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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孔飞力《叫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晓磊孔飞力教授在他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开头写道：“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孔飞力以一个说书人身份通过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对叫魂一案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768年3月25日，浙江仁和县，吴东明石匠的副手郭氏和采药人穆氏卷入叫魂事件，穆因诬陷郭，受到重杖。3月26日，浙江德清县，沈士良农夫在听闻吴东明石匠正在修缮德清县城一月初坍塌的石桥，当时民间流传石匠有“叫魂”之术，即把活人的名字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顶部，大锤的撞击会损耗其人的精气。沈农夫为报复其侄子，因为他的侄子虐待他，求助吴石匠能为他的侄子叫魂，但石匠为求自保，害怕卷入麻烦中，便将农夫的奇怪行为告诉保证（可能类似于地方的警察），交送到德清县的衙门，并对沈农夫罚了二十五大板。4月3号，一位叫计兆美的人，因害怕叔叔的暴打，离家出走。一路乞讨来到杭州，因口音而因起他人的怀疑，当计兆美向当地人坦清自己德清人时，由于众人惊恐计氏是叫魂之人，于是报送官府，经过不堪刑罚之痛，捏造自己是来叫魂的，并牵连吴石匠。4月8日，浙江萧山县，四个和尚被民众怀疑叫魂，被抓到官府，引起恐慌，叫魂的流言也因此传播的更广的范围，并且僧侣成了主要的嫌疑目标。5月3日，江苏苏州，三个乞丐，怀疑剪人发辫，窃取人魂，抓到官府审问，最后因无证据而释放，但张氏死在狱中。5月5日，胥口镇，湖州来的和尚因有叫魂的嫌疑，被民众押到衙门。最终无罪释放。6月16日，山东泰安县，韩沛显将一个孩童的发辫剪了，被村民抓住，经审问，有组织的叫魂发生，其中江苏海州的明远和尚是“主犯”。6月21日，湖北汉阳，一群人将可疑的术师殴打致死，并焚烧尸体。6月末，山东济南，官府抓到两个乞丐，蔡氏和靳氏剪人发辫，怀疑在叫魂。他们供出了“主犯”，蔡氏供出僧人通元，靳氏供出算命先生张四儒和僧人玉石。至此官方注意叫魂的危害。7月3日，山东某县衙，捉住形迹可疑的和尚通杲，得知和尚悟成，是个术师，组织徒弟剪掉他人发辫。7月18日，山东景州县，孟农夫早上醒来，发现辫子被剪。流言传入直隶。7月25日，山东巡抚富尼汉将叫魂事件上报给乾隆，乾隆督促各地官吏打击叫魂，但距山东出现的叫魂过了近一个月。8月初，山东，姜氏和王氏剪人辫子，姜氏遭到民众殴打致死，王氏被迫自杀。8月最后一周，安徽宿州，乞丐张四被抓，经确然是张四儒。8月末，湖南祁阳县，和尚觉性被抓。7月中旬以来，河南发生多起剪辫子的案件9月7日，乾隆给七省督抚发出一道上谕，确认将剪辫妖术与剃发联系一起，即乾隆将叫魂与叛乱联系在一起。同日，山东，乞婆张氏剪人衣角，怀疑叫魂。因疑点多，山东巡抚亲审，但张氏终死在狱中。10月3日，陕西巡抚明山奏报，陕西亦出现剪辫。10月4日，浙江巡抚永德奏报浙江捉妖情况，其中和尚通元与“主犯”通圆通同音，颇令人怀疑。10月9日，安徽合肥，和尚玉明，法号又名明远被官府抓获，身上有可疑的作术道具，怀疑是“主犯”明远，但是和尚并不承认自己叫魂，最后死在狱中10月，军机处对押进京城的所有疑犯进行审问，但没有有结果，并发现疑犯提供的线索大多是不真实的，他们多数是无辜的。11月3日，乾隆降旨停止对叫魂的清剿。这个事件到此基本结束。在地域上首发在浙江、江苏，然后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福建、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总体呈现一个由南到北，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在经过孔飞力对案件线索的条条追寻我们看清了叫魂一案的脉络。原来历时历时将近一年、蔓延大半个中国、让普通民众胆战心惊、让弘历和各级官员都身心紧张的叫魂一案竟然是源于慈相寺和尚的嫉妒与红眼：德清慈相寺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为嫉妒附近一座观音殿的香火旺盛，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由此叫魂的谣言传播了开来，最后的结果对弘历来说不知是失望还是高兴，没有一个他想象中的妖人，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在像读者呈现叫魂一案的同时，孔飞力还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用“镀金”一词来描述弘历统治下的中国是多么的贴切，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各个阶层的生活：乞丐、普通民众、和尚、道士、官员、皇帝等等。这些描述并非仅限于生活层次，在精神层次更是妙笔生花，特别是对弘历分析叫魂一案背后的阴谋和各级官员对皇帝意图的揣测。此外，对当时的通信系统、人口问题、地区不平衡问题、官府处理案件问题、江南官场问题等都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在说完叫魂一案后，孔飞力并没有停笔，他又以一个睿智法官的身份对叫魂一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实对于妖术，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态度。皇帝对于妖术的态度是暧昧的，君权神授使得帝王通神有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唯一的，因此皇帝可以利用这种自己通鬼神的优势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如果这种通鬼神的能力被其他人掌握，则自己的神授合法性就会受到威胁。官僚们对妖术的态度则是蔑视和排斥，他们多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层，不会轻易相信所谓的妖术。他们也不能像君主那样利用鬼神之道，所以妖术给他们带来的只是自己辖区内的不安定，这种不安定会使自己从容的生活被打破，使自己的考核受影响，更有可能让自己乌纱帽都保不住。而对于普通百姓，妖术更多的是威胁。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接触鬼神最多的场面就是人的死亡，而妖术更是被认为直接威胁自己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对于叫魂的恐慌并非来自叫魂的本身，而是来自普通民众的心理、官员的心理、更重要的是皇帝弘历的心理。普通民众的恐慌来自于信奉：文中对父母为挚爱孩子的招魂行为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的妖术传说在百姓生活中已被日常化。更是来自于对于外来者的排斥，乞丐的到来给自己的社区带来疾病、安全问题、跟他们抢就业挣钱的机会……，道士和尚的到来让他们感到灵魂上的威胁。他们害怕自己一不留神自己的发辫就被割去从而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是牢狱之灾，他们害怕自己被人诬陷为割辫案犯，就像电影让子弹飞中的经典台词：“我也一点准备都没有，带着老婆出了城，坐火车，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然后掉水里了，后来一下子就到这了。”官员的恐慌来自于皇帝：叫魂案初现，大多数官员只当做是地方案件，当皇帝插手时官员们就多了一丝焦虑与恐慌。弘历认为叫魂案并非各级官员报告的那样简单，其背后一定有“高人”想以此造反，然而官员却难以找到弘历说的“高人”。弘历在折子上对官员的严厉斥责，对其认为办事不力官员的惩办，还有弘历自己的秘密通信渠道对自己的监督与检举都让各级官员感到恐慌。皇帝弘历的恐慌则与谋反与汉化相联系，在弘历看来叫魂党割人发辫是对满清政府的明显反抗，是汉化的明显标志。作为征服者，必须保持满族文化特性；作为管理者，必须与汉族地主精英共享儒家文化。弘历本人对汉化的态度可以在他对江南地区的态度中看出来，他曾不止一次说满族的官员在江南为官染上江南官场的恶习。书中提到弘历之所以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是因为江南地区被认为是具有鲜明汉人特征的儒学文化的中心。尽管长达一年的妖术大恐慌案件中屡屡与剪辫行为发生联系，弘历却未有在其朱批奏折中公开提及。因为似乎一旦提及，即便是在其与行省官吏的秘密通信中提及，就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或承认了这种罪恶的发生，这将动摇作为外来政权的清朝帝国的合法性。此外，弘历对于满清的官僚们似乎也不放心，官僚们的糊涂、懒惰等都使弘历感到失望与无奈。更为重要的是，官员们对他的蒙蔽。官员们的这些行为也正是皇帝弘历恐慌的原因之一，只不过这一恐慌相比谋反与汉化隐藏的更深，然而也正是这一恐慌才是更深层次的、更长久、更难以解决的。读完全书的最后两章，似乎可以看到三种人的三种权力。皇帝弘历认为叫魂事件是汉化的标志，他在试图平息民众恐慌找到背后“高人”的同时打击官场的“江南习气”，从而显示帝王权威和更好的统治；官僚们则对叫魂抱有蔑视的态度，他们想把叫魂案当做地方案件，这样既可以防止民间骚乱又可以防止皇帝对自己的猜度，从而让自己在仕途上走的更远爬的更高；普通民众则对叫魂深信不疑，他们害怕这种妖术，但也在这害怕之下体验到“权力的幻觉”——通过诬陷别人来清算私怨和谋取私利。在这三种权力之间，皇帝的权力和官僚的权力则是相互制衡的：皇帝通过常规的官僚机制、特殊的考评制度、秘密奏折等制度等来监督自己的官员，而官员们则也是通过诸如书中所说的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常规化等方法来对抗来自皇帝的权威。官僚机构作为一种维系国家运作的庞大力量，即使个人在皇帝面前非常渺小，整体形成的合力亦令皇帝不能轻松应对，中央对信息的渴求与地方官的隐瞒构成了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孔飞力说“当弘历看待官僚体制时，他的习惯用语产生于他内心最深层的忧虑，即常规化和汉化。”然而弘历似乎对他的官员们和制度在普通民众中的权威深感不移，通过夸大叫魂案件来整饬官场的“江南习气”和常规化，重塑自己的权威。但是，他似乎忽略了民众的“权力的幻觉”。一旦这种幻觉成为现实，那么弘历又将如何面对？而这种幻觉成为现实已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逐渐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