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杨立华版)讲义整理

这是北大某位老师的中哲课堂笔记，因为太多，不便全贴，请需要的同学加我，可以qq传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中国哲学史（杨立华版）讲义整理第一章孔子一、以孔子开篇的理由——汉语文明的伟大先知辨别孔老先后的问题在当今学界仍有争议，本课程的先后安排以其思想的重要性为标准。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伟大的存在，有无数伟大的人。我们只要去读资治通鉴，我们就会发现资治通鉴里面所记录的每一个人都比我们伟大十倍，甚至百倍，哪怕是那里面最大奸大恶之人。那是何等坚定何等光明的存在，那是一个何等光明的世界。那么孔子是这群伟大灵魂之中最伟大的灵魂。孔子对礼坏乐崩时代的拯救（一）先秦诸子共同面对的基本思想文化处境——礼坏乐崩孔子生于西周创辟以来的礼乐文化衰颓破碎之际。在这个时候他想要有所拯救。孔子所面对的情况叫“礼坏乐崩”。其实礼坏乐崩几乎是先秦诸子的共同处境。几乎所有的先秦思想家都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文化处境，就是礼坏乐崩（“礼崩乐坏”是错误读法，因为音乐是具有感染力的，故用“崩”字，以强调其弹性）。在当时礼坏乐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礼乐文化已经流于形式。周礼，曾经被伟大的精神，曾经被伟大的真实性所充实和照亮的周礼，曾经在人的具体生活中有着那么鲜活显现的周礼，到了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突然，或者说逐渐地变得不再鲜活，不再真实，不再真诚。有两种人，一种人人欲横流，活得很真实，但很没有道德；另一种人活得很道德，但活得很不真实。这样的结果恰恰在于，礼乐文化的形式化，渐渐地流于形式。（二）孔子的拯救之路——复古与开新在这样一个礼乐文化衰颓破碎之际，孔子的拯救的途径第一是复古，第二是开新。而孔子的复古和开新，其实恰恰是一体的两面。孔子的复古，不是要简单地回归和原原本本地复原周礼的每一个细节。孔子的精神恰恰是要回到周公致礼作乐的那个伟大的精神实质本身。孔子一定是在一个现实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告诉人们如何建构精神生活，如何建构精神实质，并且把这精神实质变成有根源的有传统的一种精神，与古代的传统有着内在的精神同一性。1、孔子的述与作孔子认为：只有同时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和极高的艺术创造力的圣人，才能制礼作乐。我们知道圣人在中国古代不仅指道德，也指聪明。聪明的实质是“作”。孔子不敢居圣，所以说“述而不作”。“述而不作”中“作”的实质就是，圣人必有伟大的创造。这样伟大的创造力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生活的想象，提供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孔子其实是“以述为作”。通过重新的阐释，通过重新的把历史、把周礼的元素重新组织和安排，把六经重新整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作”。那么这样的方式恰恰是把复古和开新融为一体。2、孔子的位与为孔子后来被尊为“庶王”。在孔子以前所有的圣人都是有德又有位的，要么是君位，要么是居于宰臣之位，就是能做事。但孔子一生却一直没有这个“位”。所以他的政治理想、他的礼乐理想，都不能最终地实现。所以这对于孔子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既然孔子无位，那么孔子只能整理文献和教化弟子，这就是孔子之“为”。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礼，即使不能恢复西周，他说“吾其为东周乎”，“哪怕回到东周也好啊！”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完成不了这个使命的。所以他寄望于他的几个学生，颜渊、子路、子贡这些人。结果最后他最欣赏的两个学生，都先他而死。颜渊死的时候他说“天丧予”，子路死的时候他说“天祝予”，天诅咒你。到晚年的时候他已经相信，在一个短期的时间，甚至在一个非常长期的时间里，已经不再有可能恢复东周那样一个文化。最后他在晚年的时候开始写《春秋》：“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作《春秋》对于孔子而言是一件非常僭越的事。孔子说“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实际上他作《春秋》这个事情是僭越的。他没有这个位。他第一不是史官，也不是天子。他作《春秋》就是在儒史的基础上，改写。而这个改写恰恰在某一字的褒贬之上，建立起了一个价值的系统。他通过自己对文献的整理，通过他所作的《春秋》，保存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可能性，希望在某一天，它能再次出现在这个大地上，出现在这个文明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些后世人说孔子没有得君而行道，既是这个文化的不幸，又是这个文化的大幸。正因为有了孔子的不能得君而行道，所以孔子才有了整理六经教化弟子的行动。而正是经由孔子的整理六经和教化弟子，中国文化才有了这样一个基础，能够维持两千年持而不坠，几经艰辛持而不坠。面对着一次又一次更强的意志性文化的冲击它仍能保持它的基本方向。那么由于他的教育和他对文献的整理，中国文化从此别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关于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我们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灵魂中最伟大的灵魂，这个话转译为这样一个话就是：我们在这里将孔子视为中国文化本根中的最高价值的人格化体现。中国从上古至周代的种种文化积累、价值演变，至孔子而得以集中的绽现。此后中国文化虽历种种变迁，而终能持而不坠，实赖孔子所造之规模使然。这是我们对孔子的一个评价，这也就是以孔子为中国哲学史的开篇的理由。二、孔子生平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的先世是商的王室，殷商的文化是非常高级的文化，孔子的文，恰恰是跟他的殷商王室的血统是有关的。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纥是鲁陬邑大夫，武艺绝伦，武功极高，以勇称，是当时最勇猛的人之一，堪称大力士。孔子的父亲是“入先勇也，出后义也”。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知识的掌握，也不是为了干禄，这个志是为了行道和得道。所以说，孔子十五所立之志是志道。孔子年轻的时候，父母双亡，所以他生活是相当贫困的，他说“吾少也贱”（我小的时候也贫贱），“故多能鄙世”，孔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那个时候可以视为全才，礼、乐、射、御、书、数无一不精。礼乐是一个君子的日常生活，射御是打仗。御是开车，射是射箭。书是说有文字能力。数是会计，孔子做过会计，孔子做过乘田（放牧牧羊）委吏（仓库保管员）。他到30岁的时候，据钱穆先生考证，就家居授徒了。他所讲授的对象，都是当时的“士”。徐复观在《两岸思想史》中说，“士”本是国民中的农民，农民脱离了土地，成为参政辅政的预备军，这是“士”的来源。这只是“士”阶层的一部分来源，还有一部分来源，就是由于支脉延伸，族系扩大而逐渐沦为平民的贵族后裔，因此它还有一个这样由上而下的过程。因此很多先秦的“士”有那么高度的自觉，主体性的自觉，道德的自觉，知识的自觉，是因为他在贵族的教养之中，有了这个教养之后，物质文化，以及官位地位他会失去，但是文化教养的基本氛围，还是能在家世的继承中得到保持。所以我们看孔子的教育对象主要是这批人。后来孔子教育弟子的名声迅速传播。孔子35岁的时候离去鲁事齐，据钱穆先生考证，这是和“八佾舞于庭”（佾：行；按当时礼制，只有天子可以用八行64个人演武，大夫应该用四行32个人，当时的季孙氏僭越礼制），“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你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事不忍心做的）有关。孔子通过这件事就看出季孙氏的僭越，以及国将乱，对公室已经完全没有避讳了，已经能明目张胆的僭越，孔子在这个时候就离开了。孔子认为“危邦不居，乱邦不住”。孔子认为危邦和乱帮是自己无力做，无力扭转，不能参与局势，不能左右局势的时候，君子要远离危难之地。孔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就孔子而言，孔子极端强调士的尊严，在危邦和乱帮生活不在于生计不在于生存，而在于随时有可能，丧失作为“士”的、作为君子最起码的人格尊严。孔子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天下大治的社会里，自己做一个隐士，也没有什么关系，而在一个可以有为的乱世里，自己付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关系。你随时有可能丧失作为士和君的最起码的人格尊严。因此孔子选择了离开。果然在孔子离开后第二年，鲁国发生了季氏内乱。孔子到了齐国以后，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首先是针对齐景公当时的具体政治形势而说的，齐景公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外忧是一个私家高于公事的情况，内患是齐景公当时有很多宠幸的妃子，争立太子，所以齐景公迟迟不立太子。孔子传达出了一般的政治原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结果齐景公最后不能用孔子的话，即不能用孔子所建立的道义，也不能用孔子，孔子就离开了。孔子从齐国返回鲁国之后，仍然没有受到重用，就退而修《诗》《书》《礼》《乐》，这里的“修”实际上是学习，继续地研讨。而这个时候孔子的弟子越来越多，很远的地方都有孔子的弟子来。《论语》的第一句话叫“友朋自远方来”，这是汉代的笔法，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应该是“友朋/自/远/方/来”，不是“自/远方/来”（“方”是并的意思），是友朋自远处一起来。这批弟子中已经有很多很有名的人了，孔子的弟子中他授业三千人。孔子的很多学生都是面对面地长期地跟随他，其中有七十二个成德之人。但是孔子对自己的弟子有一个评价，就是在《论语·先进篇》中有所谓的“四科十哲”。这四科分别是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德行一科有四个人，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言语一科是宰我和子贡；政事一科是冉有、子路，文学是子由和子夏。（这里的文学显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它主要是孔门的文献学。经由孔子整理后的六经的传承都以子夏为必要的环节。）孔子年51的时候，到了51岁，他才“作”，才为鲁国所重用。做到了鲁的司空，后来又做大司寇。但前后时间很短，因为他的几项政治的主张都没有实现。最后他就再次退居。孔子终不见用。据《论语》记载，孔子从大司寇这个职位去职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齐人归女乐”（齐人害怕鲁国用了孔子这个大贤人而变得比齐国强大，然后就送了美女和女乐给当时执政的季桓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这个直接的诱因的背后是季桓子不采纳孔子的建议。然后他就去了卫和陈，到卫又遇到了卫灵公和南子。结果卫灵公又问孔子打仗的事，孔子说，我只知道礼乐之事，打仗的事我不知道。然后孔子就走了，说卫灵公不是仁者。此后，孔子游历陈、蔡等国家，先后历十余国。曾经在陈绝粮，孔子的弟子，随从的人都已经精神萎靡，身体萎靡，但孔子却悬歌不绝，仍然保持他安乐的心态。子路非常不高兴，去问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怎么回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在外游历了14年之久，那个时候孔子已经67岁了。孔子67岁的时候他终于发现彻底的绝望了。但是到了67岁以后他发现，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没有必要了，于是他回到自己的鲁国，去做文化的整理工作。再次通过教育来保持他的洞见，保持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是个音乐家。这个时候孔子已经基本上不参与政事了，而当时孔子的弟子已经成长起来了，像冉求、子路、子贡这些人都做了季氏的家臣。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年73岁，《礼记·檀公》这一篇对孔子的以前的事情有一些记载，说孔子有一天早上起来，背着手，拿着拐杖，逍遥于门，在自己的庭院里头很逍遥，然后唱着歌，说“太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听到他唱这个歌，就“趋而入”，趋是一路小跑进来，他趋而入之后，孔子就对他说，昨天晚上作了一个梦，梦见“坐槛于两人之间”，在两个门框之间被祭奠，说我大概要死了，然后孔子7天之后就死了。死了以后，孔子葬于鲁城北。太史公去写《仲尼世家》的时候，他曾经到孔子的墓的地方去访问。在孔子死以后，孔子很多的弟子搬家守墓，聚族而居。一直到了《史记》那个时代，日益繁盛，太史公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孔子死了以后，他的弟子为他“皆服三年”（服丧三年是孝父母之礼），“三年新丧毕”，大家相语绝去。子贡又单独留下来呆了三年，他一直在孔子的墓前庐墓而居了六年，可见子贡后来对孔子的尊崇。我们想象那段时光，在孔子死了以后，当这样一个伟大的人，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价值的人格化，活生生的真理现身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他活着本身就是我们生存的意义。他给了我们生存的尺度，给了我们生存的价值，当他过世以后，孔子的很多学生都非常的不适应。所以那段时间，围在老师的墓的周围，替老师守墓的这段时间，应该是孔子的弟子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之一。大家相语讲学，共同尽德尽道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时光。这是对孔子一生的一个简单描述。三、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是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