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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抒情方式论略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其《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郭预衡先生认为司马迁是可称散文祖师者。语言的强烈抒情性，是《史记》成为文学名著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抒情方式，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一、《史记》语言的强烈抒情性话语的沟通功能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描述外在事物。二是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抒情是与叙事相对的概念。抒情偏重于表现作者自己的主观世界，叙事偏重于再现客观世界。抒情作为一种主观表现，并不脱离现实，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评价。《史记》除了思想内容丰厚，人物形象突出，语言明白晓畅、富于个性化之外，字里行间都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情感。它继承了《离骚》浓郁抒情传统，但抒情方式有所不同。《离骚》是直抒胸臆，而《史记》则寄托于笔下的人物。作为历史著作，《史记》记述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作为文学著作。其叙事话语中，或明或暗地蕴含作者的爱憎，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从这个层面看，它不仅与先秦之史籍不同，与此后之史书亦有较大差异而独具特色。《史记》不是纯客观地去叙述历史，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描述，表现其社会理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批判。由于他自身的悲惨遭遇，其笔端时常流露出一种愤怒之情，一股沉郁之气。有的通篇是借古人行事来抒发自己的愤世之志；亦有夹叙夹议，火花四溅，愤泄着慷慨之音；也有平空插入一段淋漓尽致的悲悼惋叹。那种对佞儒、酷吏们的尖刻讥讽，那种对刺客、游侠们的倾心赞颂。那种对失路英雄、含愤志士们的无限同情，都明显的带着司马迁强烈的主观色彩，从而使其作品成为一首用整个生命谱写的饱含血泪的悲愤诗。鲁迅评曰：“(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槠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鲁迅指出了《史记》强烈抒情性的原因，司马迁“恨为弄臣”、“感身世之戮辱”，最终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确为的评。《史记》语言的抒情方式较为多样，不同类型的语言，抒情方式不尽相同。为了表述的方便，文中把它分成叙述描写语言、议论语言、夹叙夹议的语言三种抒情类型。下面分别加以论述。二、叙述、描写语言的抒情这种抒情方式就是，作为叙事者，司马迁在叙述历史事件、描写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倾注自己的感情。这种叙述、描写语言，自然流露出作者的情感，暗含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史记》流露的感情有敬慕赞叹之情，惋惜同情之情，憎恶批判之情等。1、敬慕赞叹之情。《魏公子列传》详细地叙述了信陵君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屈尊求贤。不耻下交的一系列活动。颂扬其心系魏国。礼贤下士，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优良品质。通篇洋溢着司马迁对信陵君的敬慕、赞叹之情。司马迁为“战国四公子”都立了传，而题目中特称信陵君为“公子”，行文中亦称“公子”达一百四十七次。如信陵君迎接、宴请侯赢的一段，是细节描写，通过叙述了信陵君礼贤下士的一件小事，透露出司马迁对信陵君的敬慕之情。这短短的一段话，就用了二十五个“公子”，称呼之亲切，赞叹之情，溢于言表。2、惋惜同情之情。《李将军列传》以含情之笔记述了汉代名将李广的悲剧命运。抓住了李广善射的特点，描述“百骑退匈奴”等典型事件，展现出这位名将的风采。一代英雄，却历经坎坷，终生未得封爵。却又含愤自杀。如李广含愤自杀的一段：“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阐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李广智勇双全，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常常以少胜多，险中取胜，以致匈奴闻风丧胆，称之为“飞将军”。他治军简易，体恤士卒，深得将士们的敬佩。李广自杀后，“(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元老壮，皆为垂涕”。司马迁在文中倾吐出对李广的深切同情，流露出对当权者刻薄寡恩的愤慨。由于自身的悲惨遭遇，他对失路英雄李广的命运有切身的体验，也极易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3、憎恶批判之情。《李斯列传》叙述了李斯奇异的一生：他由一介布衣，到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而位列三公；因畏祸贪权而杀扶苏，立胡亥，为虎作伥，最终导致被赵高、胡亥所杀。司马迁在叙述中。对李斯的自私、懦弱进行谴责，对其养虎遗患，玩火自焚又表达了无限的感慨。如李斯仰天而叹的一段：“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官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成阳。麋鹿游于朝也。’”这段文字，如其说是李斯的感叹，不如说是司马迁的想象之辞，强烈的体现出对李斯的憎恶批判之情。三、议论语言的抒情《史记》在书表之首和每篇之末，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或作分析评价。或抒发个人感慨。首创史书的序论和论赞体例。《史记》论赞、序论体的创立，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是相一致的目。序论和论赞足见其史笔、史才、史识，更能看出他对事件和人物的爱憎感情。1、序论之抒情。在《史记》中，司马迁创立序论体，放在书表之首，借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来抒发个人感慨。如《惠景间侯者年表序》：“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长沙王者，著令甲，称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竞无过，为藩守职，信矣。故其泽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数人。及孝惠讫孝景间五十载，追修高祖时遗功臣，及从代来，吴楚之劳，诸侯子弟若肺腑，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馀。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序论称赞长沙主吴芮对中央王朝最忠诚，故得以保全其国，“禅五世，以无嗣绝，竟无过，为藩守职”。“信矣”是司马迁的感慨。其他七个异姓王国，都已经灭绝。而长沙王吴芮的子孙，还有“泽流枝庶，无功而侯者数人”。最后，说明列表的目的，“成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2、论赞之抒情。在《史记》中，司马迁创立论赞体，来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抒发其对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感情。《项羽本纪》成功地刻画了项羽这一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真实地勾勒出秦汉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司马迁以饱满的激情颂扬了项羽在灭秦过程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对于项羽的种种失误和自身的缺点，导致兵败垓下，自杀身亡，则寄予了无限的惋惜和同情。其论赞曰：“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论赞中，司马迁把项羽同舜相提并论。“羽岂其苗裔邪”，流露司马迁对其榆扬之情，肯定项羽在灭秦过程中的卓越功勋。指出项羽“非有尺寸”封地，“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在肯定项羽卓越功勋的同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点明项羽至死尚不明白其失败的原因。论赞中，司马迁的崇敬、揄扬、惋惜、同情、痛心、责备等多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复杂的感受，难以言表。从此论赞亦看出司马迁的良苦用心。四、夹叙夹议语言的抒情《史记》的议论语言，除“序论”、“论赞”外，又有在叙述过程中的“议”。司马迁在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边叙边议，夹叙夹议，在叙述和议论流露出感情。1、以叙述为主，夹叙夹议语言的抒情。《屈原贾生列传》记述了屈原、贾谊的远见卓识、忠心为国，以及因遭馋毁而不得其用的惨痛事实。对统治者不能知人用人，朝廷群臣的嫉贤误国。表达了无比的愤慨，对屈原贾谊的怀才不遇，寄予了极大的同情。文章夹叙夹议，反复吟叹，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作者对其身世的无限感慨。清代李景星《四史评议》赞日：“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遇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足见司马迁的感慨之幽深，千载之下，李景星读后，引起强烈的共鸣。如司马迁评述屈原作《离骚》的一段，他首先记述屈原作《离骚》的四个原因：恨“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然后，解释离骚的意思，“离骚者，犹离忧也”。其次，推测屈原作《离骚》的心态。“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最后，对屈原及《离骚》进行高度的评价。司马迁把《离骚》同《诗经》相提并论，亦见其识见超越同时代人一大步。《诗经》在汉代是六经之一，而《国风》和《小雅》是其精华部分。他说“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他评价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确为的评。2、以议论为主，央叙夹议语言的抒情。《伯夷列传》为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列传》中的首篇。司马迁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在大量的论赞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故事。全文以议论为主，以叙事为辅，名为传记，实则传论。在夹叙夹议的语言中，透露出对伯夷、叔齐积仁洁行、清风高节品格的颂扬之情。如引用孔子评论的一段话：“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司马迁借孔子的话来评价伯夷、叔齐，揄扬之情，溢于言表。他借叙述伯夷叔齐的为人遭遇，来抒发其对于人间是非颠倒的不平和愤慨。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而饿死，司马迁认为：如此而说不怨，是可疑的。总之，把《史记》的抒情方式分成叙述描写语言、议论语言、夹叙夹议语言三种抒情类型，只为论述的方便，事实上，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三种语言的抒情方式有时统一在同一篇列传里面。如《项羽本纪》，有叙述描写语言的抒情，结尾的论赞是议论语言的抒情，中间又有夹叙夹议语言的抒情。五、《史记》的抒情方式在史学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史记》的传记中，司马迁的笔端常是饱含着悲愤的情感，尤其是对于布衣、间巷之人和岩穴幽隐之士以及才高被抑、无可申述者。都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刘熙载《艺概?文概》：“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都是对《史记》抒情性的高度评价。《史记》语言的强烈抒情性。使其成为杰出的历史著作和重要的文学著作，它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久远的影响。在史学方面，《史记》的抒情方式对宋代欧阳修著《新五代史》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新五代史》和《史记》都是私修史书，欧阳修也是以善于抒情而著名的文学家。《新五代史》的抒情方式深受《史记》的影响。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继承了《史记》的抒情方式，在记叙历史事件的同时。用序、论等形式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表明其政治主张和独到看法，带有极为强烈的感情色彩。如其中的《明宗纪论》、《新五代史周臣传论》、《伶官传序》、《宦者传论》等篇，都是抒情名篇。如《伶官传序》，更是史论散文中的千古名篇。文章以后唐庄宗李存勖得失天下的史实为依据，阐述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历史经验教训。在文学方面，《史记》又是传记文学的名著，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尤其在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唐代柳宗元不屈其志。满腔悲愤，一寓于文。柳宗元的散文充满幽愤悲怆的感情色彩，形成柳文简洁幽峭的审美特色。其受《史记》的影响极为深远。综上所述，《史记》既是伟大的历史著作，更是传记文学名著，体现出司马迁强烈爱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