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失业率吗？

龙源期刊网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失业率吗？作者：任慧玲来源：《当代经济管理》2017年第12期[摘要]选取1972～2015年数据，就计划生育政策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了一些变量后，通过回归结果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失业率上升，二者之间具有负相关性。由于人口结构转变和个体生命周期的特殊性的存在，生育政策对失业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回归结果显示滞后期为20年。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出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一定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相反由于人口总量的增加拉动了总需求会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因此，提出政府应适时采取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增加人总量以促进有效需求的增加，从而降低失业率促进就业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关键词]总和生育率；失业率；人口结构；人口红利[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673-0461（2017）12-0047-06一、引言近30余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就业总量不断提升，就业结构持续完善。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就业总量增加比较迅速，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就业总量增长较为缓慢，城镇登记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图1所示）。经济发展周期理论认为，经济繁荣增长阶段，实际产出增加超过潜在产出水平，失业率将会低于自然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反之，经济衰退阶段失业率将会提高。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据201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6.7%，虽然增速在全球经济体中保持第一，但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在经历由高速增长逐渐过渡到中高速发展阶段的过程中，面临的就业压力在不断增强（图2所示）。就业总量增加缓慢，失业率上升必然受到人口状况的影响，庞大的人口基数在提供丰富的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大的就业压力。随着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尤其是中国老龄化水平的不断加剧，“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传统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对完善优化人口结构、完善劳动力供给促进就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文献综述在国外，虽然失业是一种有着久远历史的社会现象，但是作为一种词汇直到19世纪才见诸于文字。早期研究失业的专家往往习惯采用更加委婉的称呼“待业”或“赋闲在家”。在英国，E.P.汤普森指出，早在1820年到1830年间已经偶见于欧文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著作之中。“失业（unemployment）”一词在1895年以后才开始通用；关于失业的成因，新老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人口是劳动供给的来源，人口增长在无节制的情况下或超过物质资料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必龙源期刊网将出现人口过剩，失业、贫困等问题也将随之而来。主要代表观点包括：马尔萨斯（1789）在《人口原理》中写到，过剩人口“在大自然的盛宴下，没有人替它安排一个席位，大自然要它走开”。Pearson&Harper（1945）认为人类的繁殖比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供给增长的快是一条自然规律，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口过剩。生态学家Vogt（1949）提出资源枯竭和人口压力普遍化理论，认为人口过度增长已经造成了资源危机。“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更加注重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其中Meadows（1972）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中认为，人口增长犹如癌细胞扩散在威胁着人类，它造成失业、贫困、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尽快实现人口与经济的零增长，才能达到全球平衡，意大利实业家佩奇（1981）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对于失业的成因人口增长缩减失业论者认为人口作为商品的消费者，人口增长缩减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失业；马尔萨斯（1820）在拿破仑战争后针对英、法等国的严重失业和经济萧条提出失业不是由于生产力不足而是由于人口减少所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凯恩斯（1930，1933，1936）认为人口增长缩减是引起投资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引起了失业问题。并提出了马尔萨斯两个魔鬼理论（人口魔鬼P和失业魔鬼U），认为由于人口增长停止或减少，可以减少人口贫困的威胁，但是人口增长缩减又带来了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慢性失业和经济长期停滞，并且失业魔鬼比人口魔鬼更可怕。美国经济学家汉森继承发展了凯恩斯的观点，他认为人口增长的停滞意味着经济外延扩张的减退，人口减少购买力下降引起投资减少和失业增加，因此他认为增加人口就能解决失业问题。按照国际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及以上，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按照此标准我国2001年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超低总和生育率和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可能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决策者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袁志刚和宋铮，2000；蔡昉，2001；汪伟，2009，2010）。随着“用工荒”“招工难”等现象不断出现，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过去。为了应对持续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学界关于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渐高，但是关于放松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学界看法也并不一致。邹至庄（2005）认为放开生育政策不会使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相反对人力资本投资有利。陈友华（2005）、王丰（2010）、左学金（2010）、沈可等（2012）、蔡昉（2013）等认为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增加劳动供给和延长人口红利并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Li&Zhang（2007）实证研究发现生育率上升会损害经济增长；刘永平和陆铭（2010）建立了一个纳入家庭教育决策的微观模型，他们发现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会降低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黄少安和孙涛（2013）则认为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会使中国陷入人口红利依赖症，无法实现从人口结构优势向产业、人力资本与技术升级优势转化，从而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和个人生命周期特征影响，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往往具有强烈的滞后性。蔡昉（2012）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生育率在自然变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强烈的外在力量的干预，大大缩短了我国人口从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长模式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时间。在短时间内宏观上表现为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大量劳动力进入劳动供给市场，人口抚养比下降，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当前“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现状，蔡昉（2013）认为与人口结构快速转变有关。在微观层面上，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了绝大多数家庭对子女数量的选择，在我国传统观念及性别偏好相龙源期刊网对滞后的前提下，生育政策引致了家庭性别选择的行为，LiHongbin等（2011）认为这是导致我国目前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城市出现了大量的“独女户”，根据Becker&Lewis（1973）提出的生育理论认为，子女数量的下降会使得家庭用孩子质量来替代孩子数量，因此“独女户”家庭的出现改变了女性在家庭资源中的弱势地位，女性与男性的受教育差距在不断缩小，女性与男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机会以及获得机会后收入差距都在不断的缩小。Mason（1987）通过大量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陆万军，张彬斌（2016）采取了双差分策略减少了内生性影响的情况下，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在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通过对以往文献梳理发现，研究老龄化、人口红利、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计划生育对女性地位、人力资本等方面影响的文献较多，从计划生育角度切入研究失业问题文献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计划生育政策作用的另一个新的角度进行研究，选取1972～2015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的相关数据，就计划生育政策与失业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三、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失业的影响分析新中国建立后，妇女总和生育率经历了迅速上升（1950～1957年），大幅下降（1958～1961年），猛烈反弹（1962～1963年），高位整理（1964～1971年），逐渐下降（1972～1990年），低位徘徊（1991至今）几个阶段。由图3可知，我国人口规模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增长最高峰后，从70年代开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出现了快速回落，但是在80年代人口增长过程中又出现了小幅回升。1971年7月国务院以51号文的形式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该文件第一次明确号召在全国城乡范围内普遍推行计划生育。1971～1978年期间计划生育政策倡导“晚、希、少”，主要以宣传和提供节育手段为主，对家庭生育行为只构成软约束，1979年开始城市“一胎化”和农村“一孩半”政策实施则快速地阻止了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发展双重作用下，人口增长持续放缓，在1993年总和生育率为1.8，首次跌破更迭水平，使得我国人口增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图4所示）。自1971年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增长出现了快速转变，近年来持续低生育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从劳动力供给市场来看，如果把劳动力市场比作蓄水池，那么按照国际通用标准，0～16岁人口的下降将直接导致蓄水池注入减少，而65岁以上人口不断增加则意味着蓄水池流出不断增多。由此可见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将不断持续下降，从而导致我国劳动力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女性生育意愿持续下降，生育率下降解放了女性劳动力，增加了劳动供给；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我国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图5所示），使得更多的男性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分析，根据人口增长缩减失业论及有效需求不足失业论观点，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增长缩减或人口减少引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失业率增加。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究竟降低了失业率还是增加了失业率，正是本文将要研究的问题所在。同时，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失业的影响问题，需要考虑人口的生命周期特征，从人口出生到进龙源期刊网入劳动力市场是需要较长的时间，国际上通用的劳动年龄人口范围是16～64岁，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具有滞后性。基于此，本文将进行接下来的研究。四、数据来源与模型建立（一）数据来源及指标构成本文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五普”“六普”及《新中国人口六十年》等。本文变量的选择：失业指标选用城镇登记失业率U作为被解释变量；总和生育率TFR替代计划生育政策作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选取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经济增长选用GDP增长率GDPR、产业结构用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IS，进出口结构选用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E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增长率W，城镇化率UR。？譹？訛失业指标选择。根据ILO的失业标准：城镇失业率=，我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城镇登记失业率=，虽然在对中国失业问题进行研究的多数学者认为登记失业率低估了实际的失业状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仍然选取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失业指标变量。？譺？訛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开展始于1971年7月，故总和生育率选取指标从1972年开始。？譻？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按照国际通用对劳动力年龄的划分标准16～64岁，计划生育政策对失业率的影响滞后16年。失业率及其他控制变量指标的选取范围为1988～2015年。？譼？訛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简称TFR），也称总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譽？訛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增长率W采取环比增长率即以上一期为基期，本期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减去上一期平均货币工资与上一期平均货币工资总额之比。？譾？訛城镇化率是指一个地区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例（图6所示）。本文在选取指标的过程中，首先对各变量平稳性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