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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读书笔记一说读书笔记，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不久前拜读过。说来惭愧，这还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细读笔记文体。读后感写过不少，但大多数还是“作业性”文章；从未正儿八经写过读书笔记，对此“行情”也不甚了解。不过根据我的理解，读书笔记要比读后感好写得多，也自由得多，灵活的多。写作时完全可以“笔随思动”，随着阅读的进度时刻宣泄自己的感情，甚至这种宣泄可以没有固定主题——只要我想表达。还可以天马行空的展开联想，大胆提问。以下我的写作，大致就是根据这个理解基础展开的。在本书开头《致谢》这篇中有段文字：制陶时最美妙的一刻就是陶器将要成型前、轮盘还在转动的那一刹那，就在无限的可能在最终固定在某一种可能性中之前的那一时刻。太精彩了！作者还说：写作的进程是由希望和抱负驱使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作品必须要受到写作自身局限性的约束。深以为然之！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Schudson）：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资深教授。诸多论著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这部初版于1978年的《发掘新闻》。老实说，开始觉得读这本书对我来讲一定是段痛苦的历程，所以迟迟不敢翻阅。现在看来，我确实有些先入为主——因为无可否认这本书写得很棒！此书原是一篇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美国法律和美国新闻业中客观性理想的发展历史，后改写为书。绪论中表明这本书的两个目标：一、发掘这一行业的根基，这样就有希望揭示其他行业的基础。二、重点研究现代新闻机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关于第二个目标，我在阅读中深有体会，下面会提到。一般公认，19世纪30年代是美国新闻业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使“新闻”战胜了社论，“事实”战胜了观点。这场变革伴随着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范围的扩大而逐渐成形，不久之后，客观性便成了新闻工作者不得不遵守的法则。这一时期，报纸名称由“广告报”转为“先锋报”、“明星报”的这次变革，被称为美国新闻业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专指当时勇于打破传统的商业化报纸和党报，并成为后来报业典范的“便士报”。便士报在经济结构上，广告和销售所带来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取代了倚赖社会关系和政党关系的财源。经济上的独立无疑使报纸的自主空间增大，在广告上就有两条明显的体现：广告内容迎合广大民众和广告变成纯粹的经济信息交换，不牵扯道德判断。针对这点，便士报自己的说法是：我们只能说本报为自身利益而刊载的职责仅在于确保这些广告没有不雅或不妥之语言，并无责任深究广告内容是否名实相符。那是对此广告有兴趣的读者所做的工作，与我们无关。这让我不由自主想到了现在的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如果相关违法广告确认是明星代言的,那么他不仅要将代言广告获得的广告费如数上交,还要向广大消费者公开道歉。按照我国《广告法》规定,虚假广告获得的收入,责任人应做出一到五倍的赔偿。明星代言要负责，广告载体不用负责——似乎有点说不通。总之，便士报更主动也更自觉地表达了编辑的个性和信念，不再只反映一小群商业精英的生活，而是描摹大都会的迅速崛起以及多彩多姿的贸易、运输、制造业等中产阶层活动。便士报开始去寻找新闻并花钱聘雇记者，同时使“独家报道”成为报业竞争的坚实基础，也首度让家庭口角和丑闻成为新闻。作者将这些转变视为“民主市场的兴起”。对这场美国新闻业的革命的解释历来也是众说纷纭，在“科技论”解释中提到：人们对书本和报纸日益增加的需求，便是一位印刷界史学家所谓的“对新发明的永恒刺激”。我认为科技的发展和报纸的变革是双向刺激，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李普曼认为，新闻业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都要经历不同阶段的自然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报纸由政府垄断控制；第二个阶段，报纸从政府手中挣脱、投入政党的怀抱；第三个阶段，报纸开始逐渐远离政府、远离政党，依赖广大读者的支持赢利（始于便士报的诞生）；第四个阶段（一战后），“职业”时代的来临。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精辟。《纽约先驱报》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便士报，总编辑贝内特也是美国新闻界最具开创性的人物。《先驱报》比便士报更严肃，更负责，又比华尔街的大包更生动，更富娱乐性。我认为贝内特成功地抢夺到了中产阶级读者群是《先驱报》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民主市场社会的崛起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都使该报有了广泛肥沃的生存土壤。这就联系到了作者的第二个目标，报纸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密不可分。由“古巴妇女被搜身”引出的一大串事件揭示了19世纪90年代新闻业的一大特征：记者有史以来首次在报业世界扮演了主角。这件事再好不过地表明“记者时代”的来临。我想这时候记者身份的提高与便士报开始雇佣记者报道地方新闻这个基础是脱不开的。新闻业越来越看重大学文凭，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记者社会地位的提升。书中有一段描写：“新生代记者”年轻、天真、朝气蓬勃、胸怀大志，接受过大学教育，通常镇定自若。年轻的记者将满腔热忱投入到工作中，希望这种经历能激发自己的创造力。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段话，并且希望自己能拥有这些特性。就像书中后来提到的：新闻不再是偶然涉足的一份工作，而成为自己选择并愿为之奉献的职业——感觉好亲切。麦克斯韦说新闻要“快、锐、准”，总编们也说：新闻和评论观点不应掺杂在一起。不过，作者的一句话切中要害：若事实并不能完全排除想象润色的成分，那么它也无法完全排除掺杂其中的评论观点。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对新闻的要求都各有侧重：记者们厌恶强加到自己身上的无聊原则；编辑们既要照顾下面记者又要顾虑上面老板；主任们着重弄清事实，打击记者们傲气，在报纸上烙下个人印记。就像书中把记者和编辑的关系比作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一个循环的矛盾。即使大的环境如此，也总有些例外：斯蒂芬斯用高压手段强迫记者保持新鲜活力和个人魅力。一旦发现两名记者风格相仿，他就会立刻炒掉其中一个。这种做法实在是让我惊叹！不过总体来说记者们：愿望服从于事实、梦想服从于现实、道德感服从于现实政治、宗教服从于常理。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记者虽然与编辑吵个不休，心里却与他们非常接近”。还有两句话我认为揭示了记者的一部分本质：“记者故意摆出一副消极的姿态，为自己怀疑一切的道德观感到无比自豪。”“他们觉得自己的道德宣言是真理，就像自己揭露的事实一般无法辩驳。”对新闻报道要客观的要求使记者变“冷”——这是我认为的原因。19世纪90年代，两类新闻模式：以《纽约世界报》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一方认为报纸不是通过提供事实，而是通过筛选、修饰事实来引导大众生活。另一方认为报纸的角色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独特的文献形式，提供的事实不能经过修饰，纯粹用于传达“信息”。信息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不证自明”。《世界报》有骄人的发行量，同时我认为它推动了广告业的发展。“包括新闻在内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也应该成为广告”这种观点使《世界报》开始进行“自我广告”，不仅创新地使用插图形式，还出现色彩越来越重、字号越来越大的标题。它对漫画、插图、标题格式的自由运用，对简单词汇、内容、句式结构的强调，都使它成功地占住了移民者的市场，也迎合了中产阶级新的生活方式。普利策仅仅是将便士报革命延伸到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就缔造了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巨大发行量是报纸。这也充分证实了报纸和社会整体状态紧密相连，报纸应顺应社会人口、阶级、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改变。就像美国南美战争之前，社会精英对文学偏爱有加，甚至在新闻报道中也喜欢华丽绚烂的文风，不喜欢平铺直叙。到了1900年，经济、社会精英阶层转而支持“信息”类新闻，这类报道又被高度追捧。当时还有一个现象：社会地位共同的内部表征既然不存在，外在表征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人们只能“通过外表而不是其自身”来评判他人。我对这点深有体会，现在的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物欲横流，追名逐利的今天，不就是“看表识人”吗？浮躁的社会，浮躁地生活。《时报》建立了新闻业的标准。在低俗新闻业最为狂热的年代，《时报》以其高格调的作风和保守的政治观点确立了它的“尊贵体面”，降价促销使它茁壮成长。“一家干净的报纸，它为高尚的宗旨而奋斗，刊登一切适于刊登的新闻，以独立的立场由衷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报》迎合了特定社会阶层的生活体验，它的读者相比之下更加独立，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小插一句，从《时报》的发展来看，政治观点还是对报纸有很大影响的，虽然它不是党报，也不需要政党提供财源，但大多数的报纸都还有自己的政治偏向。报纸之间的道德分野，也许就像是人类大脑功能的道德分野一样：一边是高贵的抽象功能，另一边是不那么高贵的情感功能。能控制自我的人阅读政治新闻，而放任自己的人去读谋杀案和名人八卦。信息代表着一种自我否定，而故事则代表自我沉溺。超赞这段话！这让我联想到了钱钟书先生的比喻风格。非常精彩！到了第四章，不得不说我阅读起来已经非常吃力了。有三段话倒是让我眼前一亮“由独裁体制推上宝座的领导人似乎要比选举体制选出的领导人聪明、坚毅、勇敢百倍”；“公共事务不是公民的个人事务，公共事务大部分都是看不见的，是在离公众很远的地方由未知的力量在幕后操纵着”；“群体意识并没有特别的智慧之光，相反，智慧往往存在于参与管理过程的知情者和专家学者的头脑里”。乍一看这颠覆了我们现在追求的民主观，但细想一下不是没有道理。有句俗语：永远不要怀疑你的上司。听起来好像岂有此理，但这是一条准则：不站在那个位置，怎么知道应该想什么？怎么知道应该考虑哪些问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军队里似乎从来没有过“民主”，奇怪的是自古以来未曾受到质疑。想起来曾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民主会给班级造成混乱？》，上面说班内“民主”风开始蔓延，班干部工作受同学监督，班主任决定需多数同学同意才能执行。班主任对此深感不安，因为一些很“正确”的决定被同学们“胡搅蛮缠”不予通过。后来每个同学都收到一篇论述民主危害的文章：“印度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是民主的错”、“民主让美国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相当混乱和低效”、“越民主越腐败”、“缺乏民主是一种优势”……最后班主任在班会上写道“民主有时意味着低效和放任自流”……李普曼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实就是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区别。我认为很有道理。这一章后面提到了公共关系和宣传。我没有很深的专业性理解，在看的时候参考了上课时讲的第二章《新闻与宣传》的笔记。明白一战是西方宣传概念变迁的重要分水岭，也了解了“发言人”的出现历史。“新闻发布会”使记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独家新闻、内幕消息、内幕情报等。大家得到的新闻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这时候记者们就该竞争“评论”这一方面了。不过“评论”在狭义上理解好像又不属于“新闻”，这真是一个既尴尬又无奈的境况。第五章内容在我看来更晦涩难懂，以下就拣拣我感兴趣的说说吧！新闻业的价值——或恐怖之处——不在于能否代表公众意见，而在于能否控制舆论。一语中的——揭示了新闻业的本质！我曾经有感于某事写过一段话：“现在媒体监督越来越厉害，阴暗事件的曝光率也愈来愈高，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了透视社会最大的窗口，舆论监督的作用绝对不容忽视！”我对新闻业控制舆论这点，深以为然之！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似乎历来都是讨论不尽的话题。20世纪20年代典型的自由主义思潮认为，媒体就是民主政府的化身。对于美国来说，巴黎和会重塑了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开始用一种有组织、有意识是方式来“控制”新闻，政府对新闻的管理也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62年11月五角大楼发言人希尔维斯特宣称：“我认为政府天生有权撒谎，这是基本的、基本的权利，特别是在面对灾难时，政府有撒谎自救的权利。”书中同时又提到“其实，新闻界早就习惯了与政府合作、为了国家利益不报道真相，甚至撒谎。”我赞成这点，我认为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族利益，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媒体报道确实应该有情感倾向。对抗文化并不是一种反律法的文化，尽管它为非理性和无责任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精英文化，尽管它在60年代的精英群体中广受推崇，并通过特里林所描述的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得以流传至今。现在对抗文化依然很泛滥啊！特别是在网络上体现：一事出名千人评；一人出名万人骂（自己总结的，不尽完善）。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