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

课程论文学院政法学院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年级2009级姓名耿雅论文题目浅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成绩2012年月日学号：20095011250浅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姓名：耿雅学号：20095011250学院：政法学院专业：思想政治教育摘要：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撮合下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但是，革命统一战线仅维持了三年半时间，在革命形式一片大好，即将取得国民革命胜利之时，国民党右派却突然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本文主要分析了国共合作破裂的种种原因。关键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发展阶段。这次合作特点是采用“党内合作”的形式。所谓“党内合作”，就是以中国国民党为主体或本体，接纳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共同进行国民革命。显然这样的合作，两党并非站在平等的地位之上。此非“平行”方式的合作注定了国共合作的最终破裂。声势浩大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在蒋介石和汪精卫接连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之后彻底破裂。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国内矛盾的激化国民党在1924年至1926年对农民运动的支持，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广东的地主阶层大多是支持陈炯明的。但北伐的革命风暴席卷湖南、湖北、江西后，这一地区大多数军官被吸收到了革命军中，一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除非培训了很多农民鼓动员的共产党同意取消土地革命。1927年4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立了成员包括毛泽东和谭平山两名共产党员在内的五人中央土地委员会，毛泽东为组长。由于共产党在该小组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制定了一部体现无产阶级性质的土地法草案，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该草案规定“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这个文件最为关键的就是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如何界定，五人小组没在草案中写入他们小范围讨论时的界定标准：“有地三十亩以上的富农、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均是反革命。”虽然后来这一草案向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妥协，但在执行过程中就不可能控制住局面，农民们简单而粗暴的采取“没收一切土地的措施”，并且以暴力反抗租税。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的一些党员犯了左倾激进主义错误，在执行这一法案时过快过急，甚至使用暴力，造成了大地主阶级的反弹。又由于配合大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兴起，工人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抵制资本家的剥削，要求制定劳工法案。这就严重影响到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不再像革命早期那样热切的支持大革命，相反却越发表现出他们的不满。例如就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事，他就得到了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如杜月笙等人的资金和人力的支持。这两个北伐战争时期最突出的矛盾，我认为直接导致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分道扬镳。二、中共的内部错误和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就共产国际方面，当初，马林第一个提出要实现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确，在当时的背景之下除此之外很难找到一条更适合中国的道路。特别是，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中共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但同意孙中山的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一事，又为以后蒋介石清党埋下了祸根。在执行“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时候，莫斯科置国共合作随时可能破裂的危险信号于不顾，坚持要求共产党不仅要同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合作，而且还要同蒋介石合作。作为落实莫斯科指示的一个步骤，上海工人在起义后把这个城市交给了蒋介石，但蒋介石很快就在1927年4月用对上海工人的大屠杀来做回答。另外，在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右派有四次大的让步：一是不支持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在国民党“二大”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扩大左派的计划，结果使右派势力增大，给中间派壮了胆，左派孤立了。这次会议还把假左派、新右派头子蒋介石选为中央执委，抬高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二是“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拒绝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对蒋介石进行回击的正确主张，害怕反击会破裂统一战线，甚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共产党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负责任”造成的，公开吹捧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三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屈服于新右派的压力，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完全接受这个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并以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说：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无权赞否”。四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召开的“五大”会上，当毛泽东提出应迅速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村民主政权，以挽救革命的提案后，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以其固有的家长制作风，对这个正确建议不仅不采纳，而且排斥毛泽东于大会之外，剥夺了毛泽东的表决权。在这之后的6月30日，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央扩大会上，强行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仍然认为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为了“减少政局之纠纷”，提出共产党员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就这样，在对于国共合作的问题上，陈独秀做出了完全的让步。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错误认识严重的削弱了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体系中的权利和地位。这造成当国共合作濒临破裂边缘的时候，中共由于平时缺乏对军队的领导和控制权，无力挽救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三、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力量始终没有形成对右派的比较大的优势，这就使得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无法对右派实施有力打击，加速了国共合作破裂的步伐改造后的国民党并未具备战斗司令部的作用，没有发挥应有的权威，新三民主义并没有成为国民党普遍的政治信仰。国民党员抱有旧三民主义的沉重负担，并没有因新三民主义的出现而从思想根子上转弯，以顺应历史时代之潮流，这样，右的实力的增长使国民党内左右力量悬殊，而且左派力量并不是一支稳定的政治势力。幼年时期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法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同时新三民主义也束缚了中共党人的手脚，中共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己力量的空间极其狭小，这就失去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力量保障。力量的不平衡决定了合作和国民党的发展方向及最后结局。由于过分强调“党内合作”时期的党的独立性，把独立性和统一战线对立起来。以至于当国民党右派向共产党步步进攻时，因为害怕统一战线破裂，竟然一步步妥协退让，几乎完全接受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这也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气焰的嚣张，成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内因。四、两党在阶级性质和革命目标的根本分歧实际上，中共一大的会议已经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即“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际”。这充分显示了做为无产阶级工人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存在性质上的根本分歧。对于大革命，虽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并提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但从根本上讲，两党从来就没有开诚布公的合作过。孙中山在经历多次失败的革命后意识到，“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并认为，“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未能跳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狭隘观念，也由于经历了多次失败的运动，对外人产生一种天然的怀疑与不信任感。例如，虽然孙中山强调合作，但他依然指出，“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作为一名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天然敌意，也许就是在这里埋下了国共合作破裂的祸根。另外，由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对中共天生的敌意，所谓的“合作”也只是停留在保全国民党资产阶级性质和其根本利益上的。这一点从孙中山早期的言语中便可以看出。他不仅认为国民党是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党”，共产党只是其中的一派，而且称赞反对国共合作的冯自由是“热诚勇敢之人物”、国民党中的“德望家”和“器局雄伟之政治家”，这显然是不利于国共合作的。总之，孙中山不允许共产党“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对中共心存疑虑，并且为了保存自己的利益从一开始就想吸收甚至吞并共产党的野心。总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有内外多种原因，中共的幼稚，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本性和叛变革命等。这些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要使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和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取得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而且必须坚持即要团结，又要斗争的方针，只有这样，革命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