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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乌托邦与知识社会学思想识形态在曼海姆的笔下已经不是马克思思想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概念。在我的最初理解中，意识形态就是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看实物的一种形式。但是，在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意识形态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可区分的含义。一个是特殊含义，另一个是整体含义。当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时，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殊含义就包含在其中。这些观点恶化陈述被看作是对某一状况真实性的有意无意的伪装，而真正认识到其真实性并不符合我们论敌的利益。这样的歪曲不仅包括从有意思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也包括从处心积虑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当其与范围更广的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相对照时，他的特殊性就变得更为明显。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概念和整体性概念的共同因素在于：他们都不会为了了解论敌的真正含义和意图，而只依据论敌的实际言论。它们都求助于主体，都通过分析其个人或其集团的社会状况这样一种间接的方法来理解论敌的言论。虽然这两种概念有这某些共同之处，但它们之间也有重要的差别。第一，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只表示论敌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张的一部分。而这一概念仅关系到这些主张的内容，总体的概念则对论敌的总体世界观表示怀疑，并试图把这些观念理解为他所参与的集体生活的结果。第二，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在纯粹心理学的水平上对观念进行分析。这种情况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第三，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主要与利益心理学一起作用。但是意识形态的整体概念则使用更形式化的功能分析，不考虑动机，只把自己局限于客观的描述在不同社会背景中起作用的间接的结构差异。乌托邦对于我是个陌生的事物，仅仅是在电视连续剧《奋斗》中听说了那个“心碎乌托邦”。到底什么是乌托邦，在读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前完全没有概念。曼海姆认为：“一定的秩序的代表，会把从他们观点来看在原则上永不能实现的概念叫作乌托邦，并认定为绝对的乌托邦。”乌托邦话语的产生是维护现有秩序的力量与反对现有秩序的力量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结果乌托邦的不可实现性也是一种不能契合于现有秩序的，而不是与人类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不可实现性，乌托邦思想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定秩序的代表”所指斥的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幻象。乌托邦的内在蕴涵着对现有秩序不合理、非正义成分的否定和扬弃，以及对普遍正义的追求和孕生。因而，在现有秩序的意识形态视野中，乌托邦思想被视为有损其秩序根基的误导性的空想，但事实上乌托邦却是一种避免现有秩序的永久合理化、挑战现有秩序的绝对合理性社会批判性力量。乌托邦积极的功能是探索可能的东西，批判现存的东西，促进人类的自我更新和完善。乌托邦和理想是不一样的，理想并不一定就是不可实现的，而乌托邦的不可实现性却是它恒久不变的特性。乌托邦永远只能在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中出现，而不可能在现实的世界中找到或建立一个同乌托邦理念毫无二致的实体对应物。乌托邦是完美的化身，是普遍正义的诉求，而理想却并不具备这样的终极关怀。一种理想的实现并不一定意味着困扰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会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乌托邦却是理念中的至善至美的“人间天堂”。理想不一定要求打破，甚至并不反对现有的社会秩序，但乌托邦却始终是坚定地站在现有社会秩序的对立面。绝对真善美的“人间天堂”是不可能达到，也是不可能最后实现的。但是，意对完美的追求却是一种无法替代的对现有秩序的批判方式和对如何改善人类生存状态的积极引导，这正是乌托邦思想的政治价值之所在。作为一个充满着悖论性质的事物，乌托邦的生命力和存在意义正是在于它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没有乌托邦的存在，政治生活就会沦落为对普遍正义的不可遏止的任意违背和执意扭曲。曼海姆说在书中说：“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最年轻的一个分支，作为一个理论，它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为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它试图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这是曼海姆给知识社会学的定义。知识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两种形式。前者的功能在于维护现行秩序，后者在于反对这种秩序。人类历史的更替和演进在观念的维度上可以表达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震荡，在乌托邦取代意识形态之后，自己也相应地成立意识形态，并创造自己的对立面。所谓意识形态，是指维持现行秩序活动的思想体系，所谓的乌托邦，是指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按照曼海姆的思路，即使探寻人类思想混乱的基本因素及过程。因此，曼海姆首先探讨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何以成为一个问题。这个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节点的出现，起源于人们对教会设立的客观世界秩序的价值观念的崩溃。对存在与意识关系的探寻，在对客观世界秩序产生抵触之后，走向了客观世界的另一极，即是偏向主体的一极，即走向以主体为出发点的人类认知行动。从此，人类开始有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也开始了对世界的发现之旅。这一主体性意识的生成，最终成为理性主义思潮的源起。之后的人类，似乎是对偏向主体的模式的矫枉过正，于是又回到了偏向客体的道路。这一次从主体一极向客体一极的偏移，见证了自然科学逐渐崛起的历程。偏向客体的道路受到好评的原因，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主体也不完全是安全的出发点。在分别经历了从客体到主体，再从主体到客体的偏离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思想史节点开始成型：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起点，究竟应该是偏向客观世界，还是偏向主体认识，开始模糊不清。这种模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在随后崛起的心理学科内部认知取向完全不同的分支的呈现。在这个深刻的断裂处，曼海姆认为走出这种认识困境的前提是认识到这样一种实际情形：“外部客体的世界与心理体验的世界处于连续流动之中”。着重研究个体的心理学，已经无法对这种流动状态的世界给予分析。在此背景之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崛起。它的长处在于，它能将作为个体的群体生活的背景嵌入以求对流动的事件的理解，即是说，社会学诞生的理由和它努力的方向，是想在主体偏向和客体偏向的非此即彼的认识关系中，加入第三种办法，这种办法看似是一种折中，其实更是一项思想史上的重大发明，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探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方式，终止了作为个体的人类在思考时习惯于将自身思考经历和经验与群体相分离的做法。由社会学得以发生的理由，曼海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思想史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不是靠对客体的不同偏见，而是要发现为何关于客体的观点会各不相同。因此，曼海姆抵制社会科学纯粹在外部可以测量的关系上下工夫的研究取向。在此基础上，曼海姆给出了对社会科学的基本命题的理解：“构成一件事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依赖关系较之全然地外部形式化的因素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本质上更易于理解”。这就既否定了一些人认为他的观点是相对主义思想的指责，又表明了曼海姆本人相信研究中个人态度与意志的介入对于理解世界的来源的可能性。曼海姆认为，任何的观念都有其诞生的土壤，而不仅仅是个人化的创造。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之下，曼海姆在第一章以后的几个章节中，开始了他对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历程的分析。历史必然以历史学的方式出现，因为记载一切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尝试不仅仅绝不可能，也毫无意义，因此历史只能是一种文本。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曼海姆的这本著作，即是回到事件本身，发现观念何以进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