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公共技术平台的战略研究

建设与发展公共技术平台的战略研究为了加速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尽快建设起高水平有特色的公共技术平台，深圳市于2004年颁布了《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关于加快建设高新技术公共技术平台的内容包括：建设有深圳特色的高新技术公共技术平台；支持建立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公共技术平台；支持建立优势传统产业专业公共技术平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整合和利用高校研究开发资源；推动产学研合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建立国际科技商务平台；继续办好高交会和加强科技信息库网建设等。本课题的立意源于南山区政府希望发挥区位优势，整合区内大型、先进科技资源，以期用较少的投入，盘活大量的存量资源，提高科技资源的共享性和利用率，促进本地区的科技创新活动，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成本，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继续引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众所周知，深圳市现有各类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产品检测中心以及若干行业协会建立的行业公共技术平台等的原始投资的全部或大部来自于各级政府，因而这些机构的共同特点是产权具有公共色彩。产权的公共色彩决定了使用应具有公共性。本报告的研究对象也正是这些具有公共性的各类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产品检测中心以及若干行业协会建立的行业公共技术平台等。因为本调研报告所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共技术平台的条件建设方面，即上述的各类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产品检测中心以及若干行业协会建立的行业公共技术平台等。为描述方便，以下将其统称为公共实验室。公共实验室耗费了大量国家投资，产权的公共性毋须置疑，但使用的公共性却未充分展现，因而其利用率不尽人意。为了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公共实验室的作用，本课题组历时一年有余，调查了深圳市公共实验室的情况，参观访问了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公共实验室，并深入地考察了香港对于公共实验室的管理与利用情况。在大量调研与分析的基础上，撰此报告。2第一章公共实验室的地位及与相关各界的关系世界各国对于公共实验室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了巨额投资，越是发达国家，其投资规模越大。巨额的投资凝固为大量的仪器设备，为保持先进性，这些设备还需要不断地更新，因而需要年复一年地投入。不仅如此，公共实验室还聚集了大量待遇丰厚的研究人员。因此，公共实验室只有不断消耗巨额财富，才能保证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究与新产品开发等科技活动的顺利进行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同样重视公共实验室的投资与建设，这与公共实验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要的是要有实力。衡量国家实力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是GDP。考察世界各国的GDP，我们会发现，其人均水平悬殊之大，令人吃惊，高者数万美元，低者仅有几十美元。形成如此悬殊的原因有多种，但最无争议的原因是，各国的教育水平，尤其是高等教育以及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水平太过悬殊。科研水平代表着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它直接反映出各国的生产力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对经济也冠以知识经济的美名，说到底是在强调知识与技术无与伦比的重要。先进的国家企图独领风骚，落后的国家要追赶先进国家。面对竞争激烈的世界，我国一个无法回避的任务是，国家内部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种机构要同心协力形成一种创新机制，不仅在知识、技术上创新，更要在制度上创新。优越的制度、机制，才可以保证科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从而提升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力。创新是一种机制，也是一个系统，其中的主要机构是大学、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等。显然，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在这一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而这种角色的不同，与知识的分类有关。第一节公共实验室与大学、与科学技术知识密不可分大学是生产知识的园地，因而在创新系统中处于最高端。大学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同时，还须传承社会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知识的传承是教育系统的3首要和基本的任务。此外，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时代，大学实际上也同样承担着更新知识、创造知识与发明技术的艰巨任务。这是大学的第二项使命。大学的第三项使命是，将这些新知识、新发明与新技术应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无可否认的是，所有这三项使命的完成都离不开公共实验室。知识的更新、技术的创新乃至一切发明创造都是在既有的知识系统和结构的基础上诞生的。创造发明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是需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在反复多次的实验中才可能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各国公共实验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重点实验室大都放在大学的原因之一。但在许多国家，重点实验室放在大学（或企业）并不意味着从属于大学（或企业）。以美国的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NationalLaboratory)为例，它放在芝加哥大学却属于美国能源部。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实验室规模过于庞大，任何一家大学（或企业）都无力独自承担所需经费。如阿贡国家实验室每年承担200多项研究项目，横跨多个重大理论领域，雇佣4500名雇员，其中科学家与工程师1755人，800人具有博士学位，年预算高达4.7亿美元。显然，任何一家大学（或企业）都没有财力支撑这样的实验室。特别要强调的是，该实验室研究所涉及的专业、学科都与芝加哥大学的专业、学科相匹配。大学与实验室的天然联系由此可见。阿贡国家实验室虽属于美国能源部，但却由芝加哥大学直接运营，其主要管理者均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其实，世界各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也大致如此，即其科研人员的来源，科研项目的制定与实施，运作管理等均依托大学。大学凭借这些实验室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成果和突破，不断推动人类的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这些成果和突破被不断充实到知识传播体系中；新的成果和突破又带动科学研究乃至生产向新的领域进展并形成良性循环。公共实验室成为这一发展循环的重要载体，担当重要的任务。总之，大学作为各国公共实验室的主要所有者、使用者与经营管理者，一方面要有效地利用其传播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还须利用其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创新与开发。许多重大的理论突破、技术发明的诞生与新产品的研发都是在公共实验室内完成的。所以说，大学与实验室的天然联系存在于知识的传承、科学知识的创造、技术的发明与科技成果推广4应用等一系列活动之中。因此，大学、公共实验室与科学技术知识是密不可分的。第二节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不同生产与传播知识主要依靠教育系统。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知识体系处在不断更新的状态。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更趋明显，以至于知识经济一词的诞生。知识是一个十分抽象而又笼统的表述。为了分辨清楚大学、实验室、企业与政府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关系，我们大致将知识分为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科学知识是指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理论系统。但是，科学知识并不能直接运用于社会生产，也不能直接为企业生产所用。与此相对应，技术知识是指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它可以直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科学知识是技术知识的源泉。科学知识的主要源泉是基础理论研究，自然，部分应用研究也会提供科学知识的内容，但主要是前者。技术知识的产生源自部分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当然也不排除在直接的产品劳务生产中产生的技术知识。第三节科学与技术是一个系统区分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是为了说明问题，区分并不等于分割。在现实的系统中，科学知识、基础理论研究是一切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的基础。没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领域就狭窄，生命就短促。在这种意义上，基础理论研究是长期投资，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也仅仅是作为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的母体。而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则可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东西，企业是不会染指的。因此，企业一般不会直接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科学知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不会被生产出来，市场没有自动配置资源去生产科学知识的功能，因为科学知识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为此，科学知识只好由5公共部门——政府去生产。在此意义上，科学知识包括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应属于公共产品。第四节科学知识作为公共产品的特点一个社会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公共产品。科学知识这种公共产品区别于其它公共产品的特点是，生产成本极为高昂，不仅需要巨额投入，而且需要年复一年不间断地投入。倘若投入中断，对于一个国家的损失，通常在短期内不易察觉，但从长远来看，不仅将使这个国家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科学技术水平处于落后状态，而且会严重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科学技术水平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科学知识作为公共产品的另一特点是，一旦生产出来，可以被反复使用且没有折旧，生命周期长。科学知识作为公共产品也可以被无数多的人或企业所占用，与此同时，并不妨碍其他人继续占有和使用。科学知识被使用的次数、频率与社会获得的利益成正比。那么，一方面，生产科学知识要付出高昂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使用科学知识又不支付代价，这就注定了科学知识只能由政府出面组织生产。因为没有任何市场经济主体乐于生产被他人无偿使用的产品。大学、科研机构、公共实验室最适宜承担科学知识这一公共产品的生产。第五节技术知识的占有和使用具有排他性能够在生产中使用的技术、工艺等一旦产生，由于它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占有和使用者通常不乐于其他人知晓。这就是企业之间司空见惯的在技术上相互保密。保密总有局限，由此产生了专利制度，尽管不再保密，但使用者必须支付成本才可以获得生产技术。显然，技术知识不是公共产品，无需政府生产。但是，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不仅处于一个系统之中，而且都与公共实验室有着密切联系，即它们的产生、完善、发展、创新乃至突破都离不开对公共实验室的依赖。6因此，对于技术知识的生产，企业不仅有动力而且也应该负担成本。总之，在任何国家的科学技术这一动态的系统之中，都可以按照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进行分类。在这一系统之中从事活动的主体有4个：大学与科研机构；企业；实验室；政府。很显然，4个主体不同，各有优势，其社会分工也与各自的优势密切相关。讨论政府、大学、企业与公共实验室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安排他们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这是经营运作公共实验室的关键。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出面组织生产的。这里所说的公共产品是指科学知识，直接来源于实验室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部分应用研究。如何利用公共实验室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包括政府和大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公共产品具体由谁进行生产等，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为此，下一节简要介绍英美发达国家的情况。第六节英美政府是公共实验室的主要出资者但不是指导者仔细研读美英等国公共实验室的资料，其中有关政府出资与经费拨款的报道与数据屡见不鲜，但绝少见到政府如何指导或指挥实验室的情况。英国曾是世界头号强国，20世纪中叶后，其地位被美国所取代。但英国人不甘落后，自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调整产业结构，注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英国，上至议会，下至私人公司，都有一套支持和发展科学技术的研发机制。其议会下院、上院先后成立了科技委员会，并不断加强其职能。1993年又专门设立了对上、下两院负责的议会科技办公室。在政府，由贸工部大臣挂帅，组成了有政府首席科技顾问、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代表参加的科学技术委员会（1993年建立），直接为首相提供长期的科技政策咨询报告。此外，在贸工部、国防部、卫生部、环境部、国际发展部、外交部等，都下设科技发展部门，分工负责不同领域和方向的研究工作。在非政府部门，从皇家学会到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协会、理事会、企业和各种基金会等，都直接参与研发项目投资、科技成果产业化、技术专利的保护与利用等。尽管英国政府如此努力地推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但政府并未对于公共实验室进行具体的指导或政策限制等。在英国，实际负责经营管理实验室的都7是一些学术成就卓著、威望崇高、对未来研究方向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与教授。例如，世界闻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Cavendish)实验室，建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