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权与党争

读《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周仲海王奇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研究国民党史的学者，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200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以下简称《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该书采用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吸收了以往国民党史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教授称“该书是国民党历史研究中的一部拓荒之作。”1现将该书的内容、研究方法和重要论点结合读后的感受予以叙述和评论。一、《党员、党权与党争》梗概作者在自序中写到政党史的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党治史”，一是“治党史”。“党治史”主要指一个政党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其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历史。而“治党史”则主要是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形态演变的历史。应该说，无论哪个政党的历史，均有“党治”和“治党”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才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党史。2鉴于以往的国民党史研究较多关注“党治史”的一面，本书特以国民党的“治党史”为重点。研究方法上，作者尝试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把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国民党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的背景来描述。在资料来源上，本书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以及当时国民党人自己的看法，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全书共征引资料五大类，其中“档案、年鉴、会议记录、工作报告”51种，“资料汇编、日记、年谱、文集、忆述资料”90种，“专书、论著”69种，“言论、论文”68种，“报刊”40种，合计318种。作者通过解读这些资料，探讨历史的真相，提出了不少与通行国民党史论著不同的见解。内容上，全书一方面从纵向探讨了国民党“一大”到“六大”期间党的组织形态的演变，另一方面从横向考察了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问题。作者通过深入考察1924-1949年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紧紧围绕着国民党的“党员、党权与党争”这三个焦点，系统地分析了国民党的“治党史”，说明了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在近代中国必然失败的内在原因。作者首先从国民党改组开始讨论，然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党章同俄共党章进行了比较，并对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建制，“党”与“国”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得出结论：改组后的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3接着作者又通过大量真实数据考察了10余省国民党党员成分，纠正了以往一个错误观念：国民党改组后农工党员占很大比重。指出“逛东省虽是国民党改组后的首善地区，但其党员构成在全国国民党党员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有主要是青年学生。”4随后作者详细考察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形态，各级组织机构的实际运作情况，甚至包括入党的方式、方法等具体手续问题，再次纠正了一个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杨天石序第2页。2王奇生前引书，自序第2页。3王奇生前引书，第11页。4王奇生前引书，第28-29页。传统观念，指出：“以往学者多以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组织散漫的党变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5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背离实际的历史幻象。这种历史幻象的产生，主要构筑和囿限于制度层面的考察，而未深入细察其实际运作。”6作者还通过对“中共的话语强势”、国共两党的组织形态与运作的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整理党务案》后，一般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作者认为：这只是一个表象。虽然中共从国民党内退出了几个部长的职位，但并不影响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7对于“四、一二”清党问题，一往大都将焦点集中在中共方面的损失，而作者重点考察了清党带给国民党的创伤程度，指出：对国民党自身而言，这场清党不仅没有起到纯洁党的队伍，严密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作用，相反导致了国民党自身组织的分裂和党内人才的逆淘汰。8接下来作者对“党治结构”、“党政关系”、“政治录用”和“党员群体分析”等章节进行了论述。在“党治结构”一章中，作者首先从国民党一党治国的法理形态出发，考察了国民党“中政会”与“中常会”的实际运作机制，特别是通过大量的数字统计，诸如不同时期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的兼职情况，中政会、中常会的组织构成，人选演变，以及历届中央委员人数的变化等来说明了中央权力的实际形态，并分析了“党治”与“军治”的较量结果：从法理上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演变为“以军治国”、“以军治党”。在论述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关系”时，作者通过考察党政关系的制度演变及党治在地方层面的具体运作，甚至包括对党政人员不同薪俸的比较，进一步阐明党政纠纷是导致党权低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政治录用”和“党员群体分析”这两章中，作者通过不同时期国民党党员的年龄统计，中央、地方政府中的党员比例，以及党员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等具体数字说明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入党和入仕的实际关联。同时作者还关注到党员的地域分布、职业构成、教育程度等问题，并详细考察了党组织的规模与基础、党员的社会形象、边缘省区国民党党务状况等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具体量化分析，作者指出：尽管表面上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党治政府，实际上党权根本没有触动既有的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执政党党力不足势必影响党势的扩张，最终造成对实际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这正是国民党党治脆弱性的具体表现。9最后作者通过“党的派系化”与“派系党化”、“党政团：战时体制的调整”、“六大前后的政治与精英冲突”等章节讨论了蒋“派”下的各“系”之争的问题，提出了“派系党化”的观点。在这几章中，作者详细考察了三方面的演变过程：（一）抗战前力行社与cc系争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党”与“派”的双重面相，及其在蒋介石主导下的国民党组织结构中的“支撑与内耗”关系；（二）通过对抗战期间国民党同三青团二元对抗体制的分析，进一步阐释了国民党派系斗争由“派系党化”到“党外造党”的内在因素，以及由此引起的党政失衡与党权低落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三）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内的派系与代际冲突同体制内的自省结果。同时，作者还将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同共产党的组织形态进行了有益的比较，从制度层面考察了党、政、军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在党、政、军这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薄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在战地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各级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队的先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5刘曼容所著《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是近年来出版的具有代表性和综合性的研究专著，该书即持此论（参见该书第207—208页）。6王奇生前引书，第47页。7王奇生前引书，第79-80页。8王奇生前引书，第92页。与作者持相同看法的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其代表作《流产的革命》一书中指出：这次清党运动，“切断了国民党和它的革命动力的源泉之间的联系”，“淘汰了许多最进步的知识分子”，“改变了国民党的性质”。（参见该书中译本前言第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9王奇生前引书，第212页。沦为军队的附庸。10所有这些论述都是紧紧围绕“国民党组织形态”这一主题，通过对不同时期“党员、党权与党争”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展开的。作者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小论点的积累，最后形成了对“国民党组织形态”这一课题的原创性研究。二、《党员、党权与党争》的合理内核《党员、党权与党争》作为一本视角新颖、资料丰富、论证缜密的学术著作，在学术界广受赞誉。仔细读了几遍后，对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一些论点产生了共鸣。传统习惯用阶级分析的学者把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定位于地主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对此作者通过对大量资料的考察分析指出：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舍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自然失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但并未因此换来地主和资本家的支持。其结果，国民党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11对作者的这一论点，我完全赞同。12不可否认，南京国民政府是在资本家（主要是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两者都对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的日渐发展而惊恐万分，并且都强烈反对社会革命。因而双方联合在一起了。但当国民政府为了筹集军费和其他的开支而无穷尽的要求资本家出钱时，他们的联合就出现了裂痕。尤其是当出现劳资纠纷，资本家要求国民党维护其利益，而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只能是两不讨好。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为了政权的稳定很少照顾资本家的感受，因而它也就慢慢失去了资本家的支持。至于国民党与地主的关系，无疑他们有一些共同利益，如他们都对群众运动感到恐惧，都害怕乡村中的社会政治变乱，都害怕共产主义，但他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和谐：地方权贵一直向上蚕食，侵占地方政府的职权。国民党政权则相反采取了一种向下扩展其行政、财政、军事统治的政策。这样他们就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地主资本家渴望维护现有的秩序；而国民党却相反，极力扩张它的权力和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这个政权的长远目标与地主资本家阶级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不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本家都不是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正如易劳逸所主张的“国民党政府主要是一种依靠武力支撑的‘为我’的自主政治力量”、“它只给它的组成者服务，按有利于自己的成员而行使统治权力”。南京政府的政策只求有利于政府本身及其官员，不考虑政府以外的任何社会阶级。13三、《党员、党权与党争》有待商榷的地方对国民党党派问题的探讨是作者研究国民党组织形态的三大问题之一，而作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我认为有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在论述国民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时写道：“一个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两大难关：一是当建党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的权力继承问题；二是当其有在野党转为执政党以后的调适转换问题。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国民党显然未能通过这两大关口。”14对国民党的蜕变，作者花了很大篇幅进行论述。但对于国民党的裂变，作者分析的不够深入。其实自民国以来，派系冲突就成为中国政治进程最主要的一种10王奇生前引书，第292页。11王奇生前引书，第122页。12关于论述国民党阶级基础的著作很多，其中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小科布尔的《江浙财阀与南京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在著作中持与王著基本一致的观点。13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年》，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9页。14王奇生前引书，第92页。组织形式。海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层面关注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15事实上，在国民党执政初期，围绕着继承权问题引发的党争，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一大焦点，也是国民党组织形态的一大特点。为了争夺所谓的国民党的“正统性”，以便控制全部或部分中央政权，国民党内的不同派别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从西山会议派召开的非法的国民党二大，1926年初关于迁都问题的争论，到1927年的宁汉对峙到合流，再到1931年的宁粤对峙，每一次对抗都对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产生重大影响。另外，作者将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分为两类：一类是同蒋介石的党统之争，另一类是拥蒋各派系之间的相互竞争。作者在论述党权与派系问题时，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了拥蒋各派系的竞争，如战前的cc系与力行社的斗争，战时的国民党与三青团的争夺，而对于与蒋平行的各派之间的争夺没有深入分析。而且作者对于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没有进行细致的考察。实际上国民党各派系于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