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倒退的循环推动社会发展

以历史倒退的循环推动社会的发展纵观古今之历史，从来不曾有过永恒的执政者。秦王政灭六国、夺九鼎，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并规定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梦想皇位永远由他一家继承下去，“传之无穷”，却二世而亡，牛气冲天的秦王朝仅存15年，不意成为亢龙有悔的经典注脚。中国名义上历时最长的朝代是周朝，近800年；最短的朝代是五代时期的后汉，不到3年；如果胸襟放宽一点，那么国祚只有19个月的北辽当为最短。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兴衰中，整体性的朝代更替就有18次，大大小小的政权更迭则未计其数，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百十年。这就是历史。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历史并未终结，仍是在这一规律的支配约束下缓慢间或激越前行。政权的交接，朝代的更替，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政权出现开始，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一个发展过程，尽管或许有曲折和反复，但总的发展趋势却是前进的。在中国社会，每一个朝代的更替，都伴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从整体上看，由奴隶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制度的变化映射出国家性质的转变。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王朝的更替，实际也是一个社会曲折，反复发展的过程，而在此期间，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是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对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述评：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和清代，主要涉及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等。而且，从整体上看，钱穆先生是崇汉唐而抑明清。根据钱穆先生的观点，在汉唐乃至宋，其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的还是体现的是一种“民主”的色彩，虽然这只是少数人的民主，是封建阶级内部的民主，但相比于明清时期不断形成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值得肯定的。谈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绝大多数人都想到的是封建君主专制，把封建社会制度等同于封建君主专制这度，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中国历史并非一部皇权专制史，早期皇权受政府制约，即在历史教材中被淡化的皇权与相权的制约，一直到明太祖废除丞相分权三司，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才得到解决，而结果是君主专制大大加强。在明代以前，汉代实行“三公九卿”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监察权，皇权实际上受到很大的制约，虽然在此期间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日益尖锐，但，从此也可以看出，并非是皇权专制。唐代的中央在秦汉皇权与相权矛盾重重的教训中，在魏晋南北朝“三省”制的基础上采用了“三省六部”制，中央设“中书省”掌决策，“门下省”掌审议，“尚书省”掌执行，三省长官均为宰相，实际分割了相权，而由此皇权相对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同时，中央“尚书省”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提高了中央办事效率。宋朝，中央则采用“两院制”，“中书省”掌行政权，“枢密院”掌军权，实际分割宰相的军权，同时又设“中书门下”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又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财权。从汉代到明初，虽然在相权与皇权的斗争中，相权处于不断被削弱的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权的存在对皇权起到很大一部分的制约作用。到明代，明太祖以“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制度，而逐渐形成“内阁制”，内阁的存在使皇权进一步集中，由内阁决策国家大事，然后向皇帝请示，这样，内阁则相当于皇帝的“顾问团”，只是掌握决策的草拟权，而真正决定决策是否执行的则取决于皇帝的“批红”。明朝通过这种方式将国家权力揽在皇帝手中。当然，这样，也为后来的宦官专权埋下隐患，这里则不过多提及。清代，清初仍采用原先满洲贵族“议政王大臣会议”决策国家大事，而后从康熙帝设“南书房”，一直到雍正帝设“军机处”，使中央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军机处”的设立，不同于“内阁”，而是皇帝直接参加军机大臣会议，直接作出决策，直接发到各个地方，中途即使是军机大臣也无权查看决策的内容。以上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专制”来看，而“中央集权”，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汉初分封诸王，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出现“郡国并行”的局面，而一般而言，各藩王国的独立性较强，在中央与地方矛盾爆发后，一场针对中央“削藩”的“七国之乱”也有此产生。在平定“七国之乱”后，全面推行郡县，当时全国一百多个郡，抬手的名位都和九卿差不多，因此随时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的比较小，却不感觉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唐朝，地方上形成“州，郡，县”三级，后又分全国为十“道”，又中央选任“观察使”，实际掌握地方最高权力。而唐代在边疆地区设“节度使”，掌军政大权，逐渐形成“藩镇”。而为有效对抗少数民族的侵扰，多委任武人为边疆节度使，实质形成一种“武人割据”的局面，逐渐演变，以至尾大不掉。最终引发“安史之乱”，唐王朝也由此衰败，进入“五代十国”的混战时期。宋代，在吸取“安史之乱”的教训后，采用“强中央，弱地方”的策略，收回节度使的兵权，划分地方“路，州，县”三级，又设“帅，漕，宪，仓”四司，并由地方挑选精兵入京，组成“禁军”，实则不断削弱地方的财权与军权。在此基础上，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只是实力不够，因而，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不断遭受外族侵扰，而又无力有效抗击的朝代。而到明，清两代地方，则是沿袭了元朝的行省制度，但中央却是不断加强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明朝在地方设三司使，分别由“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掌管地方的“行政，监察和军事”，逐级对上负责，形成中央对地方的一级一级的绝对控制。清朝也是采用这种方式，将中央集权不断完善，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汉唐到明清，中央-封建君主专制不断加强，地方-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总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形成与完善，以此理解钱穆先生扬汉唐而抑明清，不难发现，钱穆先生所要褒扬的是“汉，唐”时的政治制度上的所表现出的一种封建社会的“相对民主”。社会发展的规律表明，事物总是有一个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发展的实质也就是由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汉唐时期的封建制度中所映射出的“相对民主“发展到明清，则完全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取代，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无疑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退步。自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宣告成功，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在西方各国确立，由资本主义民主取代封建专制，实现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进步。而此时的中国，却仍处在清王朝不断加强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固步自封中，正处于历史发展倒退的河流中。由此中西方的差距不断拉大，也为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埋下祸根。仅观从汉唐到明清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制度，明清两代的政治制度，与汉唐宋三代相比，并不进步，甚至是倒退了，尤其是清朝，按照钱老的说法，清代的政治制度不能称为制度，而只是法术。虽然由汉唐到明清，从政治制度上来看，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社会总体发展趋势还是向前的，这种历史发展的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可以说是在一种矛盾的循环中不断前进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是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一个发展过程，尽管或许有曲折和反复，但总的发展趋势却是前进的。”不管中国社会是在怎样的发展，前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5000多年来总也走不出兴衰治乱、王朝更替的怪圈。一个显赫的王朝存在二三百年，然后是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中国在这方面更多的只是循环而没有进步。当社会混乱之时，人心思定，于是有一个人带领一班人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基于对动乱的印象和恐惧，劳动人民接受一个统一的新的王朝的统治，而统治阶层对于动乱之痛有亲身体会，因此也能够励精图治，政治较为清廉，社会经济得到逐步发展，到了王朝的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贫富差距过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激化，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逐渐丧失，于是底层民众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发动反对现存王朝的起义，战争意味着社会的动乱及对社会曾经积累的财富的破坏，战争也荡平了曾经存在的贫富差距。在动乱中，一批新人建立了新的王朝，新的统治者接受了前朝覆亡的教训，于是出现“大治”，然后是再次的“大乱”，如此往复循环。这样的往复循环，实质上也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正如封建制度般，封建社会也是在一个矛盾的循环中不断发展，直至他的弊端完全暴露，而最终出现社会历史进程的前进，即一次质的发展，而不再是原地探索式的改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