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民族学与民族音乐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国外民族学与民族音乐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杨民康二杨民康男1955年生。曾在昆明市歌舞团先后担任演奏员与创作员,后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作曲专业。现为本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1986级研究生。曾在几种音乐理论刊物上发表《云南勋海布朗族民歌概析》、《七十二调与十月太阳历》等学术论文多篇。巴夸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有近百年历史的边缘学科,在它的诞生地欧洲以及许多后来传入的国家,尽管对这门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及方法诸概念至今众说纷纭,但对于它脱胎和起源于音乐学和民族学这两门学科,与二者均有极密切的亲缘关系这一点来说,是没有异议的。对此,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1923一1980)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学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任务是并不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把双方都考虑进去的这种特征性的办法,使其融为一体。”¹由于音乐是人类文化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中人的行为和思维过程的产物,故把音乐置于人类文化网络和人类行为中进行研究的方法,已受到各国民族音乐学家日益广泛的重视。民族音乐学学科方法论的这一重大变革有着很深的社会历史原因。从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可说几乎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与民族学的历史紧密相联,相互补充。本文拟对这两门学科在发展史上的相互关系试作比较分析,或许对于加深对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认识会有些微帮助。国外民族学发展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1.19世纪中叶至90年代;2.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3.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至本世纪70年代;4.从70年代至今。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由1885年英国物理学家兼语言学家埃利斯(1814一1890)的论文《论各种民族的音阶》发表而正式确立。此时正值民族学第一、二两个阶段交替时期,鉴于上述两个学科的发展史密不可分,经过对有关材料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民族音乐学基本上可以按照民族学的后三个阶段划分其发展史。以下就三个阶段中民族音乐学受民族学影响的情况,分别作一概要介绍。一、民族音乐学的第一阶段在第一阶段前期,以英国人埃利斯和德国人施通普夫(1848一1936)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埃利斯发明的音分标记法和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这两项先进的科学工具,对欧洲以外的各国音乐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比较研究,为比较音乐学这门新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比较音乐学家虽然主要局限于对音体系自身进行研究,但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民族学方面的影响,并采用一些民族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从他们中许多人原为自然科学家和其研究方法与目的同自然科学密切联系这两点可以看出,他们曾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的大量成就(这是民族学产生的思想原因)的影响;他们主要对非欧领域的音乐进行研究这一事实显然也是大批科学家和学者受到非欧世界吸引,而涌向各海外殖民地进行科学研究这一行动(这是民族学产生的社会政治原因)的一部分。在具体工作方法上,除必须精通音乐的一般理论外,他们还必须通过实地调查掌握一部分第一手民间音乐资料。虽然他们的材料大部分间接来自别人的实地调查,但也使他们与民族学者建立了相互联系。由此可见,民族音乐学从诞生那天起就与民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阶段后期是以柏林学派的形成与活动为主要标志。卡尔·斯通普夫于1905年在柏林大学创立“唱片档案室”,以他的学生霍恩博斯特尔(1877一1935)为主任,并集中了萨克斯(1881一1951)与拉赫.曼(1892一1939)等学者在此从事研究工作。从而形成当时在世界各国有影响的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前身)研究中心,并形成比较音乐学的德国学派。在这一时期,曾在民族学第一阶段占主要地位的民族学进化学派已渐失势,持反进化论观点的文化历史学派正值兴盛时期。以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1818一1881)为代表的进化学派主张从原始社会开始对人类历史作科学的社会历史型态划分,虽然后来遭到几乎大部分西方民族学派的一致反对,其成就仍然受到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家的肯定与高度评价。但是象各民族音乐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是否也能按上述方式加以划分呢?萨克斯曾设想,民族音乐学“要揭示一种发展过程的主要特点,这种发展过程,从野蛮时代开始一直上升到作为欧洲基础的水平”。º这种观点受到后来持文化相对论与多向进化论观点学者的反对或修正。前一类学者指出:萨克斯观点的主要弱点在于脱离各种音乐文化艺术发展过程的具体情况而导致主观绝对化,但也应看到,文化艺术除具有相对性的一面,即社会、审美的精神因素之外,还具有绝对性的一面,即艺术形式中具体的物化形态方面具有很强的物理、生理等物质特性。这方面因素是与该文化所处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和文化传播等因素息息相关的。与各民族的物质、经济状况相适应,文化艺术在生理机制等物质形态方面具有某种不平衡性,因而具有可比性。不正视这种现象的存在或不为消除这种不平衡性作出努力,终将无从认识今天所面临的各民族音乐文化现实状况并导致束手无策。故进化论派与文化相对论派民族学家都未对文化艺术的特性作出完满、全面的解释。其中也包括许多政治上的原因,限于篇幅,在此不予探讨。民族学德奥文化圈学派是文化历史学派的一个主要分支。该派反对进化论派关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规律学说,认为世界上的优秀文化由少数优秀民族创造和发展,绝大多数民族只能作为接受者。还认为文化象波浪似地传播开来形成“文化圈”和“文化层”,以此机械地构成文化历史。一些近代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家指出:传播主义理论先驱的出发点有其合理之处,同抽象地在时间和空间之外考察人及其文化的进化主义者相反,传播主义者完全合理地提出了各族文化之间具体的联系问题,但由其后继者错误地推向了极端»。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的一些学者接受了传播主义理论与方法。例如霍恩博思特尔曾试图用其所谓“吹奏五度理论”来说明:作为一支笛管长度为230毫米的这一“古代中国”标准长度的’F音,是从非洲经过亚洲和南洋到达南美洲的地球大部分地区乐器音阶的主音、开始音和标准音。由于这种观点只能假设相隔非常远的两地之间音乐文化可能有联系,而无法提出足够的证据,因此招致后来的许多民族音乐学家的非议。与此同时美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也获得了很大发展。美国民族学派创始人弗朗兹·鲍亚士(1858一1942)不仅亲自参加对克瓦库托的印第安人音乐进行录音与研究,而且通过他的一系列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对美国民族音乐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时民族学发展史上的另一重要流派—功能学派也在英国崛起。由于该派代表人物马凌诺夫斯基(1884一1942)和布朗(1881一二色叮1955)晚年均在美国从事学术活动,因此对美国的民族学与民族音乐学均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功能学派的惯用语_(如“功能”、“结构”等)常在民族音乐学著作中经常出现,而且从现代民族音乐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论中均强烈地表现出来。在这一阶段的苏联及东欧国家,许多原从攀音乐学研究或音乐创作的音乐家也开始注重民族音乐的研究,并有意识地运用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方法。例如匈牙利的巴托克(1881一1945)曾强调一个民歌研究者必须掌握社会科学基本知识,特别是民族、历史和语言学知识,才会有能力确定农民集体生活的变动对于民间音乐的影响,才能了解各部落及其音乐是怎样形成的。在他对东欧各国民歌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当时德奥文化圈学派观点的影响。二、民族音乐学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时代背景。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美国一时成为相对稳定的安全保护地与政治避风港,吸引了大量各国著名科学家和学者云集此地,各种学科门类及各派学术思想都在此得到广泛的交融。这时美国的民族音乐学界由于许多柏林学派学者如乔治·赫松与梭森斯劳·科林斯基等移居此地而使力量大大加强。由于各种学术思想的繁荣与人才的大量集中,致使美国战后成为民族学与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最快、最兴旺发达的地区。在美国,许多学者认为现代美国民族学全部是由弗朗兹·鲍亚士一人创立的,大多数新的民族学学派都是在他的思想观点基础上形成。鲍亚士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¹强调具体直接的调查研究,不主张过多的理论概括;º研究各民族文化要了解整体构造,承认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模式;»认为人类学的研究任务是了解各个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而不是提出普遍规律;¼认为人类文化兼有传播、借入和独立发明多种因素;½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观和道德标准,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其它民族文化,而应以同情的心理去分析他们的文化。½以上鲍亚士理论的第二个方面对美国现代民族学与民族音乐学产生的影响最大,意义也非常深远。同时我们还能看到,这种思想的基本内核也为其它民族学派—法国社会年刊学派、英国功能学派、法国结构学派与哲学人类学派所重视,经过各派学者的不断阐释与发展,已逐渐成为当代新的社会科学思潮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鲍亚士的学生艾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1876一1960)与亚历山大·戈登威泽(1880一1940)等在鲍亚士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整体论”。他们认为每个民族的“文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某种连续统一体。还认为民族学虽然受到时间范围的强烈限制,然而它拥有一切其它社会科学所没有的巨大优越性,能够通过直接接触(面对面)来研究每种文化的“整体”,从而为民族学家开辟了尽可能深入各族文化的道路。¾英国功能学派的基本思想(即功能主义方法)是认为每一个社会(或者“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因而每种“文化”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能只人为地抽出个别部分,不能忘记整体的每一个因素所完成的“功能”。¿民族学的法国结构主义学派崛起于本世纪60年代初,是建立在民族学各学派“整体论”、功能方法与法国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一1913)的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新的民族学流派。索绪尔是本世纪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与着重研究各语种语言现象的历史发展的“历时”语言学家不同的是,“共时”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更主张研究同一时间内各种语言现象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由人类行为构成的社会现象背后,都蕴藏着一定的“结构”在支配它们的性质和变化。法国民族学结构主义学派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着朱将这种共时语言学方法引入人类学研究中。À50年代以后,欧美、日本甚至在苏联与东欧国家都掀起了一股结构主义热。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它的冲击波几乎到达了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音乐学也不例外。为我国音乐理论界所熟知的申克分析法和阿伦·福特的无调性结构分析法即受到结构主义方法的很大影响。在如此活跃的学术气氛围绕下;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受民族学“整体论”影响,出现像梅里亚姆的观点认为民族音乐学是“关于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与胡德的观点认为民族音乐学“不仅研究音乐本身,而且也研究这种音乐周围的文化脉络”,就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梅里亚姆强调在研究音乐自身的同时,还应研究在音乐的产生过程中伴随着音乐的必要的人类活动,包括观念性、概念性及身体和文化方面的活动。此外还应该研究本学科与一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民族音乐学家已较过去的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加注重考察社会音乐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功能与作用。(关于对民族音乐文化深层结构的进一步探索,后文还将论及。)上述鲍亚士思想的第四个方面由朱利安·斯图尔德发展为“新进化学派”中的“多向进化”理论。此论认为一定的基本文化类型在相似条件下可以沿着相似的道路发展,然而在人类一切集团中这种情况很少见。还认为文化的基本特征决定于自然环境,这个依从关系本身又是由各种文化因素决定。此为“文化生态学”观点。斯图尔德还认为他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文化变异的原因”,他想用“文化变异”的概念取代“进化”的概念。以上各点构成他的“多向进化”理论。À其实,除鲍亚士外犷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埃利斯也提出过类似的见解。他认为世界诸民族“音阶并非只有一种;……而是多种多样,非常人工化,又是非常随意的。”巴托克研究民歌时也十分注意“文化变异”问题,他认为任何民族想要维护住古老原始的民歌素材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