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治，又名知行，安徽歙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1914年留美，次年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孟禄等教育家。1917年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教育科（教育系）主任。1922年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同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1930年秋流亡日本。1931年春回国，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提倡普及教育。期间，创办《生活教育》半月刊，并任《生活教育》和《普及教育》周刊主编。1936年组织国难教育社并任理事长，提倡国难教育运动。1938年12月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任理事长。1939年在四川合川创办育才学校。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编《民主教育》月刊。1946年创办重庆社会大学，任校长。陶行知思想非常丰富。其中以普及教育和生活教育思想最富特色。（一）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普及大众教育是陶行知毕生大部分精力奋斗的目标。他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机会受到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首先要打破学生关，消除儿童与成人、男子与妇女的界限，让所有男女老幼都成为普及教育的对象。其次，要打破先生关。他认为普及教育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小先生制”，发动全国的小学生和识字成人来开展普及大众教育。再次要打破课堂关，普及教育必须适应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工学结合，时间安排和教学组织应灵活多样，一定不能妨碍群众生产。第四要攻破课本、纸笔关。他提出：“中国是个穷国，必须用穷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不用浪费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不需要的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普及教育要从群众经济状况出发，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第五要攻破学校关。他认为专靠学校很难普及教育，因此必须采用自学团、共学团、工学团、空中学校等组织形式，广泛开展普及教育活动。第六要打破人口关。要普及教育，必须控制人口增长，节制生育，推行避孕、晚婚和只生二胎的方法，否则很难普及。第七要有立法保证，“劝导与强迫并行”，同时要使一切妨碍别人求学的人都受到法律的制裁。陶行知一生为普及大众教育做了大量工作。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师任教时就举办了暑期学校，带领留校学生教居民、车夫、商贩识字读书。1923年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编写了《平民千字文》，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教平民读书识字。1926年后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重点是普及大众教育。1930年担任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义务教育组主任，与马寅初、朱经农共同起草了《实施义务教育初步计划》，成为当时政府推进普及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后又发起普及教育运动。在长期的普及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适合中国特别农村教育实际的宝贵经验，为普及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深受杜威的影响，源于对中国教育的反思，形成和完善于长期的办学实践。所谓生活教育，按照陶行知的解释，就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一句话，生活教育的实质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生活教育思想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部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的本体论。陶行知指出：“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他认为“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现代的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就是要受现代的教育。”“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的领域论。陶行知指出：“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方法论，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动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其基本特征是以“做”为教与学的中心，强调“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三）创造教育思想他指出：“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换言之，“‘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就创造教育而言；“手和脑在一块儿干，是创造的开始；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陶行知重视创造教育，不仅撰写了《创造宣言》、《创造的儿童教育》和《创造的社会教育论纲》等创造教育专论，而且在其大多数教育论著中都论及了创造教育问题，尤其是儿童创造能力的培养；他在《育才三方针》中规定“向着创造生活前进”是其核心，在致育才学校全体师生的《最后一封信》中又以“为科学创造而学习”和大家共勉；他创办重庆社会大学，强调创造新世界是社会大学“主要的功课”，“社会大学之道”首先要明白人民的四个大德，即：觉悟、联合、解放和创造。凡此可见，创造教育理论在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陶行知强调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即：（1）“治学”能力，即自动、自学和自得的政治学能力；（2）思维能力或认识能力，即观察、分析、综合、推理和判断的能力；（3）“治事”能力，即手脑并用，能言能行，善待人，会办事的能力。他主张创造教育应从儿童抓起。他撰写了《创造的儿童教育》和《民主教育》等文章，提出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需要“六大解放”，即解放儿童的眼睛、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嘴、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时间，“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