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舆情管理研究及相关文献综述

第28卷第1期2015年1月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Nanj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Vol.28No.1Jan.2015收稿日期:2014-10-12作者简介:徐　琴(1986—),女,湖北黄冈人,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公益慈善。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深化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研究”(13WTB03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研究”(No.30920140122011)的阶段性成果。我国舆情管理研究及相关文献综述徐　琴(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4)摘　要:学术界关于“舆情”管理的研究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从主体看,有以高校、企业及金融机构等为对象的研究;从涉及领域看,有涉诉、涉检、涉警、涉军、涉法等研究;从舆情源看,则主要与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等关键词相联系。“舆情”管理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新形势、新环境下的“网络舆情”管理研究,说明“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研究的重难点。而针对“网络舆情”的管理主要又从技术层面、社会管理层面、危机管理层面、引导及管理综合视角等几个层面展开研究,技术研究与对策研究有断裂现象,没有实现有效的整合,难以形成舆情应对的全系统体系。关键词:舆情;网络舆情;危机管理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5)01-0062-06　　自2006年以来,舆情的引导及管理逐渐成为“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其研究趋势呈逐年递增的态势。从CNKI的文献搜索情况来看,2006—2012年国内共有针对舆情管理研究文献136篇,其研究的侧重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从舆情主体出发,研究舆情如何引导及管理根据所搜集的文献,学术界主要以高校、企业、金融机构等为研究主体,分别探究其各自的舆情管理机制问题,其中以高校的舆情管理机制研究尤为突出。而针对高校舆情管理,又尤其突出网络舆情的研究。1.高校舆情管理研究首先,从高校非网络舆情的研究来看,学者大多从高校舆情的特点入手,由舆情特点引出相应的管理对策。王楷楠[1](2010)认为高校突发舆情存在潜伏态、激发态、消退转化态,三个阶段各有不同特点,且有动态转化的可能,对舆情的管理应从前期防范;动态监测,建立舆情汇集及分析研判机制;编制应急预案,完善舆情信息处置机制;建立舆情信息反馈机制等四个方面强化高校的舆情引导管理。郑洋[2](2012)认为针对高校舆情的迅捷化及群体化特点,高校舆情应加强工作领导、畅通舆情传达渠道、实行舆情汇集会商。周丽影等人[3](2011)认为针对高校舆情的多样化、复杂化、迅捷化及影响较大的特点,高校应该加强舆情的收集、分析、监测及引导四个方面的工作。其次,从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来看,学者们倾向于各种管理机制的构建、网络文化的建设及创新高校管理方式。李尚旗[4](2011)从网络舆情正负面影响出发,认为要重视网络舆情的监控、预警—26—及引导。张丽娟等人[5](2011)认为管理工作的重点在于网络舆情快速响应机制的构建,并改善干预方式且做好舆情的采编工作。陈永福等人[6](2011)则认为应从领导机制、队伍保障机制、教育引领机制、安全预警机制、干预引导机制、危机处置机制及工作反馈机制等七个方面建立舆情的引导及处置机制。吴磊[7](2011)认为高校网络舆情信息管理机制的构建可以从预警机制、监测机制、研判机制、上报机制、阅批机制、处置机制及反馈机制几个方面着手。张碧江[8](2011)亦认为要从预警机制、协调机制及化解机制三个方面完善高校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管理。吴勇[9](2009)则提出了“监控机制、汇集分析机制、引导机制、预警机制、应急处理机制”的一体化、“五制联动”的管理机制。此外,也有部分学者提出要从构建理性的网络文化以及伦理道德建设方面来完善高校舆情管理。刘燕等人[10](2009)认为在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中,要用先进的思想及文化占领网络,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徐保山[11](2010)也曾提出要构建理性的网络舆论文化,加强高校网络舆论空间伦理道德建设等措施。巫明川等人[12](2010)亦提出要营造健康的网络文化。最后,刘敏姬等人[13](2011)则跳出就舆情论舆情的局限,提出要从改革创新高校管理来应对校园网络舆情的挑战,包括加强高校民主管理、提高领导网络运用能力等六个方面。2.针对其他主体的舆情管理研究由于针对除高校以外的其他主体的舆情管理研究偏少,所以此处将其综合论述。在企业的舆情管理方面,曹远亮等人[14](2010)主要从监测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要成立监测部门、锁定监测主渠道、形成监测分析报告、制定应急预案以及利用监测软件建立健全监管系统等对策。叶永茂[15](2011)、李彦斌等人[16](2012)则主张在舆情演变的不同阶段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如潜伏期的预警机制、爆发期的快速应对机制、处理期的整合机制等等。在金融机构舆情管理方面,各学者则倾向于信息监测及应对机制的构建。张世晓[17](2011)认为应从金融舆情监测调查、信息整理分析及信息交流反馈三个方面加强金融舆情监测及管理。于保月[18](2012)亦提出了“监测+应对”的管理模式。二、从舆情涉及领域出发,研究舆情如何引导及管理从舆情涉及领域来看,学术界主要从涉诉、涉检、涉警、涉军、涉法等几个领域来进行舆情管理对策的研究。付亚萍等人[19](2011)认为涉诉网络舆情不能仅由司法部门来应对,而必须被纳入到公共管理的视域,从而从根本上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天津市滨海区大港人民检察院课题组[20](2010)提出要把舆情的处置机制作为一个应急系统,包括研判、预警、应对和引导四个子系统。雷建昌等[21](2010)认为要建立危机管理机制,通过“对话与沟通”,“疏通与引导”,“转换与重建”来应对网络舆情危机。雷雅敏[22](2012)认为,涉警网络危机处置应运用“公安网络舆情引导管理系统”,完善舆情的预警研判及应急处置机制,掌握网络舆论引导主动权。刘朝等人[23](2010)提出对于涉军舆情信息管理,要建立应急性舆情处置机制、建立有效快捷的舆情通报协调机制、建立经常性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建立媒体管理机制等。张方杰[24](2012)认为,在涉法网络舆情的管理上,要从加强司法公开建设、加强法官队伍建设、加强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加强网络舆情管理队伍建设、增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联系等五个方面入手。三、从舆情源出发,研究舆情如何引导及管理针对舆情产生的源泉是基于公共突发事件,或者是群体事件,或者是非常规突发事件,学术界分别进行了引导及管理研究。在突发事件上,刘静[25](2011)认为要运用泰罗的管理哲学思想,从三个方面即加强制度建设,包括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及网络道德与司法制度建设;加强管理创新,包括建立一个高效的协调联动机制及新闻人发言人制度;加强技术创新,包括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及预警,且发展政府应急管理预警电子政务,加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能力。杨海华[26](2010)认为在面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之时,则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舆情信息管理制度,包括畅通的民众舆情表达机制、畅通的信息公开机制及一套以民众舆情信息收集和处理为中心的政府危机管理—36—系统网络。祁晓霞[27](2010)认为基层政府在应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时,要站在理性看待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完善社会安全阀渠道,并建立开放式的应对模式,主动介入网络舆论,实时引导。李宇[28](2011)主张政府在面对群体事件之时,应首先加强信息公开力度,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同时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完善网络立法,建立网络实名;利用技术手段,引导网络舆情。徐敬红等人[29](2010)以非常规突发事件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其应急管理中应该遵从三个步骤,即事前预警、事中干预及事后评估。王凯燕等人[30](2012)则认为应该成立专门的网络舆情反馈中心;加强网络媒体监控;定期对网络舆情产生分析报告;建立政府与民众对话的更多更直接的渠道。四、综合视角下的舆情引导及管理通过CNKI搜索发现,篇名中包含“舆情”的文献有2088篇,其中有1000多篇是以“网络舆情”或者“互联网舆情”为研究对象。此外分析篇名包含“舆情”及“管理”的136篇文献发现,其中有103篇文献是以“网络舆情”为研究对象。由此可见,“网络舆情”的监管工作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尤为重视的问题。而以篇名中含有“社会舆情”进行搜索,则只有72篇文献,经过筛选,有参考价值的文献仅有十多篇,且部分只是分析当前社会舆情的特点、发展态势及传播效应,以应对及管理为落脚点的研究较少。首先,从以“社会舆情”管理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来看,研究视角集中在舆情监控各大环节的构建。李昌祖[31](2007)认为要保持社会舆情管理机制的畅通就必须从社会舆情的汇集及干预机制两方面入手。其中在健全社会舆情的汇集机制上,要设置健全的舆情汇集系统、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加强新型媒体作用及健全民意调查。在健全舆情干预机制上,要建立健全信息发布机制、形成网络干预新机制以及建立其他多样化的舆情干预渠道。陈波[32](2006)则认为,社会舆情预警机制的基本框架包括社会舆情信息机制及社会舆情的问题解决机制,从而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王万军等[33](2012)则更为全面,认为应该建立有效的社会舆情监测与调节机制以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这两大机制的落实则需要实现社会舆情监控机制、研判机制、引导机制及应对机制的联动协调。罗繁明[34](2008)则从技术层面入手,利用信息化的知识管理平台,创建了一套社会舆情监测和决策支持管理系统。该系统包含指标统计、舆情信息管理、数据信息管理、专家分析、监测评估五个子系统。其中舆情信息收集是起点,系统、专业的深入分析研究为重点,以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为终点。其次,基于“新媒体”环境对政府舆情管理进行机制及管理方式研究。宋振文[35](2011)指出,新媒体的发展为公共危机舆情管理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应对挑战方面,首先要建立健全新媒体信息的传播规制,其次要构建新媒体舆情监测机制,最后要建立健全新媒体舆情引导机制。吴彦孜[36](2012)认为,新媒体环境下,政府传统舆情管理模式必须创新,包括建立网络实名制;加快立法,依法治网;利用舆情研判及引导机制,及时发现并处理敏感舆情;进行理性的公民教育等四个方面。乔莉萍等[37](2012)认为新媒体时代是一个“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时代”,必须要通过三种方式,即以变应变的思维模式,掌握舆论引领的先机及构建实用、高效、畅通的网络信息传播渠道来把握住网络舆论的引导权。马友平[38](2010)认为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要改变传统的硬性控制的手段,而实施“软”管理,侧重对舆情的汇集、分析、引导、应急及综合评测。戴挺华[39](2012)认为新媒体的特征正倒逼政府在舆情引导中实现角色转换,从集权管理型转为服务型,从舆论控制型走向合作对话型,从被动应对型转为主动发布型,从封闭型走向透明型,从过程管理型走向素养培育型。最后,基于“网络舆情”管理,从技术层面、社会管理视角、危机管理视角、引导及管理综合视角进行相关研究。从技术层面看,吴绍忠等[40](2008)倾向于科学的舆情预警机制的构建,主张通过设立网络舆情预警等级,设计预警指标体系,运用Delphi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及遵循网络预警的工作流程,发现网络舆情,掌控其发展变化过程,进行深入挖掘与分析从而准确预警。张毅[41](2009)则构建了一个由采集模块、预处理模块、分析模块、信息提交模块和决策支持模块等五大模块组成的舆情分析系统。张虹[42](2011)构建了一个基于指标—46—控制和知识挖掘的网络舆情管理及辅助领导决策平台,主要实现以下功能,即建构舆情分析引擎、自动信息采集功能、数据清理功能、智能辅助决策功能。陈晨等[43](2012)则从舆情的预警研判机制入手,运用系统论思想,构建了一个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