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在中国的发展

圣经在中国的发展及影响什么是文化？有着各种定义。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给出这样的定义：文化是在一种世界观的基础上框架的社会表现.这个世界观就是对各种存在，包括神、灵界、大自然、人的认识，以及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变化过程（起源与结果）的认识。这些世界观范畴内的认知，加上它们在社会各领域中的表现就构成了文化。这些社会领域包括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政治、法律、宗教、风俗、科学、商业等等。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整体的构架。人类文化，世界上的各种类形的文化，大都是由过去各种经验、理性活动积淀形成的，但这中间也包含了很大一部分造物主上帝向受造物——人——的启示。这启示影响着人类的经验与理性活动，同时也是人类的经验与理性活动观察研究的客观对象。造物主的启示是藉着写在人心版上的律法（良心），藉着所造之物（大自然、动物、人）而呈现出来，让人思想、揣摩，而得着关于对造物主上帝的认识。圣经文化是造物主藉着圣经这一特殊启示，将真理清晰地赐给人。从这点上看，圣经文化（我在此只是借用文化这个词）与人类其它种类的文化有共通之处，这共通之处是它们都来自于造物主的启示。而不同之处是：人类文化是产生于人类经验、理性中的对造物主给予的启示性真理的反映与回应；而圣经文化是直接来自于“神的话”，是造物主对人类的直接述说，这述说借着圣灵的工作使用人类的语言被记录。每一种人类文化都可以因着接受圣经文化、接受造物主的特殊的直接的启示，而使文化中借着经验、理性活动对造物主普遍启示的反映与回应变得清晰。打个比喻，人类各种经验与理性的活动，就好象各种折射镜，产生的人类各种文化就好象各种哈哈镜，呈现出各种变形的影像。而圣经的特殊启示就是一个好的镜头，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可以借此调校好我们观察的视镜，得到一个较准确的影像。但这个影像与先前各种变形的影像所反映的客观物是同一个。因此，我认为当一种人类文化遇见并接受圣经文化后就会被重新整合，弥补缺失，注入生命，重生出新的文化。这种新生的文化既是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是一种基督教文化。《圣经》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可分为五个阶段。1、1840年之前当时中国清（1616-1911）政府政策，《圣经》的印行与传播被严加禁止。罗伯特·马礼逊的中文全译本《圣经》印好后都是秘密运入中国国境的。英国和美国的圣经会对在中国沿海散发《圣经》曾有过大量资助，仅从1834至1836年间，美国圣经会就寄赠2万3千美元给在中国的传教士，都是美国基督徒五分、一角美元奉献积聚而汇往中国的。2、1840至1860年在此期内，德籍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在1844年在香港招募中国人前往内地散发《圣经》和《福音书》，他用了20个中国人去做此事，1848年增至1000人，还用了100个传道人，在中国境内12个省活动。然而，后来发现，这些成员大多数是在香港和广东地区的无业游民和吸食鸦片者，在领到《圣经》和《福音书》后即分散外出，除散发一部份给邻近的居民外，把大批圣书等按斤两出售给杂货铺，作为包装食品之用，拿到的钱，则去买毒品当瘾君子了。其他传教士除在已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免费散发《圣经》和《福音书》外，由于政府仍严禁传教士进入内地，散发的数量在这一时期估计约有3万册，均是免费赠阅。3、1860至1900年这一时期，传教士根据有关条约规定已可进入内地传教，美国、英国、苏格兰圣经会已开始差派传教士们担任专职代理人，负责传播《圣经》的任务。4、1900至1949年1912至1937年被认为是《圣经》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黄金时期”。据1921年统计，在华三个圣经会共销售《圣经》达680余万册，其中全译本有4万5千册，《新约全书》1万5千册，余为《福音书》等。1922年至1925年间，中国虽发生非基督教运动，但《圣经》销售量反而激增，5、1949年至今外国圣经会在1953年前全部撤出中国大陆，由中国人出任的中华圣经会负责人到1954年被免职，机构撤消。而从1949年至1955年底，《圣经》全译本在中国大陆的发行量仍达21万2千册，而《新约全书》也有13万8千册散发，《福音书》等共发行约300万册。196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会及基督徒所拥有的《圣经》及有关读物成为被烧的禁书。从1979至1986年间，中国政府决定允许《圣经》在大陆基督徒中发行，由官方指定的单位印刷，6年间共发售约500万册。1985年，中国批准设立相关基金会，允许该会接受联合圣经会、美国、日本、香港圣经会以及欧亚地区一部分圣经会的联合资助技术、资金和专门印刷《圣经》的纸张，签订了合同，每年印刷至少70万册中文《圣经》，并命名专门的印刷厂。从1987年至今十多年来，已印刷《圣经》中文版和数种少数民族版及辅助读物等达2000万册。这些由海外经费赞助而印刷的《圣经》，只被允许由教会出售。圣经对中国的影响华夏民族不是神选的民族，而且也从未产生过系统的一神教，甚至连多神教都是非常简陋和原始的。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华夏民族的世俗文化如此强盛，而宗教文化却如此薄弱。或许是因为世俗王权的过早介入。中国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只着眼于世俗人际关系，对信仰并不看重。“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有病乱求医”，这些俗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国人对神，只是模糊的概念，仅以“天”约略带过（如周易）。即便是本土的道教，无非是想求得个人的长生不老和得道成仙，从未听说过哪个中国人为了求得正果而苦修和献身（后期佛教弟子除外）。所以中国一直没能产生有深度、有影响力的宗教，只好以儒家作为替代品。从神学角度看，中国人真的不是一个适合信仰上帝的民族，呵呵。听说过圣经密码，但是我不是十分了解，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就是《圣经启示录》中所说的几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情是全人类的事情，但重点却是在说我们中土的事情。而且这不是我个人的认为。中国远古文化里有很多上帝的影子（如诗经，山海经，淮南子等），事实上，上古的中国人是信上帝的，如黄帝、尧、舜、禹等人，只是由于人性的没落，信仰失落，最终被后来的佛道所取代。根据旧约出埃及记上帝是突然临到亚伯拉罕的。在这之前犹太人早就有了可是上帝还没有拣选他们。那时大约是中国商朝。旧约上从来没有提到上帝拣选过其他民族。尽管那时商朝人信奉帝或上帝。旧约上到是经常有上帝把其他民族交到以色列人手里让以色列人杀戮的。根据埃及宗教习俗，你自己看有关资料吧[埃及历史]犹太教显然受埃及宗教影响很深中国文化中尝试达到“天人合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消遁”、“无我”，让人化入天地万物中去。周庄化蝶的故事是很典型的例子，是一种向往。然而事实上，当庄子化为蝶以后，留下的不是蝶而是庄子。千百年来飞翔在中国文化领域上空的不是一只蝴蝶本身，而是庄子的蝶，是庄子赋予了意义的蝶，是庄子。又如各高僧、隐士，各种悟禅的名句名言，著名的经文、论著，都反而使“我”无法消融。人们反而牢牢记住的是“菩提本无树，明镜本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样的名句，记住的是庄子的“消遥游”这样的名篇。这些名句名篇不仅没能引导人达到无我、消融于“天”的目的，反而让一代又一代人津津乐道于人的智慧。禅宗文化其实是失败的，它使人热衷于人类悟禅的智慧、文字的智慧，反而远离了天道，远离了天的智慧，远离了无我的境界。并且不仅使中国文化远离了“无我”之境，甚至远离了求问、敞开、领受的心态。达到“天人合一”的另一个尝试办法，就是让天道行与人身，让“天”融入“我”之中。儒家的“克己复礼”是这方面尝试的一个例子。儒家放弃“出世”之途，而取“入世”之径。“儒家把追求至善的方向局限在当下生活中，从而和佛教道教寻求至善于来世生活或超尘生活的态度迥然相反。”（谢文郁，“基督教，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儒家哲学进入政治、伦理道德、教育，各种社会领域，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从实质上来说，儒家哲学，就是寄希望着人心中的“善”、“天道”，也就是圣经中说的神写在人心版上的律法、“良心”。藉着教育让它发大，藉着克己让它行出善来。同时又藉着“礼”来从外部规范行为和社会环境，来帮助“克己”。这是典型的让“天”进入“人”，进入人的日常行为、人的社会活动的一种对“天人合一”的尝试。耶稣基督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他是对中国文化中这一追求的回答，也是对中国文化中这一无法实现的理想的成全。其一，耶稣基督他本身是道（天、天道、造物主、真理）成肉（人）身，是天人合一。“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恩典与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4-18）”。其二，耶稣基督“他並沒有犯罪，口裏也沒有詭詐。他被骂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他被掛在木?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彼得前书2：22-25）”耶稣基督藉着替死，偿付了罪的的代价，成全了律法对罪的刑罚。使得所有接受他的人，可以进入他的义里躲藏，披戴他的义，被神看为义，与神和好，进入神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天人合一成为一种可能，并且这种可能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时己经宣告达成，他曾宣告自己就是一条道路，可以让人（个体的人、人类、人类文化）藉着他进入真理，得着生命。我们还可以看到耶稣所成全的“天人合一”不是仅仅成全在他自己一个特殊的人身上，不是仅仅让世人看到一个“天人合一”的样板，而是为全人类成全了“天人合一”，使人类可以进入神的和谐。耶稣基督的“天人合一”是达成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可以成全在每一个人身上。凡进入他的人就达成了“天人合一”，所以圣经中有“披戴基督”这一说法，就是指进入基督的义。他是以自身做为一个容器，或者说是拯救的方舟，使所有进入他里面的人达成“天人合一”，进入神的安息、和谐。因着与神和好而实现与人和好，与大自然和好，与自己和好的完美之境。事实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对佛教中“普渡众生”理想的最合理、也是最完美的答案与成全。佛教，就一般我所知道的“普渡众生”之法，没有一个能如基督的救赎这样合理、完美。这更证明了耶稣基督是人类文化的答案，是人类文化共同期盼的“弥赛亚”。如果我们基于这种对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认识，来对待己有的中国文化、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将使我们的视角从人文视角，转为在神旨意中的，立于救恩磐石上的神性视角。使我们能够以造物主上帝的心意来理解并认知中国文化的过去与今天、并展望和预知中国文化的将来。当中国文化面对并接受圣经文化、造物主的启示真理，耶稣基督这一生命的活水必注入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就必能回归、发展成广阔的、充满新生力的“神州文化”，必能获得源源不息的生命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