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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中小银行是一项战略任务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不是产业结构而是企业结构，是就企业规模而言的经济结构。以中小企业为各行业的基础，以一些大企业为某些行业的龙头，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结构。但是中国现实的金融结构不能支持中小企业的正常发展。大力发展中小银行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优化金融结构，降低金融业系统风险，更有利于扶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构建合理的经济结构。进一步说还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中国最庞大的下载资料库一、中小企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国际经验中小企业在所有国家都是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在企业扩张兼并成为潮流的当代，中小企业仍然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50％以上，在解决就业方面占60％以上。中小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层次少、管理成本低、对市场反应敏捷等天然优势。特别是在服务业、终端产品生产领域，中小企业更能适应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即便是在大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例如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大企业也倾向于将零部件生产和服务性工作外包给中小企业。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总体来说是有效率的，但是必须进行规范和调控，否则就会严重失调、失效。由于大企业对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平等占有，其发展速度和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会大大超过合理限度。大企业的许多收益并不是通过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增加社会财富取得的，而是通过转移社会财富取得的。这不仅造成社会不公平，而且造成社会经济活动效率的低下。有鉴于此，多数发达国家都在两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反垄断，抑制大企业的过度膨胀，禁止大企业对经济的操纵；一方面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既面临许多机会也有许多困难。在各种困难中，融资难是最突出的一项。1920年代英国议员麦克米伦在国会演说中讲到“金融缺口”。他指出，当企业需要的外援性资金少于25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250万英镑）时很难获得融资。麦克米伦的说法一再被实际生活所证实。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世界性问题遂被称为“麦克米伦缺口”。欧美国家近几十年主要采取保留大量的中小银行、政策性资金支持、鼓励企业互助等方式，比较有效地改善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中小银行贴近所在社区，了解中小企业的经营情况，给中小企业贷款比较方便，一直是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德国。联邦德国在1950年代有13000多家银行，其中80％多是总资产不超过2500万马克的小银行。197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银行业开始了持续的兼并过程。一般人想象，德国金融业现在只剩若干家大型全能银行了。然而事实是至今德国仍有3000多家银行，其中60％以上是总资产不超过5亿马克的中型银行。这些中型银行是从小银行发展、兼并而来，仍然保持着与中小企业的传统联系。西欧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性资金支持的主要形式是贴息，这样既可以使较少的资金发挥较大的作用，又能使银行承担起审核贷款项目的主要责任。德国中小企业中长期贷款的60－75％享受政府贴息优惠，其贷款利率比市场利率低2－2.5%。互助性金融合作组织在西欧国家普遍存在，有企业间的，有居民个人间的，政府均加以规范、引导和支持。企业信用合作社在意大利最为发达，这与意大利的社会传统有很大关系。西欧国家政府还普遍介入存款保险和贷款担保，以财政资金弥补社会存款保险基金和贷款担保公司财力和公信力之不足，以此减少储户、银行风险，保障社会安定，扩大银行资金来源，鼓励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美国是一个金融业非常发达的国家。西欧国家所具有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形式美国都有。美国还在另外两个方面独具特色。一是至今仍遍布全国的小银行，二是发达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市场。二、中小企业对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的统计口径，至2004年中国注册的中小企业有360万家，个体工商户有近3000万个，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6％。中小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5.6％，提供的出口产品价值占出口额的62.3％，上缴税收占46.2％，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农业以外就业总人数的75％以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明显比较优势，中小企业是更适宜的企业形式，这是经济界的普遍共识。从更深层次上看，传统文化的内在缺陷也使发展中小企业成为相当历史时期的必然选择。股份制企业可以聚集社会资金催生大企业，职业经理层的管理有助于形成更有效率的社会分工。但是大企业特别是股份制大企业的发展强烈依赖法治、理性、诚信的社会文化，是一个比较漫长艰难的过程。中国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政府机关的附庸，普遍效率低下。许多人将希望寄托于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大多数上市公司的主要“业绩”仅仅是从股市上圈钱，经营管理没有多少进步，相当数量处于破产边缘。有些人认为上市公司普遍状况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国营控股单位一股独大，寄希望于股权分散。但股权已然分散的上市公司也未见改善，如果不是更差的话。有主管部门看管，虽然效率低，却是法纪上有人过问，经营者的化公为私行为受到一定抑制。股权分散了，谁都不好管，“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问题更突出。中国传统文化宣扬对个人的忠义，不大注重对公义、规则的忠诚与遵守。在最近一个世纪的动荡中特别是大陆近几十年的转型期，传统信条和价值观也被打破，对个人的忠义也大打折扣，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行为预期和心理预期趋于恶化。这在政治上不利于产生自治制度、民主制度，在经济上不利于发育公众持股的企业法人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大型国有企业现实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改善国家控制、管理的方法，使其可以比较好地运转下去。除非十分必要，尽量不要组建新的大型企业，不论是国家控股还是社会分散持股。中小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经营者和所有者（或主要所有者）统一。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笔者十几年前在机关搞研究时也曾是此主张的积极鼓吹者，笔者曾与周小川、冯艾玲合著文章《经营权、所有权、行政权应适当分离》（《经济学周报》1987.5.31）。这在公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改革初期有某些积极意义。今天我们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说法是片面性的。必须承认，所有者对资产的保值增值最关心，一般来说所有者兼经营者决策效率最高。只有在需要复杂专门管理技能的大型企业并且职业经理人遵守基本规则（不管是出于良知还是迫于有效的社会约束或兼而有之）的情况下，经营者与所有者分离才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很不理想。在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大地上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起了主要作用。但是近些年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强烈，增长速度大为减缓。企业技术升级慢，产品更新少，低水平重复太多，低层次竞争过度，倒闭数量几乎与新增数量持平，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大为减弱。这是中国近些年失业人口数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产品伪劣、工伤事故是社会对中小企业的4大诟病。其实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加强法治、提高中小企业装备水平、管理水平逐步解决的。这恰恰说明应该对中小企业给予更多关注，改善其发展环境，而不是遏制其发展。贫富差别过大、内需严重不足是近年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两个问题。增加转移支付、建立普遍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职工成立真正的工会都是必要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小企业发展得好，创造的就业岗位多，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得到根本缓解，方能有力地增强职工地位。就业的人多了，人均工资增长了，才有强大的购买力，扩大内需才有坚实基础。人民就业增加和收入增长带来的消费增加不仅有利于社会公平与和谐，而且会提高民族文化素养、健康水平，有利于国家繁荣，民族兴旺。靠抑制供给或增大政府支出来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则是很不明智的。三、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中小企业的就业人数占75％以上，创造的增加值占55％以上，但是得到的贷款只占社会贷款总额不到20％。就是在中小企业中，贷款分布也很不均衡，很不合理。一些有官员背景或其他特殊关系的企业占有较多的银行贷款，大多数中小企业包括许多产品有市场、效益好的企业得不到贷款支持。晋中市有一项调查显示，民营企业总户数69,578户（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有借贷关系的企业仅为5,314户，占7.6％；92.4％的企业未获得任何信贷支持。在与金融机构有借贷关系的企业中，其中10家较大的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3.1亿，占民营企业贷款余额的23.4％，平均每家贷款余额1.3亿；另外5304户企业，平均每个企业贷款余额仅105.50万元。晋中市的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近十几年国家发布了许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2002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人民银行就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发布了多个文件，从1997年算起平均一年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7以后中小企业的贷款满足率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见《中国金融前沿问题研究》有关调查报告）。银行存差的连年扩大已成为金融业和中国经济的严重问题。银行存差从1997年的1万亿元扩大到到2005年2月的6.8万亿元。存差占存款总额的比例竟然高达26％。一方面中小企业极度缺乏外援性资金，一方面资金大量闲置。就是投入到大企业和政府工程的资金多数效益也不佳。中国的积累率在30％以上，有的年份超过30％，几近国际平均水平3倍。考虑到中国的环境、资源损失和奇高的积累率，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高。整个经济体的低效率使人民所得实惠与付出的辛劳和牺牲很不相称。四、除了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其他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1．大银行从性质上说就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这主要源于风险难以控制和经营成本过高。从1998年国家要求各银行注重经济效益，提高资产质量，转变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起，各大银行纷纷大规模撤并营业网点。贷款审批手续越来越严格、复杂。一笔贷款历时弥久，短则几十天，多则几个月。即便是在银行机构林立的大、中城市，中小企业贷款也不容易。主要难点不在于银行机构是否熟悉小企业经营状况，而在于有权决策的人与申贷企业相隔层次太多。权力下放减少审批环节固然可以提高效率，但是银行队伍的素质堪忧，即人们常说的“道德风险”。为了降低风险，大银行没有选择，只有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将款主要贷给大企业和政府工程。这些年大银行也广泛开展了对居民的住房抵押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这些贷款风险反而小，运作成本也不高。唯独贷款给中小企业风险一直居高不下。根据对5个城市部分银行的调查，中小企业贷款坏帐占同期银行呆坏帐的60－80％（见《中国金融年鉴》2004）。2．现有的股份制银行也解决不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批准成立了十几家股份制银行，包括一家民营银行。这对强化金融业的竞争，加快银行业务创新，改善服务态度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股份制银行的经营管理方式正在趋同于四大国有银行，在向中小企业贷款方面甚至比后者更保守。虽然现有这十几家股份制银行规模比四大行小，但资产也是几千亿（还在努力膨胀），管理层次也很多。四大行在给中小企业贷款时遭遇的问题对股份制银行一样不少，也不可能少。3．外资银行离中小企业更远。近几年大型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到2004年底已建立分行200余家，还有近200个办事处正在申请转为分行。外资银行经营成本非常高，它们的优势是中间业务、国际业务。在存贷款上它们与国内银行争夺的是优质大客户。指望外资银行的进入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无异于缘木求鱼。4．风险投资在美国也只是中小企业融资副渠道，在中国连副渠道也成不了。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被很多人寄予莫大希望。198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不少创业投资公司、新技术投资公司，时至今日除了倒闭的就是转行搞房地产的，按照成立初衷扶持技术型中小企业业并经营良好的几乎一个也没有。股权式投资是一个比信贷融资具有更大风险，也需要更大诚信的经济活动方式，这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二十多年来中国不论是高技术型小企业还是普通小企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