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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 頁 0～0（民國九十六年），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0, pp. 0～0 (00)Taipei: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ISSN: 0-· 0 ·台南重慶寺的發展歷程與南台灣藏傳佛教發展關係研究羅娓淑遠東科技大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提要重慶寺始建於清代，由一般的民間寺廟發展為清末民防組織──八吉境裡的一座聯境寺廟，如今已轉為藏密白教貢噶老人南部道場。無論寺廟建築、祀奉對象、活動範圍和社會功能等，重慶寺都隨著台灣政權和社會經濟文化的轉變而調整，這種不斷轉型求生的生命力，也是它日後所以成為南台灣藏傳佛教發展依據的重要因素，因此，觀察重慶寺的發展歷程，不僅有助於瞭解台灣寺廟的演變類型，就宗教發展史而言，亦有詳實記載之價值。本文以重慶寺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權、經濟和文化影響下，寺廟的發展和信仰的轉變為觀察，蒐集方志、寺廟台帳、寺廟文宣及日治時期的報紙《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等相關資料，並透過田野調查和深度訪談，來整理重慶寺的發展歷程與特質，記錄和分析它與南台灣藏傳佛教的發展關係，以發掘重慶寺在台灣宗教史上的的影響和價值。關鍵詞：. 重慶寺 . 藏傳佛教 . 貢噶老人 . 藏密白教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民國九十六年）· 0 ·【目次】一、前言二、重慶寺的歷史沿革 （一）清代的初建 （二）日治時期的遷寺與重建 （三）戰後的經營危機三、重慶寺與藏傳佛教在南台灣的發展 （一）重慶寺的生存契機與藏傳佛教在南台灣的奠基 .密宗白教之初傳與南傳 .貢噶老人與藏傳佛教之轉型 （二）仁波切的引入對南台灣藏傳佛教發展之影響 （三）貢噶寺的建立四、密宗白教南向發展成功因素分析 （一）重慶寺的沒落和轉型需求 （二）貢噶老人的神蹟傳說和台南民眾信仰特質之結合五、結語· 0 ·台南重慶寺的發展歷程與南台灣藏傳佛教發展關係研究一、前言台南的寺廟密度位居全台之冠，也是台灣佛教信仰的發源地，雖然隨著政經中心的北移，台北逐次取代南台灣成為佛教重鎮，但若想探究台灣佛教發展之流衍，則台南佛教寺廟實有溯源價值。重慶寺始建於清代，是台南名勝古蹟「七寺八廟」裡的一景。數百年來，為因應不同時空背景所帶來的生存挑戰，重慶寺不斷地隨著台灣政權和社會經濟文化的轉變而調整：清領時期，重慶寺從一般的民間寺廟，變成清末民防組織──八吉境裡的一座聯境寺廟； 日治時期，寺廟被日本政府徵收，由台南市中正路五巷一號原址移置隔壁五巷二號現址；二次大戰，寺廟遭戰火摧毀又復建；民國五十八年（），重慶寺轉型為藏密白教 貢噶老人台南道場，往後更成為藏傳佛教南傳初期的重要據點，現在重慶寺是藏密白教貢噶寺的分院，也是南部眾多密乘道場之一。信仰上，依重慶寺自行印行的簡介所言，重慶寺本屬臨濟宗， 寺中供奉* 感謝重慶寺蔡聯生先生、郭堯山先生等人接受筆者採訪並提供相關資訊；感謝曾令毅先生提供寶貴意見及相關史料。 「八吉境」為清末府城和五條港區裡十個以寺廟為中心所組成的聯境組織之一，這十個聯境組織也是當時的城防單位。聯境的組成不是由官方劃定，而是以當時地方上地理位置較為重要、影響力較深，足以號召境民組成防衛力量的寺廟為主，這些共同維持地方治安的境廟，稱為「聯境」。又府城內的寺廟，一般可分為公廟、境廟和私廟三種。「公廟」是指如大天后宮、祀典武廟、觀音亭等全城居民共同奉祀的廟宇；「境廟」則指如保安宮、元和宮等村里街坊所主持的廟宇，其影響範圍大至一社一庄，小至一、二條街；「私廟」管轄區域最小，是由若干信徒捐款私設的。（石萬壽，〈台南市宗教誌〉《臺灣文獻》，頁-）。 藏傳佛教俗稱密宗，然「密宗」一語含義甚為複雜，故文中僅「藏傳佛教」、「藏密」二語互用，以求行文之便。台灣藏傳佛教約可簡分為白（噶舉）、黃（格魯）、紅（寧瑪）、花（薩迦）四派。白（噶舉）教派系繁多，有所謂「四大八小」教派，但據耿振華在《藏傳密宗在台灣地區的發展及其社會功能的探討》（頁）的調查發現，台灣藏密白教如今僅存噶瑪噶舉、止貢噶舉、竹巴噶舉、香巴噶舉四派；貢噶老人所傳乃其中最大支系的噶瑪噶舉教派。又，藏密術語及名稱常因翻譯的關係而有差異，如「噶舉」又作「噶居」；「噶瑪」復作「噶嘛」；貢噶老人法名可作「覺珠登拍」、「卻住頓拍」等。 郭堯山編輯，《台南八吉境重慶寺簡介》，頁。又，《台南市志稿》的〈宗教篇〉中，將佛教分為沙門（空門）、緇門、齋門三派，並謂：「臺南市之沙門，概由福州鼓山臨濟宗派僧伽來臺所傳」（江家錦撰修，《台南市志稿》〈卷二．住民志．宗教篇〉，頁）。另外，石萬壽教授指出，府城佛教寺院的宗派有禪門臨濟宗、曹洞宗、黃蘗宗等，其中臨濟宗勢力最大，除開元寺、竹溪寺、彌陀寺外，重慶寺亦列名其中。（石萬壽，〈台南市宗教誌〉《臺灣文獻》，頁）。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民國九十六年）· 0 ·華嚴三聖：釋迦牟尼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目前則是南台灣藏密發源地，主祀藏密白教貢噶老人所修之「大悲勝海紅觀音菩薩」，及護法「大威力主馬頭明王菩薩」。重慶寺這種不斷轉型求生的生命力，便是它日後所以成為南台灣藏傳佛教發展根據的重要因素。隨著藏傳佛教在台灣的積極耕耘，以及達賴喇嘛等具國際聲望的宗教領袖多次來台訪問，藏傳佛教在台灣方興未艾，而重慶寺作為早期台灣藏傳佛教南向發展時的重要依據，不但引進許多不同教派的喇嘛、仁波切傳法住持，同時還提供場地、人力、物力給其他藏密教派舉辦宗教活動，就宗教發展歷史而言，重慶寺的轉變過程和它可能產生的影響，實應詳載探討。學者如陳玉蛟等人雖曾針對台灣藏傳佛教的現狀多有研究並陸續發表成果，但由於密藏至今仍以台北為核心，因此觀察角度不免側重北部，對於藏密南傳的流佈情形則少有心得。重慶寺作為藏密南傳初期唯一一座對外公開傳法的寺廟，曾密切接引不同派別的喇嘛仁波切，它對台灣藏傳佛教及其南向發展之貢獻不言可喻。此外，時空的轉換和政治社會結構的改變，促使重慶寺屢屢改變經營策略，無論寺廟建築、祀奉對象、活動範圍，以及社會功能等，都可反映台灣中小型寺廟為因應時代遞變所作的調整，觀察重慶寺的發展歷程，亦將有助於我們對台灣民間寺廟演變類型的瞭解。可惜重慶寺在幾番搬遷和戰火破壞之後，陸續遺失許多珍貴史料，部分歷史更只存留在寺廟耆宿的記憶裡，加上宗教研究向有重北輕南現象，新興的藏傳佛教亦不例外，因此重慶寺的研究資料和研究成果十分有限。筆者除蒐集方志、寺廟台帳、 日治時期的報紙《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和寺廟宣傳品等相關文獻資料外，並將透過田野調察與深度訪談，來整理從清代創立迄今，重慶寺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政權和經濟文化背景下的發展過程，以及它在歷史的偶然中所擔負的特殊功能，經由微觀角度來記錄和見證台灣民間寺廟的發展歷程，並詳述重慶寺信仰轉變的始未、分析它與南台灣藏傳佛教之關係，以探索重慶寺在台灣藏傳佛教發展史上的影響與價值。 日本明治三十一年（）台灣總督府民政局縣治課以「民縣第號」要求照會轄區各縣廳提報六項涉及全台寺廟不動產和宗教動態的調查，各縣廳依此進行調查和登錄之後，即成為所謂的「社寺、廟宇台帳」和「社寺、廟宇所屬財產台帳」。明治三十二年（）頒布「社寺、教務所、說教所設立廢除合併規則」時，日本在台初期的宗教行政法規和制度便已步上軌道，各地的「寺廟台帳」就在此一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來，而最遲到明治年（0）以前，「寺廟台帳」便已大致完成，其後雖有統一格式及實施寺廟實地調查，其實只是例行業務的調整和異動登錄，而非「寺廟台帳」的建立。（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頁-0。）· 0 ·台南重慶寺的發展歷程與南台灣藏傳佛教發展關係研究二、重慶寺的歷史沿革（一）清代的初建依日治時期台南市《寺廟台帳》資料所載，重慶寺是康熙六十年（）創建於台灣府寧南坊，但就目前所知最早的史料《續修臺灣縣志》看來，重慶寺的建置年代實不明確：重慶寺，在寧南坊。道光元年，增生陳廷瑜及韋啟億鳩眾重修舊址，改今名。上述資料僅說明道光年間秀才陳廷瑜、韋啟億等人曾鳩眾重修重慶寺，「重慶寺」也是當時才重新命名。謝金鑾等人所編纂的《續修臺灣縣志》刊刻於道光元年（），據內容所見，《續修臺灣縣志》刊刻當年，也是重慶寺重修、改名的一年，編纂史書的人所載錄的只有寺廟當日的狀況，對原始建置年代、佛寺名稱，以及改名的理由、命名的意義等重要史料卻隻字未提。考察《續修臺灣縣志》寺廟編寫之慣例，除竹林寺僅存寺名、精忠廟僅說明地點和祀奉對象外，只有像龍山寺、清水寺等少數幾座寺廟記載雖較為簡略，但亦多能錄得寺廟之建始年代與其後重修之基本資料，其他如海靖寺（舊名海會寺，亦名開元寺）、竹溪寺等康熙乾隆以降所建寺廟，甚至南明永曆所設之彌陀寺、關帝廟等，《續修臺灣縣志》或述其建置過程、所在位置，或言其供奉對象、沿革典故，就是萬福庵等少數幾座建始年代不詳的寺廟，《續修臺灣縣志》亦會載錄該廟俗稱； 相對 謝金鑾（清），《續修臺灣縣志》，頁。《續修臺灣縣志》初稿由謝金鑾、鄭兼才纂修，薛志亮初刻於清嘉慶十二年（0），稱「薛刻本」。後有謝金鑾據其初稿改訂而成「訂稿」（又稱「訂本」），鄭兼才再就「薛刻本」和「訂稿」增刪而成「補刻本」。「補刻本」刊刻於道光元年（）。薛志亮《續修臺灣縣志》在〈卷五．外編．寺觀〉中始增列龍山寺、萬壽寺、重慶寺等佛寺。（尹章義，〈佛教在台灣的開展（-A.D.）〉，收錄在江燦騰、龔鵬程主編，《台灣佛教的歷史與文化》，台北：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年月一版一刷，頁。） 謝金鑾（清），《續修臺灣縣志》〈卷五．外編．寺觀〉，頁的「竹林寺」條下缺無；〈卷二．政志．壇廟〉頁的「精忠廟」條：「在安東坊（祀岳武穆王）」；〈卷五．外編．寺觀〉頁的「龍山寺」條：「在大東門外．雍正間里眾建，乾隆五十四年里人王拱照等倡修」、「清水寺」條：「在東安坊．康熙間建，乾隆五十六年，里人陳遜輝等修」；又〈卷五．外編．寺觀〉頁的「萬福庵」條：「在鎮北坊．建始未詳．內祀觀音菩薩．旁有明英義伯阮公季友牌位，俗稱阮夫人寺．嘉慶十一年，里人蕭元錕鳩眾修」；另，「海靖寺」和「竹溪寺」參〈卷五．外編．寺觀〉頁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民國九十六年）· 0 ·於此，重慶寺的記錄便顯得十分簡單，此若非編纂者疏漏，即是寺廟重修之際，重慶寺的史料搜羅就已發生困難，有關寺廟的建造時間、規模和原始寺名等均難查考，因而只能略載數語。如果「年代久遠」是構成重慶寺史料匱乏的重要因素，則重慶寺的原始建置年代究竟多遠、是否即為日治時期台南市《寺廟台帳》所登錄的康熙六十年（）， 皆已無可考究。重慶寺管理委員會編印的簡介記載，重慶寺曾於乾隆四十三年（），由當時的知府蔣元樞捐俸重修，雖未留下碑文圖記，但重慶寺卻因此而被譽為府城「七寺八廟」的名勝之一。 但若對比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0 和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二書，卻可發現，《續修臺灣縣志》中不但簡述了蔣元樞的背景和任期，對於蔣氏所興修而《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未錄之事，每有記敘可供補充，如卷二「政志」「壇廟」「海安宮」目下記載：「天后廟祀，所在多有。……鎮北坊水仔尾，俗呼小媽祖宮；則始初廟祀也。郡守蔣允焄、蔣元樞皆嘗修焉。」「馬王廟」目：「在東安坊。……乾隆四十二年，郡守蔣元樞修」， 依此，蔣元樞重修重慶寺一事既未見於史書，又未留有「圖說」、「碑記」或「圖碑」以資印證，則此說實待查驗。 根據范勝雄先生的推測，蔣元樞與重慶寺並無關聯，、「彌陀寺」參頁，「關帝廟」參〈卷二．政志．壇廟〉頁，文長不備載。 年代較《續修臺灣縣志》更晚的台南市《寺廟台帳》，究竟據何登記重慶寺為康熙六十年所建，已無可考。 石萬壽教授在〈台南市宗教誌〉一文裡將重慶寺歸為「永曆年間（共三十六年），以及永曆以前所建者」，與大觀音亭、彌陀寺等早期寺廟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