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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发展的时间很长，当然颇有演变。例如中国人说养狗养猪，日本人就说是犬养猪饲，把宾语放在动词前面。中国人听了总要发笑，因为「狗养的」乃是骂人的话。可是古汉语中宾语前置的现象并不罕见，如《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就同时用了两种语序，有宾语在前的，也有宾语在后的。又如汉语中量词极为发达，一个人、一张床、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羊、一扇门、一根葱、一尾鱼、一叶舟、一方塘、一口刀、一把枪、一锭金、一泡尿、一坨屎，都有不同的量词，印欧语系语言便不如此丰富。但古汉语的量词使用原先却较简单，与印欧语系差不多。再者，印欧语系中复声母的现象甚为普遍，汉语古亦有之。依古音学家之推考，古汉语中辅音接合的可能性，甚至更多於现代的印欧语，如dg-、tp-、dm-、ml-、nd-、mbl-、nh-等均为现代印欧语所不习见者。但后来复声母语终被淘汰了，汉语只以单音来表示。故由语序、量词、复声母等等这类事来看，汉语之演变不可谓不大。然纵观汉语史，又可发现汉语的基本特质古今并无大异。其变化者，一是古有而渐丰，如量词在先秦，虽已有之但尚不发达，魏晋才大量出现。这种变，其实只是发展，只是踵事增华。在古人说：「孚马四匹，孚车卅两」（小孟鼎）「卯五牛于二珏」（殷虚文字乙编，7645）「其礻登新鬯二升，一卣」（殷契粹编，525）「予光赏贝二朋」（三代吉金文存，十三卷）时，早已注意到每一物事之特殊性，故其后才会广泛地以不同计量词去指称每一不同的物事。另一种变化，则是选择的结果，例如上文所谈到的词序和复声母。词序渐渐稳定，以宾语放在动词后面为主，复声母则遭放弃，都是有意识的作为，故是变本而加厉。这也就是说：语言虽然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中国人也认为用语出於自然，但对语言的意识，各民族并不一样。各民族语言之所以不同，即肇因於此。本於这种「对语言的思维」，各民族分别创造了他们的语言。汉语相较於其他语系，所具有的特色，便可显示古人在造语时特具的思维状态或倾向。顺著这些状态或倾向发展，后来汉语遂越来越与其他语系不同了。某些与其他语系类似的语言现象，则也已逐渐淡化或改变。语言，为人禽之分的界限，人文起始於此。故对语言的思维，也是思想史的起点。中国思想史，即应由中国人如何看待语言、如何创造语言、如何发展语言特色讲起○薛培】：正一量词丰富多样是汉语的一个特点。量词在古代汉语里的运用,虽然比不上在现代汉语里来得普遍、细致,但在先秦时期已略具雏形和变化。《诗经》作为这个时期的文学代表作品,使用的量词已有一定数量,正好用作语例,分析量词的使用情况,带出量词的一些发展。［作者简介］薛培，女，河北石家庄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7级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古代汉语中数量词的发展演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要】古汉语数量词的用法古今有很多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地方，在人类的远古时期数量概念就已产生，其历史远比文字的历史悠久得多。先民经历了从“有”到“无”，到“多”与“少”，到从中分出具体的“一”“、二”、“三”等数。本文试从数、量概念的产生，古代汉语中表示数量的方法、数词量词合用的过程以及数量词的形成等方面来探讨古代汉语中数量词的发展演变，以便更清楚的了解古今汉语数量表示方法的异同，从而对现代汉语数量词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关键词】数词；量词；数量词；合用语言文字修辞一、古代数、量概念的产生在汉字产生之前人类就有了数的概念。只是由于文字尚未产生，也就没有任何的书面文献流传下来。在人类开化的初期，古猿人以捕猎为生，一旦在江河湖海中捕到了鱼，或在崇山峻岭中打到了猎物，开始“有”了食物，便饱餐一顿，而后尽情歌舞。一旦时运不济，捕猎无获，便“无”食物了，他们就要忍受饥饿之苦。这时期的人类，大概只有“有”与“无”，“多”与“少”，“大”与“小”等数的概念。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各种物质相对丰富起来，我们的祖先开始对食物、衣服和武器作适当分配的经济生活逐渐形成，所有这些情形，使人们以某种方式对公共财产要进行计算。恩格斯曾经指出：“数字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先民们为占领新领土，不得不对与之战斗的敌人的力量和其他情况做出统计。这时人类开始从“多”这个概念中，分出“一”的概念，这被认为是人类经过最困难的阶段才做出的数的概念。分出“一”的概念，想必发生在人类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后又从中分出具体的“一”、“二”、“三”等数。史前人类曾用结绳计数，到了殷商时代，农业、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的进一步扩大。修建宫殿、丈量土地、编制历法等都需要一定的数字知识和计算技能，这就更加强了数字产生的需要。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已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十、百、千、万等计数字的产生。这些数字的产生表示商代人使用的记数字已经比较丰富，其中最大的数目已达三万。从这些甲骨文来看，这时汉语中的数词已趋完整，使用也很普遍。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为了建造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住房、生产工具和其他等等物品，所以就产生了确定这些物体形状大小的要求。这样人们就得出了初步的长度、重量和容积的度量。随着生产的发展，测量物体的长度和容积也就成为先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了。然而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当时人们难以找到一种不变的、大家能够共知、共同遵循的长度单位，于是聪明的祖先则采用了人们所共有的，又容易遵循的与人体器官相关的长度作为标准单位，在人群中才得以逐步推广开去。史前人类根据人体器官来确定长度单位标准的事实，在汉语长度单位的量词中得到了反映。这也是人类最早的关于量的概念的产生。如：为了测定长度，常以“步”为单位，即把成年男子的步子当作最通行的测量单位。一直沿用到今天我们还时常用脚步来测量距离。如果要测量一些体积不大的物体，先人们就动用自己的手和脚一起帮忙。这时手指的厚度、大拇指关节的长度、手掌的长度、大拇指与食指或者中指顶端之间的距离、手的肘到指尖的长度、脚掌的长度等等，都成了人类祖先的测量单位。还有，中国古代的不少长度单位，如“寸”、“尺”、“丈”、“寻”、“仞”等所表示的长度几乎都与人体有关。二、古代数量的表示方法古代汉语的数量表示方法与现代汉语有着诸多的不同。现代汉语中数词或量词的单独使用是很少见的，一般都是二者连用。因此，有些语法书将它们合称为数量词。但在古代汉语中，数词常单用，修饰、限制名词，或修饰说明动词。其具体用法如下：1.古代汉语中直接以数词放在名词后面表示物量，形成“名词+数词”的形式（暂称这种形式为A式），这种形式起源很早，甲骨文中亦已出现。如：116（1）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核舟记》）（2）齐为卫故，伐晋冠氐，丧车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3）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礼记·名堂位》）2.古代汉语中数词可以不与量词组合，直接以数词放在名词前表示物量，做定语，形成“数词+名词”的形式（把这种形式称为B式）。如：（1）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攘，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列子·汤问》）（2）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3）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4）蟹六跪而二螯。（《荀子·劝学》）数词的这两种用法，起源都很早。根据现代汉语的习惯，应在数词后加上适当的量词。这种数词从名词后转移到名词前是数量词发展的一种飞跃。3.在上古汉语里，数词也可以直接放在动词前修饰、说明动词，表示动量，作状语。形成“数词+动词”的形式（把这种形式称之为C式）。如：（1）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许行》）（2）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墨子·公输》）（3）三进及溜，而后视之。（《左传·宣公二年》）现代汉语动量的表示法，一般是把表示动量的数量词放在动词的后面，比如“九合”，现代汉语则说“回合九次”，不但用了动量词，而且词序也变动了。以上（A）式、（B）式、（C）式都出现得比较早，很可能是远古时期汉语语法形式的残留。由此可见，古代汉语中表示数量的方法多是数词单用，而现代汉语中数量词多连用，这也是数量词古今用法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4.另外，古代汉语中数词的用法比较灵活，除了可单作定语、状语之外，他还可以作谓语，而在现代汉语中数量词作谓语的极少。如：（1）晋车人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2）金人十二，各重千石。（《史记·秦始皇本纪》）数词有时还活用为动词、副词，而这些在现代汉语中也是很少见的。如：（1）六王毕，四海一。（杜牧《阿房宫赋》）一，用作动词，译为“统一”。（2）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诗经·卫风·氓》）“二三”皆用为动词，“二三其德”即“改变,使他的行为不专一。”（3）伯乐喟然叹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列子·九方皋相马》）“一”，活用为副词，竟然。“千万”，活用为动词，强千万倍。三、数词量词的合用过程及数量词的形成以上所述，是古代汉语数量表示的主要方法，也是远古时代汉语语法的主要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文字的使用日趋成熟，对数量的表达日趋完善，而量词和数词的结合更有利于表达完整清晰的意思，并且避免了重复的形式，于是数词和量词的结合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数量词也在逐渐形成，逐步取代了古汉语中数词单用表示物量的方法。这是汉语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正如王力先生指出：“当数词和单位词（量词）放在普通名词后面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后来数词到了名词前面，他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逐渐成为一种语法范畴，从此以后，汉语名词分为数百的种类，每一种类有特定的单位词（量词），最后的结果是，名词和数词结合，不能不借助单位词(量词)作中介。”数量词的发展与演变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在殷墟卜辞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形式，以同一名词复用代替量词，形成“名词X+数词+名词X”的形式（把这种形式称之为D式，其中X表示前后两个名词所指相同，后一个名词是对前一个名词的复举）；如：(1)羌百羌。（2）人十又六人。到了西周金文中还存在着这种形式：如：(1)田十田。（2）玉十玉。（3）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这种形式在以后的典籍中还时有出现，如：凡愍国九十有九国。（《逸周书·世俘》）据有些学者推测，可能古人觉得数词和名词直接结合的A式B式C式表达量不够明晰，或是为了句法的整齐，因而才运用了这种在数词之后复举前面的名词的形式。可以说，这种名词的复用是最初量词的代用法。2.古代汉语中还出现了几个名词复用表示物量的方法，形成“名词X+数词+名词Y”的形式（把这种形式称之为E式，其中X、Y表示前后是两个不同的名词）。如：（1）陆地牧马二百蹄。（《史记·货殖传》）（2）千足羊，泽中千足彘。（《史记·货殖传》）这种用法的出现，要比前几种晚得多，多见于汉代文献中。E式完全是对D式的发展，古人可能觉得E式中同名词重复显得累赘，于是换上另一个名词。如“牧马二百蹄”在先秦很可能就要用D式，说成“牧马五十马”，这里把后一个表单位的“马”字换成另一个“蹄”字，避免了同一个名词的重复。表量的那个名词从概念上说，往往都是从属于这个动物，即是这个动物的某一部分，或“蹄”或“足”等等。这种E式中的表物量的名词，已十分接近后来数量词的习惯用法，可以说，这是数量词的萌芽，到此时，那些一时还没有恰当单位的名词，很快就要以合适的物量词固定下来，真正的物量词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如“千足彘”把从属于彘的“足”换成同样从属于彘的“头”，那就成了以后乃至今天的习惯用法“千头彘（猪）”了。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量词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发展而在各个历史时期陆续出现的。量词在汉语史上不是一个先在的语法范畴，而是在语言发展中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在氏族公社时期，我们的祖先一起消费那些由共同劳动所得的果实。这些果实，仅仅可以维持今天的生活，没有剩余分配，更谈不上交换，因而语言中就不存在量词。后来随着生产（下转第119页）117上接第117页）力向前发展，由于家畜的蓄养，导致了从原始公社的其他部落中分化出了专门从事畜物的部落，这样就产生了第一次的社会劳动分工。这个时期，各部落的畜产品已经比较丰富，并逐渐有了积余，于是部落之间就产生了交换，其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