在予以否认之后没做过多回应。格林柯尔顾雏军在要求郎咸平道歉不成的情况下，一纸诉状将郎告上法庭，增加了轰动性。郎随即发表声明，学术尊严，不容践踏。郎迅速成为媒体与网民关注的对象，也为这场大讨论埋下伏笔。郎咸平表示：他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他在意的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现状。这样，郎咸平就由“案例”进入“问题”。而与此对照的是，国内的主流经济学者一直保持着沉默。郎咸平反对目前所推行的“国退民进”方式：(1)法律缺位下的不合法；(2)买卖双方私下自定价格，造成国有资产大量贱价流失。据此，郎咸平认为应用“三个必须”来规范产权改革：1.必须暂停（私下）产权交易，国有资产的产权交易必须公开、透明、竞价、与严格审计；2.（目前）必须禁止MBO（实际是从国家银行借钱、老总们自己定价的MBI）；3.必须建立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山雨欲来风满楼，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国内学术界出现两极分化式的回应：一方面，自称“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如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高调声援郎咸平，后来甚至出现十位学者采取发表“声明”这种学界少见的形式。另一方面，被称为“主流经济学”阵营有不少人，如张文魁、赵晓、张军、张维迎等陆续出来，反驳郎咸平。格林柯尔退市了，如果证券市场没有完善的舞弊防范和处罚机制，“格林柯尔式骗局”还会上演，格林柯尔有目的融资及其系统性财务舞弊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启示：1、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结构是防范财务舞弊最基础的一道防线，尤其对民营背景的上市公司来讲，如果没有适当的制约机制，很容易出现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一言堂”现象，将上市公司作为谋取私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