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稳定发展的角度审视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从中国稳定发展的角度审视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一近一个时期以来，受日本国民对华印象的改变、极右势力的猖獗、政治家急于为日本谋求新的出路和中日在亚太地区竞争关系的形成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在历史认识、台湾、安全、领土、经援等问题上不断触犯两国共识和中国利益，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而若考察上述导致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诸因素的产生，则不难于其中发现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导致日本国民在经济领域与中国相比优越感的消失和中国威胁论的盛行，是近年来日本民众厌华情绪不断增长的一个深层原因。[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十分关心中国经济的成长。1995年《读卖新闻》亚洲舆论调查表明，日本人对变化中的中国非常关注，其中，关注急速经济增长的占43.7%。1997年，自民党在其关于亚太地区的第一个长期外交政策的纲领中预测，中国极有可能在2010年前后在经济上超过日本。[2]战后经济重新崛起带来的对华优越感开始消失，历史上形成的对华自卑感开始复苏，在两种情感消长交织与纠缠中，一种新的情绪即厌华情绪悄然而生。一位西方学者观察到，“对于中国由于取得某种经济优势而超过日本的忧虑，因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的爆发、其经济问题开始出现而增强了。”[3]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形成鲜明对照，使一些日本民众心头布满阴霾，“社会上普遍出现幻灭感、异化感、不确定感和一种单纯的愤怒”，思想狂热、见解偏激、趋向极端、努力为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鼓与呼，渴望有强硬的领袖出现的人群不断扩大，为右翼势力的猖獗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长期以来，日本右翼一直鼓吹日本民族优秀论，对华战争有理论，对中国无端排斥、恶意蔑视和歧视。而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则明显成为这些人的一块心病。一些右翼政治家和学者如石原慎太朗、中岛岭雄等人主张把中国分裂成七个或更多的国家，就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给他们内心世界造成打击和带来的恐惧、空虚是何等巨大！战后，日本一直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政治、安全方面严重依赖美国，不能名正言顺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立场和军事力量。从而，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就多有人提出要成为“普通国家”，即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一致的政治、军事大国。在泡沫经济时代，有关日本“经济一流、政治三流”，“小脑袋恐龙”，“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说法十分流行。冷战时期，在美国的保护下专心致志发展经济曾是日本的最佳选择。冷战的结束，增大了日本的活动空间，日本开始不满足于自己经济大国地位，图谋“晋升”政治大国。其间，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和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尤其给日本一些政治家造成强烈的刺激和危机感。为使日本避免衰落，不成为第二个大不列颠，这些所谓新生代的政治家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迫切、甚至不惜伤害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一意孤行地加快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脚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影响了日本对美关系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美苏关系出现缓和，冷战结束的进程开始启动，日本经济的强势和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日美双边关系曾一度趋于紧张。美国国内“日本威胁论”和“敲打日本”的呼声和日本国内对美国说“不”的呼声日益高涨，日美同盟关系甚至出现了松动迹象。但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美国经济调整的完成，使美国迅速成为世界惟一强权。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与中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进入全面衰退。在经济低迷与在政治上一时还无法与中美抗衡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不得不放弃了“单干”的企图，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向美国靠拢的战略，“不仅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日本欲与美国平等、对美说‘不’的政策倾向开始弱化，而且一改以往美国‘敲打’下日本被动抵抗的姿态，转取主动向美国示好以求得美国合作的新姿态。”[4]这种由被动依附美国、听从美国到企图与另起炉灶，再到主动追随美国，甚至要借助、利用和影响美国的显著变化，反映了日本正在“曲线救国”——借美国这条大船下海，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寻求和扩张自身的自主权和主动权，通过主动为美国在东亚承担其更多责任途径谋取政治军事上的强大，最终实现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对峙和抗衡、建立以美日为主导的地区秩序。忍气吞声的“小儿子”要变成有所作为、堪当“重任”的“大儿子”，甚至要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的“大弟弟”。中国地位的上升给亚太国际关系格局带来影响。在日本看来，实力迅速提升的中国正在成为日本的对手，两国将在东亚区域合作和其他方面领导权的争夺方面展开较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日本学者都认为日益强大的中国将成为日本的克星。如中国问题专家森和子同意某些美国专家的观点：“政治对抗”将增加。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宫本伸雄断言：“日本和中国在今后50-100年中不可能摆脱政治和战略的竞争关系。”[5]东亚国家随着中国强大而不断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也是一个客观现实。例如，二战后日本一直在东南亚苦心经营，甚至把东南亚看作自己的后院，但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却普遍出现向中国靠拢的趋势。2001年底,中国与东盟达成有关在2010年建成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协议。2003年,中国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上签字。这些举动，标志着中国向东南亚迈出了旨在建立信任的一大步，对日本造成强烈刺激。在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之后，仅隔一个月，日本首相巡访了东盟五国，提出了加强彼此间一揽子经济合作的建议。中日领导人先后访问东盟的时间上的“巧合”，引发了世人对这两个大国是否在进行“东亚主导权之争”的猜测。近年来，面对日本对华方针的日趋强硬，中国政府一再保持克制，对日方背离两国共识、损害中国利益的举动做出了适度的回应。同时，为使日益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获得改善，中国一再向日方发出积极而明确的信号。[6]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无形中也带来自身对日关系的一些微妙变化。首先是关注点的转移。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资金、技术和现代化管理能力都非常短缺，引入日本的直接投资，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成为当务之急，一些政治和其他方面的矛盾与分歧一时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而当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相互依赖达到一定程度后，原来没有予以充分重视的政治的和其他方面的分歧和矛盾的严重性日益得以显现，从一个侧面肇始了所谓“政冷经热”。其次是心态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增强了中国民众的自信心，同时也使一些人产生自大心理。在应对一些涉日事件尤其是日本的公然挑衅时，自我伸张往往会战胜必要的理性、克制与忍耐，出现一些过度的或过激的反应。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互厌和敌意迅速增长，主要原因固然在日本方面，但各自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无疑也是导致事态不断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日关系正常化30周年之际，《日本时报》曾发表社论，指出“在（中日）两国，较年轻一代的兴起已抽走了推动发展‘日中友好’的劲头。结果，反日和反华情绪增长。在日本，这样的情绪已助长了民粹主义势力。”这篇社论进一步不安地展望说：“（中日）两国间的心理方程（psychologicalequation）已随中国信心的提升和日本信心的下降发生逆转。在这个意义上，日中两国人民正站在一个可能危险的关头，在此关头情绪冲突如果失控，将导致双边关系一落千丈。”[7]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二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10-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过渡期和社会转型期。所谓经济过度期，大体上相当于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其基本特征是“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促进经济进步的力量扩大了并且开始支配整个社会。增长成为正常状态。”在这个阶段，“社会和它的经济的先前发展引起一种积极的、持久的和不断自行加强的反应”。[8]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时期。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完成了为起飞创造了前提条件的阶段，但却因在起飞阶段遭受挫折最后导致现代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日本经济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中国要顺利完成经济起飞阶段需要一个好的或较好的中日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相互贸易和投资的深化以及多种合作形式的开展，中国与日本日益形成荣辱与共的经济共同体。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主要是由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推动的。而日本企业来华投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经济利益。在垂直分工型的中日经济结构中，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更能获得高额利润。而且，迄今为止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大部分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非高科技中小企业。但这一切并不能否认下述事实：在日本对华投资的拉动下，两国之间在生产、贸易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在经济上已经步入相互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阶段，相互间的贸易多具有“产品内分工”和“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的性质。考虑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尽管中日双边经贸往来的结果是双赢，但我国的相对收益要大些；虽然未来日本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经济，日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甚至会与日俱增，[9]但相对而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日本。如果中日关系出现的波动伤害了双边经贸关系，虽然害在双方，但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起飞阶段，而日本早已进入到经济增长与现代化的最后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因此相对而言，我方蒙受的损失要严重。此外，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开展。日本是东亚第一经济大国，也是东亚惟一一个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国家。如果中日关系进入僵局，东亚合作也难以得到真正推进。从不稳定发展到相对稳定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库兹涅茨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分配不均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经济水平很低的国家在未进入发展阶段之前，经济不平等程度低；在向中等经济水平发展时，不平等增大；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不平等开始缩小。与库兹涅茨的观点相呼应，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现代化水平与稳定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纯正的传统社会虽然愚昧、贫穷，但稳定；当传统的社会开始启动现代化，并取得一定成就后，不稳定和内乱加剧；而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社会再度呈现稳定状态。“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0]在80年代，亨廷顿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不稳定的关系，跟财富与公平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曲线的关系，最严重的不稳定状态是与中等发展水平相关联的。”[11]到90年代，亨廷顿又提出：人均GDP是一个主要的解释性变项。“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到七十年代，经济过度地带的中心已经从战前的300-500美元（按1960年的美元价格）上升到500-1000美元。”[12]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需要以高昂的角色错位和心理磨难来换取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13]库兹涅茨和亨廷顿的观点对把握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同样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在现今中国，权力、财富、身份等社会资源都在进行重新分配，各种社会地位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各种群体和阶层都在分化、重组并发生新的接触，尤其是分配—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利益冲突，抵制变革的力量和推进变革的力量相激相荡，中间阶层的成长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导致民众参与与期望不断提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构成新的挑战与考验。在这种状况下，对一些社会矛盾与问题的解决和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其意义都不仅仅限于问题和事件本身。维持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顺利度过社会转型期，与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现今中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需要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同，对日关系的处理本身具有容易引发中国国内矛盾与分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地理毗邻、历史多有恩怨、同为亚洲大国等因素，决定了中日关系在两国民众心里有着特殊的含义与分量，并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社会和问题的高发期，如果中日关系失去控制，相互攻讦、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