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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对外开放与发展外经贸一个国家应不应该对外开放，这在经济学史上早有人论述过；世界上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对外开放的国家，因此世界上也不乏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对外开放最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它可以保证把本国乃至全球的资源、资本和技术用于最有利于生产的用途。最早认识这个问题并进行深入论述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观点认为，李嘉图的对外开放思想是为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上侵略和剥削落后国家服务的，所谓“开放”不过是资本主义强国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传统观点在落后国家中产生过广泛影响，难怪在世界近代史上，落后国家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的基本政策都是闭关自守，害怕参与“国际分工”而受到剥削和压迫。如果落后国家中有人主张对外开放，会被国内民众看作是“败家子”甚至“亡国奴”。于是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都主张闭关锁国，以至于西方列强要迫使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地区）开放时，都要用坚船利炮才能打开它的大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超越了中外历史上的成见和惯例，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邓小平大胆地认为，一个主权独立的落后国家开放对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加入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是有利的邓小平最早讲到对外开放（对外贸易）问题，是1975年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报告时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讲了七点意见，其中的第二点就是“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工艺美术品等传统出口品，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化工产品要考虑出口。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国外签订长期合同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在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的封建君主们仍然抱残守缺，“脱亚入欧”的日本赶上去了，中国却沦为一个任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故步自封，排外斥新，就将永远落后闭塞，永无翻身之日！实行对外开放,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原理和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第一节实行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外开放政策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对其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对外开放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经济规律，只能认识它、适应它，而决不能违背它。1、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2、战后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越来越密切,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3、世界各国,各民族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为许多政治上,经济上独立的国家和民族利用人类所创造和积累的技术和经验,赶上世界先进国家水平提供了条件。由此可见,我国经济战略思想的根本转变——实行对外开放,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具体运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完全正确的二、对外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实行对外开放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三、对外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引进国外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些都要求实行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开放的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由分割的地域市场，发展到统一的国内市场，并进而突破国界，发展成世界市场。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充满活力。闭关自守是与市场经济的性质格格不入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行对外开放。1980年底相当多的权威人士（如陈云）仍认为，中国只需要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调整、整顿和提高，而不必实行全面改革。而部分对改革缺乏深刻认识的人则乐观地认为，只需要三年即可改革成功。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中国对经济改革的认识是缓慢地进步的：1983年提出的方针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为辅”（即陈云的“鸟笼经济”）；到了1984年则改为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又修改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直到邓小平南巡后，才于1992年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次年并将此纳入宪法。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建立，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它不仅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还要求同国际市场相联系，从而使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参与国际分工，并利用国际分工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在于它可以大大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而有利于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是我国富民兴邦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逐步完善对外开放的各项立法,方针政策和措施,加强国际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并通过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央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2年中央又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二节对外开放的内涵一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与苏联、东欧有着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同西方也有一定的贸易往来与技术引进，但从总体上说，我国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发展水平同世界的差距拉大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习。”“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由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不死，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和禁运，冷战局面延续了几十年，因此新中国并没有完全改变旧中国延续下来的与世隔绝的状况。50年代，我们只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们对外开放的大门又关闭起来了。1949年11月，美国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尤其将中国作为封锁的重点，并使封锁逐步升级，从开始对输入中国的物资和驶往中国的船只控制，到了取消所有已经核准出口驶往中国的特种许可证，受管制的物资达2100余种。最后，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36个之多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毛泽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在不同时期的对外开放的侧重点也不相同。建国初期，毛泽东强调把对外交往与经济技术合作的重点放在苏联东欧国家。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我国同东欧苏联的经济关系大大缩小，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逐渐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别，采取了果断而灵活的政策，把对外交往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国家，在此期间，我们先后也同日本、法国发展了经济贸易关系。70年代中美关系在经过20年的对峙状态后，终于建立了具有全球意义的建设性的新关系。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转变，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也除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特别是中国同周边国关系在东西和东南面打开了新局面。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在经济建设和外交上也存在着许多的失误，如在经济建设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外交上把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列入“帝、修、反”之列，并与他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而我们自我孤立；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国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机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开始确立，至此以后，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1980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接见外宾时，第一次以“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公之于世。他说：“我国在国际上实行开放的政策，加强国际往来，特别注意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包括吸收国外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1981年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1982年12月，对外开放政策被正式写入我国宪法。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宗旨是：引进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力倡对外开放的最终目的和意图，是要利用对外开放这个手段，使中国加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成为国际经济社会中有活力的一名成员，充分享受国际经济交往的利益，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其实，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6年10月，我国就已经认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那时已经有很多国家级和地方级的代表团先后出国考察。在1978年5月，国务院派出了新中国第一个由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的赴西欧考察的经济代表团，他们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考察团的汇报。四人帮”垮台之后，经济上的拨乱反正首先就是从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方面开始的。引进新技术和设备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这样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既打开了长期封闭的国门，同时也改变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虽然都是极为有限的，可是，这些意味着中国开始走向对外开放。“仅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大型引进项目合同22个，共78亿美元。当时中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一方面急于想使中国快速摆脱贫困的窘境，另一方面又不打算改变原有的体制。于是，在经济上搞“洋跃进”、政治上揭批“四人邦”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理论，两个凡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反映就是“两个不准”，即“不准向外国贷款，不准外商来华投资”。1977年，邓小平在复出前后多次公开对华国锋主张的“两个凡是”提出批评，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光靠用现汇买技术和设备，不仅中国的财力不够，而且也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问题也逐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1978年4月外贸部部长李强虽然仍强调“两个不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还提出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补偿贸易，二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三是可以利用外商的商标、牌号定牌，四是协作生产，五是寄售，六是分期付款、延期付款。其实，李强所讲的几种形式中，就直接利用外资的几种初级形式，实际上与“两个不准”是矛盾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了“两个不准”最终将对外开放政策一锤定音的，是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解其它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发展经济的基本经验，会议在召开期间向代表们印发了四份特别的参考文件，即《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