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第三章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1937年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既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照，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德、意、日三国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结为反共同盟，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经过长期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公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等向蒋介石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抗战。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5万多人。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嫩1.03万人。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战和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膊?BR中国的抗日战争怎样才能走向胜利？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党认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纲领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拒绝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而采取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甚至企图通过对日作战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却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二、敌后战场的开辟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着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洛川会议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会议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既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总体战略，又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在政治上保证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而是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接着，八路军又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了忻口战役。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再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日军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和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许多重要城市和富饶地区失陷。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大肆烧杀淫掠，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惨案，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日军在其他地方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计其数。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和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敌后第一个由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响政委员会在冀西阜平成立。新四军也挺进大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最初依托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牵制、打击日军，取得巨大成绩。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十分活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打击敌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涌向延安，经过培养训练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全国抗战开始后，由于战争局势的复杂，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亡国论”、“速胜论”等有相当大的影响。澄清这些错误观点，指明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势，是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洞察力，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是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也产生了影响。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党以很大力量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以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武汉成立，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共代表团同时驻武汉，负负同国民党联系和谈判。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建立办事处，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汉口公开出版。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进行广泛而直接的接触，宣传抗日民主主张，初步打开新的工作局面。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在一段时间内国共合作的关系比较融洽。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脱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工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现状和趋势。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发展。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影响。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