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开放为抓手推动又好又快发展

以改革开放为抓手推动又好又快发展黄奇帆市长在重庆大学报告会上的讲话当前，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又好又快轨道，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在15%左右，各项经济指标均衡增长，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社会民生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奋发努力，也得益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改革创新和开放跨越，全面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一体化“三位一体”战略。一是深入推进改革，建立起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适应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的制度安排。不能只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还要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骨头要坚强，肌肉也要发达”。为此，我们加大民生投入，民生财政支出占比连续两年超过50%。今年，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决定用改革的办法推动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改善百姓生活，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是深化内陆开放，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加快崛起。实际利用外资，过去三年增长6倍，增速列全国第一，总量居全国前八、内陆第一；今年有望达到60亿美元，标志着重庆开放度的显著提高。进出口贸易，今后三年将以平均50%的速度增长，到2012年达到300亿美元，到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这将成为内陆开放高地的又一重要标志。“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今年国家已批准重庆4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项目，走在全国前列。总体上，重庆正在走出一条从投资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从基础建设转向民生改善、从内生增长转向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路子。下面，我就重庆改革方面的四个案例，和重大的师生们作一交流。一、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今年全市改革的重头戏，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问题，这步棋走好了满盘皆活。年初以来，熙来书记主持两次市委常委会研究决策，市长办公会三次研究部署。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已召开10多次工作会。今年6月，市委、市政府还向家宝总理、克强副总理、良玉副总理做了专题汇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最后，在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上，全体市委委员以及各区县、部门、高校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沟通，形成了共识。总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心血来潮、头脑发热，而是集思广益、审慎研究作出的重大决策，我们有把握实现既定目标。（一）为什么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出现了与世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相悖的三大问题。三大问题皆因二元户籍制度所致。1、世界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是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过程，因为城市人口用地比农村人口少得多。世界其他国家由于没有户籍门槛，农民进城就能定居，尽管进城后城里会增加100平方米建设用地，但农村可以退出200多平方米宅基地，“一进一出”耕地会有所增加。由于户籍的阻碍，我国农民进城后不能实现定居，农民在城市、农村“两头”占地，耕地不增反降，使我国守住耕地红线成了一大难题。为了保住耕地红线从严控制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得地价上涨推高了房价。2、世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逐步转移，当到达“刘易斯拐点”时，即占总人数10%的农民通过务农的规模效应可实现与城市务工相当的收入，城乡一体化将基本形成。由于存在户籍门槛，我国农民进城后不能实现定居，年老力衰后还会返回农村，“刘易斯拐点”不会正常出现。十年前，全国有八九亿农民，现在依然如此。城市化、工业化并没使农民减少，农业生产也没有实现规模经营，城乡差距还在不断扩大。3、世界各国只有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区别，我国实际上出现了“非城非乡”的第三类人群——农民工。每年，农民工“候鸟”一样在打工地和老家之间迁徙，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由于二元户籍的阻隔，使得长期在城里生活工作的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城市居民子女接受义务阶段教育是免费的，但对收入相对更低的农民工子女却要收取数千甚至上万的择校费，这是不公平的。又如，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因户口不同而不同，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每年少保障1000多元，参加医疗保险每年少保障七八百元。这会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使投资环境更好，但为什么是牺牲农民工而不是城市居民的权利呢？这“三大悖论”，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违背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实践证明，现行户籍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如果不能实现改革突破，国家发展后劲将大大减弱，影响今后30年的长远发展。推进改革户籍制度，消除阻碍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障碍，将产生强大的持续拉动力。具体而言，有五大好处：一是社会公平的回归，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权、平等市民待遇；二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三是让城市更年轻，增加城市人口红利；四是促进城乡资源一体化配置，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五是扩大内需，持续拉动经济增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亦是大局所需。（二）户籍制度改革的几个认识误区1、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换发户口簿，而是要让农民工转户进城后真正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五大保障”。当前，一些城市人对农民工吃苦、没有好待遇，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这不是城市人的“冷漠”，根本上是制度造成的隔膜。不能让农民工永远是社会的“另类”，根本途径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真正享有平等待遇。2、户籍制度改革绝不是以土地换户籍、换保障。有人认为，重庆是为了要农民手中的土地才推行户籍制度改革。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没有调查的无稽之谈。如果真是为了要农民的土地，完全可以按照过去30年传统的征用办法实现，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农民工以自己的青春和劳动为城市创造了社会财富，理应平等享受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我们规定，农民工在主城固定工作岗位上有五年以上工龄，就可无条件转户，并不以退出农村土地为前提。这是农民工的基本人权，是农民工通过有效就业改善了自己的保障体系。而且，在首批338万转户对象中，约有100万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出生于1984年之后，由于土地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他们实际已没有承包地，但同样可以无条件转户。过去农村孩子读大学“鲤鱼跳龙门”才能转户进城，现在中职学生也可转户进城，这对农村孩子今后的学业、就业、成家都很有好处。3、农民转户进城不仅不会让城里人吃亏，反而会让城市受益。有人认为，由于农民转户进城，城市居民享受的公共资源会被划出一大块而减少。事实恰恰相反。比如社会保障，现在城市原住民平均年龄四五十岁，10—20年之后就会享受养老金待遇，而进城农民工大多二三十岁，他们要30—40年之后才会享受养老金待遇。这是农民工在弥补城市养老金的不足，城里人实际沾了农民工的光。有人认为，大量农民转户进城，城市基础设施就会不够用。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是政府缺乏规划、管理无方的体现。城市化过程是巨大的内需扩大过程。有更多农民工进城创造财富，城市化才拥有更强的动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才会不断提升。有人认为，城市需要的是大学生、投资者这样的白领。其实，城市发展不能寄望于天降精英。试想，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扫地、务工的蓝领，那将是怎样一个乱象迭出的地方。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减少农民的过程，绝不是城市人口卡拉OK、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过程。城市作为一个有合理分工的有机活体，应该有70%左右的人群属于蓝领，他们在不同岗位贡献力量、创造财富。4、转户对象的设定不分重庆本地还是外地，没有歧视外地农民工。重庆是省的构架，农民工转户不是在户籍地，而是在工作地，因此更多的转户是跨区县的，这同沿海城市与内陆农民的关系是一样的。当前，转户对象主要是重庆籍农民工，但出发点没有区分重庆籍还是非重庆籍。事实上，在重庆务工的农民工90%多都是重庆人。今后，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就业岗位随之增加，户籍制度又安排得好，不仅在市外务工的400万重庆农民工会有相当部分回流，而且周边省市的农民工也会到重庆。我们的基本理念是，不论外地还是本地农民工，只要城里有需要他的岗位，并且实际工作三年或五年以上，届时就解决他们的户口。5、城市户口对农民不仅不是无用，反而是“护身符”。有人认为，现在户口已经无用，农民在农村挺好的，没必要转户。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诚然，对于百万、千万富翁，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对他并不重要，别说户籍，连国籍都无所谓。但对收入较低的农民工而言，只有拥有城市户籍才可以被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所覆盖，才能活得更有尊严。对此，我们要有理性的、富有同情心的认识。（三）怎样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分两个阶段推进：1、今明两年“消化存量”338万人。主要包括三类人：一是在重庆务工经商已三年或五年以上的农民工，他们在工作地就近就地转为城市居民。连同农民工家属，这部分群体共有230万左右。二是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和新增农村籍退役士兵，共有68万人。三是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已征地未转非人员、大中型水库移民等，共有44万人。计划年内转户100多万人，明年全部解决。目前转户总体有序。有人认为，没有出现农民排长队的场面。这是不是农民转户不积极？其实不然，而是有三个平台分别推进，800多个派出所是基本服务平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企业组织平台，各区县政府是政府推进平台。不需要他们排轮站队。2、往后十年“吸纳增量”六七百万。首先，每年转户农村籍大中专学生20万人。今后十年，本地生源可能逐渐萎缩，但只要地方政府大气一点，不分本地、外地，只要就读中职校就给予补贴并转户，会吸引更多外地学生来渝读书，校方也愿意配合并乐见其成。其次，每年新增转户符合条件的农民工40-50万人。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累计转户1000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过去，国家以常住人口作为城镇化率的衡量指标，只要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就纳入统计。因此，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原地踏步的局面。直辖以来，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8%提高到51%，提高了23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5%提高到27%，提高了2个百分点。二者的差距扩大到20多个百分点，其实质是被户籍制度挡在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之外的农民工。全国亦如此，现在48%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28%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相差20个百分点，涉及2亿多农民工。我们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二者的差距缩小到10个百分点以内。这将成为重庆实现城乡统筹的主要标志。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户籍制度改革，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明确提出要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落户问题，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要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市委、市政府在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不回避矛盾、不作表面功夫，下决心攻坚突破，打一场改革硬仗，不辱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探路的历史使命，不负时代的要求、人民的重托。二、关于住房制度改革住房是当前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熙来书记精辟地指出：“衣食住行都是民生，住房是最关键的民生”；“现在稳天下，民生问题、衣食问题要从住房入手”。房产兼具保障和商品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市场化都存在制度缺陷。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及各企事业单位实行公房分配，导致房源不足，百姓居住拥挤不堪。上世纪80年代后，开始走上市场化轨道，结果出现房价过快上涨，许多大学毕业生、城市新生代等“夹心层”买不起房。尽管国家不断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房价却一直攀涨。调控失效的重要原因在于把体制性问题当成了政策性问题，只推出应对政策，不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治标不治本。为此，我们提出了“235调控体系”，即建立“双轨制”供给体系，实行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的“三端调控”，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五管齐下措施”。（一）建立“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所谓“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即政府保障与市场供给双轨运行。城市居民大体有60%—70%能够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但有30%—40%需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需求群体中，低保户可租住廉租房，但只占整个群体的3%，还有27%的人群处于“夹心层”，既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又没有资格租住廉租房。为此，市委、市政府本着民生为重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