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新出路

发展中国家的新出路内容提要：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新兴大国将面临结构性的崛起困境，即其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霸权国家的恐惧，由此导致的反应将往往引起一种螺旋上升型的互不安全，从而不利于新兴大国的顺利崛起。为了确保崛起安全，新兴大国面临两种选择：奉行对抗的直接战略和追求合作的间接战略。历史经验证明，直接战略只会增加他国恐惧，间接战略则有利于缓解崛起困境，确保大国成功崛起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关键词：崛起困境；崛起安全；间接战略大国兴衰与国际权力的交替是世界政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直接影响到世界的格局、和平与安全。老的霸权国与新的挑战国之间的互动因此往往成为国际合作与斗争中的主轴，一个新兴大国怎样才能够顺利崛起也成为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十分感兴趣的话题。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在新老大国斗争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既奇怪又普遍的现象：霸权国削弱了，新大国夭折了，另一个相对超脱的大国走上了历史舞台。从17世纪上半期到18世纪初，法国一直是欧洲多次战争中的主角，它先后同传统强国西班牙、荷兰及欧洲多数大国直接交战，但结果却是英国成为“最大的得益者”，“一跃为世界头等强国”[①]。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气势汹汹的德国向国际秩序发起挑战，最终却是迟迟才参战的美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并在二战后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既如此，新老大国为何还是选择或接受战争？它们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吗？对新兴大国来说，战争与崛起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试提出以崛起不安全为主要特征的崛起困境的概念[②]，以剖析导致新老大国往往走向战争的深层矛盾与原因，并从新兴大国的角度探讨对应之策。一．不安全：崛起中的困境崛起困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新兴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霸权国家的恐惧，由此导致的反应将往往引起一种螺旋型上升的互不安全，从而不利于新兴大国的顺利崛起。对于大国权力交替，传统的观点一般都关注于现状国家的不安全，而较少注意到迅速崛起这一事实往往也使新兴大国最终陷入不安全的窘境之中，而这正是崛起困境所要着重强调的。通观历史，这种以崛起不安全为特征的崛起困境普遍存在于近代各大国的崛起进程之中，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17世纪下半叶，英国力量迅速增长，企图夺取荷兰的海上霸权，结果第二次英荷战争中荷兰海军兵逼泰晤士河口。拿破仑法国的扩张几乎颠覆了欧洲均势，作为均势“平衡手”的英国对此极为恐惧，多次促成反法联盟，这反过来使法国感到如坐针毡，因为敌人散而复聚，始终无法彻底打败。最典型的例子或许是威廉二世的德国。德国本来并非英国宿敌，但其力量的迅速崛起终于促使英国与法、俄结成三国协约，从而使德国倍感不安，最终导致其“希望在实力对比有利的情况下发动战争”[2]。二战时，德国对“生存空间”的焦虑、日本对美国枷锁式制裁的恐惧也部分反映了崛起不安全的存在，而两国的结局则为崛起困境作了一个最为负面的注解。二战结束后，苏联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向美国的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美国对此感到担忧，由此而出台的“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又被苏联视为威胁，这种互不安全成为冷战发生及僵持的深层次根源。与其他大国不同，美国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崛起进程中较少感到不安全的国家，但也不免与当时霸主英国发生矛盾，最终导致第二次英美战争。由于存在崛起困境，新兴大国往往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前景：退则不能崛起，进则不免与霸权国家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亦不利于崛起。自威斯特伐利亚时代起，仅有英国、美国先后渡过了崛起困境，成功崛起为世界大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苏联）都在崛起困境中折戟沉沙，功亏一篑。崛起困境主要是在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的互动中产生的，双方本来无所谓谁是谁非。但由于新兴大国往往被戴上“破坏国际秩序”、“战争祸首”的帽子，在这里有必要强调：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都对崛起困境的形成负有重要责任，后者的责任有时甚至更为关键。有一种世界战争宿命论和新兴国家原罪论，认为只要世界权力转移，必定发生战争；只是发生战争，责任必在新崛起国家一边。这显然是现任世界霸主代言人的理论。事实上，新兴大国的崛起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大国的兴衰轮替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永恒旋律，它不但不可避免而且还推动而不是制约了国际社会的进步。真正对国际社会形成挑战的不是新大国的成功崛起，而是新老大国权力交替进程中潜在的危险性。如果这个进程能够自然、和平地进行，则是国际社会之福，如果这个进程伴随着战争或被战争所打断，则成国际社会之祸。在福与祸的抉择中，新老大国均负有重要责任，但由于霸权国家仍然保持相对强大的实力和国际主导地位，在新老大国斗争中掌握着主动权，其责任往往更加重要。有学者注意到，在国际权力更替中，霸权国“总是以武力来保护其霸主地位”，这说明霸权国在很多情况下是崛起困境的主要制造者。当然，也有例外，在二战中，德日作为新兴国家是战争的挑起者，而霸权国英国是战争的被动参与者。但即使如此，英国的责任其实也很重大。设想一下，如果不是英国等一战中的战胜国先是对德国推行无情剥夺政策、后是推行一味绥靖政策，二战可能也就不会发生。因此，霸权国绝非大国权力交替过程中的“无辜受害者”，相反，在崛起困境的形成中，霸权国多半起着极其关键的责任，而这正是一些学者常常忽视的。如有学者在分析中国和平崛起时认为，“崛起过程无战争，是指中国要实现崛起期间不会引发战争，就必须通过国际制度的方式限制自身行为，自觉接受国际社会的制度约束与监督。”这实际上是将新兴国家置于一种负完全责任的地位，而没有看到霸权国家对形成困境乃至导致战争的责任，更没有看到在有些情况下新兴国家是被霸权国家或其他国家逼入或拖进战争的。二．崛起困境的理论分析在揭示了崛起困境这一客观现象后，我们再从理论上开展进一步的分析。从原因上看，崛起困境是一种结构性困境。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秩序可能得以维持，但安全却总是稀缺。“国家与人一样，其安全与自由度成反比”。[3]由于国家主权都是平等的，彼此之上没有更高的管辖权威，每一个国家都享有广泛的自由权。这种自由权越广泛，一个国家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安全感以及最终给自己的安全感就越小。一般国家间关系尚且如此，新老大国关系的不安全性就更大，因为两者的实力关系处于急剧变换之中。“在经济发展速度不同所造成的压力下，权力—安全困境中的不安气氛广泛存在。”[4]这样一来，崛起困境就难以避免。从结构性这一点来看，崛起困境类似于安全困境。但崛起困境与安全困境显然存在重大不同。安全困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一国加强安全的行为常常使别国感到不安全并就此采取相应行动，其最终结果是削弱而不是加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一般认为，安全困境具有三个特点：善意、不确定性和自相矛盾的政策。正是由于无政府状态下的“不确定性”，才使得“善意”的初衷导致“自相矛盾的政策”这个结果。这三个特征同样也可以用来概括新兴大国的尴尬境遇。但在安全困境中，增加力量是为了安全，这种力量的增长只是一种暂时的力量对比变化。而在崛起困境中，新兴国家力量的较快增长是自身发展所致，是必然性的，安全问题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目标。这些差异决定了崛起困境要更加僵硬而难以缓解，因为新老大国都不会愿意来降低自身的增长来减轻困境。而在安全困境中，两国可能通过加强沟通、消除误解、控制军备来达到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的目的。不同的国家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崛起困境，即它们不安全感的程度不同。什么样的国家更不安全或更为安全呢？这取决于以下要素：首先是地缘。地缘因素主要涉及到地理位置与环境、邻邦情况、领土面积与资源等.其次是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最后是新老大国的共同利益与认知程度。一般来讲，新老大国是很少具有共同利益的。但如果出现了对两者都有重大威胁的敌人，两国的共同利益也就产生了。如一、二战中野心勃勃的德国使美英走到一起，当前恐怖主义的猖獗则使中美意识到双方间的共同战略利益。共同利益有利于减轻新老大国之间的敌意与不安全感。此外，认知也能影响两国之间的敌友关系及威胁程度，因为“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包括合作关系、意识形态、历史、观念，都对国家选择联盟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如果有两个相同的挑战国，霸权国将倾向于把较少具有相似性的国家视为敌人。不管如何，在崛起困境中，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相比总是更不安全，形势更为不利。首先，对霸权国家来说，即使它的力量增长缓慢甚至处于下降之中，但只要新兴大国还未最终实现成功崛起，它的力量一般仍要比新兴国家强大，这使它既有信心也有能力应付挑战。其次，霸权国家还可以利用在国际体系中拥有地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对新兴大国的外部经济、政治、安全环境等方面制造麻烦，在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这种麻烦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最后，霸权国往往能争取到更多国家，从而形成数量上的优势。对新兴大国来说，邻国对它迅速崛起的担忧和同等大国之间的竞争，都可能使它在与霸权国的对决中处于少数地位，从而更加不安全。如果这种不利的安全形势日益恶化，新兴大国将被迫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财富投入到军事之中。考虑到霸权国家的强大，这种努力是否能够保证安全仍是未定之数，但另一个恶果却正在渐渐逼近。这就是保罗·肯尼迪早已所指出的，“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将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5]这种国力削弱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崛起成为不可能。苏联的冷战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三．直接战略与间接战略：实现崛起安全的战略比较应该明确，崛起困境尽管比安全困境要更为僵硬难解，但并不是不可缓解和摆脱的，英、美的崛起就是成功克服了崛起困境的结果。对新兴大国来说，能否缓解甚至摆脱崛起困境，在于能否打破螺旋型上升的互不安全，实现崛起安全，而这与其战略抉择直接相关。当然，在谈新兴大国的战略选择之前，我们必须承认，它不能任意选定自己的战略，国际环境，特别是霸权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其战略选择。但是，新兴大国尽管受到多种条件限制，但仍有自己的战略选择空间。例如，一战中德国之所以与英国为敌，很大程度上就是它自找的。一战爆发前，英国曾一度犹豫不决的是俄德两强当中哪个最危险，但威廉二世及其近臣们以骄横和挑衅性的“世界政策”决定性地替英国简化了问题。[6]如果德国当时不通过海军军备竞赛向英国的海上霸权发出挑战的话，大国兴衰历史可能会要被改写。但新兴国家仍能影响霸权国家而不只是受其影响。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战略选择。一种是直接型战略，以对抗求安全，主动出击，必要时不惜与霸权国冒险决战，以求尽快且一劳永逸地打破这种不安全。失败的教训表明，新兴大国冒险去挑战霸权国并不足取，间接战略是仍然相对弱小的新兴大国争取成功崛起的唯一之道。对新兴大国来说，间接战略的主旨在于，以避免对抗、争取合作的姿态来减轻乃至消除霸权国家及其他国家的恐惧，通过尊重他国的安全，最终实现自身的安全，从而缓解崛起困境，为崛起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间接战略主义者应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对人类社会来说，最好的安全就是防御。”[7]如果说进攻旨在消灭敌人的话，防御的目的则是防止敌人产生。间接战略旨在通过“消化”而不是“消灭”敌人，从而最大程度地缓解崛起困境，确保新老大国交替的自然、和平进行，这不但有利于新兴大国的成功崛起，更有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应该说，英美两国的成功崛起不是偶然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两国长期的战略选择与实践。近代英国一直试图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其实质在于使大陆国家相互为敌，自身则成为他们竞相争取的对象。通过实施均势政策，英国最大程度地防止了自身成为法国、俄国这样强大国家的主要作战对象，有效地维护了崛起安全，从而得以率先完成工业革命，集中精力进行殖民扩张，成就其百年霸业。美国则在几乎整个19世纪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与欧洲国家的纷争，专注于国内发展，结果到该世纪末即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初步完成了其崛起。四．全球化下的崛起安全：间接战略的选择与实施尽管我们已得出结论：间接战略要比直接战略更为有效，但历史的选择却似乎与此大相径庭。在本文所归纳的近代几大国中，选择直接战略的有四个，为法、德、俄（苏）、日，而选择间接战略的仅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