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发展主义的另类批评

对中国“发展主义”的另类批评作者：来源：作者来稿日期：1970-01-01点击：0曾几何时，人们已不再礼赞落霞与晨晖，不再礼赞老人与少女，不再有透心的悲欢与忘情，独对造化大野时既无端肃敬畏的谦卑，也不再作仰望苍穹遐思无限的冥想，耽于实物期待的急切与焦索裹挟着发展主义所向披靡围猎捕捞，将植根于人性本质的抒情境况辗碎分解为无所不能的货币化计量单位。麦田牧歌、月下丝柏，所有能唤起浮生联想的激情与浪漫都纷纷而退。这时候，人的感觉被整容、心怀己镀金，只习惯于机器的轰鸣和不绝于耳的叫卖叫买混响，再也无心聆听天籁与自然交融作诗性的陶醉和神游，即使面对蓝天白云、安详宁谧的袅袅炊烟，那勉力的咏叹也仿若卡拉OK声情分离的装腔作势，激发不出超尘脱俗的性灵抒写。所以，当画家透纳挥洒绚烂的色彩描绘出落日黄昏中喷薄而出的铁甲怪物（火车）时，其对发展主义展示的智性伟力给予激赏的瞬间，又何曾料想到以此为基点日后无限扩张的发展主义会挟现实得失之威势，用钢条水泥对人类栖居的精神与客体世界进行全方位的浇铸和塑型，从而将远古洪荒中的静默与守望从人心中彻底放逐！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指出：“人在庸常状态下的生活情事中难于显示其固有的超越性美感，而只有在发生突变时才会体验出内在的意蕴来”。在中国，由于求生的活路太过艰险，疲于奔命的现实境遇很难产生超越物念、直抵人类根本问题的深度思考，从而使生命内在的意蕴和创造性欲求无法得到自由展开和表达，人们除了借助物欲满足以作临时性疏解之外，便是寄望于不间断的权灾兵祸将人性本质的抒情境况导入各种残酷的斗争场域进行移情渲泄。所以，伴随着光荣革命向务实理性的再度回归，现代性之下的无根感由于缺乏形而上诉求对生命动机和目的的宗教阐发，原本就心无谦卑目无神圣，又擅长于战天斗地并经验了意志谵妄对精神自律原则的颠覆性驱逐，政治造反摧枯拉朽练就的大胆与绝决一但从秩序破坏掉头转向实利挑衅，其对客观和理性的盲目偏执必然主宰人心，从而将源自灵魂深处的自律与敬畏彻底放逐。由此人神背叛、妄顾一切的自恋与自虐因子被移植入物质主义的现实争夺，必然滋生出更为蛮横和肆无忌惮的人文与自然破坏能量。有鉴于此，唯物原教旨主义只要获得行政许可并经国家意志煽惑纵容，平时处于游离态而又心无所寄，长期屈从于奴隶化管制累积的反弹力一旦被策略性移情于现在时态的‘利益关怀’，原本无法疏解的内在欲求势必将人性中利己自私的元素充分激活，并扩展为社会集体盲从而又毫无节制的非理性行为，从而将原有社会传统养成的秩序认同和道德边界弃置不顾。这种既不能返哺传统赓续‘祖籍’安居乐业，又无信仰归宿托付终身，政治‘解构主义’剥夺之下的双重失落和尴尬，使人们既无法抵御现实的虚无和荒谬感，又不能回到自然界率性而为，最终把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定位于政治与经济的‘路径依赖’孤注一掷，从而宿命地沦为权商同盟长期绑驾的‘经济动物’。如此，涣散的人心被重新拢络聚焦于‘唯物主义’现货收购，熙熙攘攘往来于效率盘算，匆匆忙忙奔命于应对交换和价格争执，上穷碧落下黄泉，没有不可以只有不可能，人文伦理、环境生态举凡能为我所用、有利可图，都被集体意志置于经济理性通盘考量。效率至上、发展就是‘硬道理’催生出无穷胆大妄为、手眼通天的商业冒险，只要能发展增效，即使悖天理灭人欲、敲骨吸髓也敢作敢为；只要有需求且利益可观，卖官鬻爵、制假贩毒，身体交易、甚至卖儿卖女丧权辱国皆无所顾忌。三教九流、神仙鬼怪、所有的戮力与陶醉都不是基于公共生活的需要，而是出于个人或集团自利的打算。于是，行政服务质变为有偿权力放贷，裁判权异化为司法讹诈，甚至文化宣传和宗教超度都暗含着名利收支算计的策略预期，公权私售黑箱操作的示范效应溢出体制流入民间，导致人人争相效尤、互不相让，从而衍生成政客无荣誉，知识无德行，集体行凶和个人作案四处骚扰，放纵的人欲犹如决堤的浊流恶浪到处泛滥，把个人间社会捣腾得个个眼红心跳、人人自危。这时候，经济行为依赖的分析理性已不是基于人与自然整体关联的全息定位和价值判断，而是单向度的机会成本和风险比较。所以，当人们扼腕喟叹‘市场’遭遇权灾后的功能异化并历数‘市场吃人’的种种罪孽，妄图反攻倒算复辟违背人伦的强迫性“均贫富、等贵贱”削足适履的毛主义时代，祈望着再度由国家‘计划’着过日子时，却忽略了过去虚拟的‘名份施舍’与现实的‘货币化’权力寻租仅仅是换算方法和表现形式不同，其本质上仍然是专制主义把持着洗牌和发牌权进行无所不能的权利侵犯，无非旧貌换新颜以另一种形式行掠夺之实而己，在本质上前者为刚性而不可见的政治名份分配，后者为软性的市场化货币收购，所谓改革也仅仅是局部容忍并承认民间具有自主交易的能力，过去赎身份资格，今日弄实物金钱，权力结构和分配机制依然，其功能和旨归都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实施对人民精神与物质的系统化剥夺。综观中国现代的历史变故，所谓道德崩坏、纲常不举的现实困迫，除却受制于资源存量有限供给不足，从而引发种种利益不均势并导致人们普遍的忌恨和不满之外，其主要根源乃是数十年政治功利主义对社会精神诛心式的整饬，这不仅割断了历史文化遗传的基因血脉，使得讲信修睦、仁义礼乐等原本具有节制功能的‘软道理’因不合新‘精神文明’需要而被反复诅咒和批驳，进而被人们当作‘封资修’集体放逐，代之以政治觉悟和动人心魄的目标信念，在熟人亲情社会中划分地、富、反、坏等阶级成份‘挑起群众斗群众’，这既有利于人心整合并实施系统化的社会控制，又可借此剪除异己、疏解民间因等级隔阂和权利不均势造成的忌妒和敌意，利用连续不断的斗争运动将人性原欲中的反叛性能量渲泄为整人害人的暴力游戏，最终教化培育出公共生活中基于自私而依赖暴力和谋略统摄的人文伦理，将本土特有的人情资源恶质化为只讲政治‘正确’或利益得失，不论法理纲常，在血缘亲情中也可以大搞阴谋诡计、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治讨好和权力奉承噬血的因子不断浸染病变并内化成人们日常遵循的求生原则，从而泛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迷恋暴力和依附强权的‘普适理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弑父杀母大义灭亲在所不惜，权力放纵和道义失范裹挟着利己私欲横扫一切人间情事，最终野生出剪除不尽的人伦背叛和苍生悲情。正因为如此，长期权力内斗养成的相互防范‘神经症人格’与精明机巧的阴阳之术结盟并渗透于经济建设的所有场域，将原本基于互利共赢的契约法理和信用操守通通扫荡清除，社会整体性的价值坍塌和‘发展主义’不断煽风点火，信仰迷失再有‘唯物论渎神主义’教化壮胆，使得民间连‘因果报应’、‘兔子不吃窝边草’等草根约束机制都彻底失效，从而将利己主义放大到生命不能承受的临界点，有此“主题”招引和蛊惑，又有行政许可煽动，才有“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才有“宁添一个坟头，不增一个人头”的暴力话语执政，才有权力恐怖主义假托国家宏大叙事大行个人或集团收割民利之目的，将原本和谐自为的社会生态导向‘单边主义’的利益争锋，最终导致‘帕累托最优’被曲解误读为：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放胆践踏公共原则和法律于不顾；从而衍生成‘率土之滨’到处圈地开发、野蛮拆迁，教育收费、乃至尸体争夺……纵人欲、灭天理让人心惊肉跳的权力行凶和市场灾难。如此则钱权参股、黑白合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暴君魔头、土匪恶霸、乃至于汉奸卖国贼，凡举名声在外能筹集人气成为‘经济增长点’，便都能获准优待从而引来众多追名逐利者搭台唱戏，让秦桧洪承畴、潘金莲苏小小之流与时俱进平反昭雪，为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筹备小康生活发挥余热；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重新上架热销‘回扣’中古遗风，为构建和谐社会输血供氧。如此轰轰烈烈、急火攻心，从大跃进机械化……翻两番、市场经济……头脑不变花样翻新，不间断的目标设置和发展主义煽风点火将心魂罩住把眼球锁定，反反复复说词不断目标却又向前位移，小康滋味尚遥望无期，‘和谐’感觉又斜刺里杀将出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把个芸芸众生尽数绑定在不见踪影的‘理想国’期待之中痴心妄想，从而屏住呼吸修炼忍气吞声的‘幸福感’，这不仅显示了继往开来新时代政治催眠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方针路线永远正确，还可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让人民克己复礼，始终有热闹可看有目标可望有明天好子日可待……。置身于如此人居环境，所有爱情、亲情和友情，凡举与人有关的组合与互动大都被抽去了往日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经典内涵，魂牵梦绕的人事纠缠被灯红洒绿、纸醉金迷的现货与期货盘算置换成毫无心热体温的公关技巧，迫于自利性交换原则而假扮的一切公共行为如语言、呼吸、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的问候，甚至连身体与身体的碰触也没有了往日温馨体贴的肉体感觉，由此动机而结构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伦理皆由于利益准则的挚肘而远离人的处境关怀。混迹于人头涌动的市井村社人人都只专注于自己当下存在的维度，面临生存重轭的处处挤兑，所有的努力都因过度紧张的利益博弈而将人性导向趋利避害、避重就轻的精明与机巧，入世的准则不是立足高远的祈盼与建设性的努力，而是基于现在时态的身体娱悦和个人私性的满足。与此同时，政治叙事已不再声色俱厉，平素虚脱乏味的行政号令和宣传语词也降调注水，被置换成颇具生活气息的日常家话，使得权力意志褪去了原本夸张铺陈的威仪并刻意整容为与人为‘善’的通俗着装，专制铁幕基于应对时局的策略借助现代传媒精心了谋划和推销，致使原本盘踞神坛高位的权力巅峰人物也操持着修辞得体的‘人话’与民同乐。于是，政治全能显性浮夸的惯性力仿佛隐退于公共场域，人们己看不到‘政治’无端地‘临街挡道’，所有的公共事务都被纳入冷态而富有条理的法律制度范畴，依法治国、德政包装再辅之以科学发展观和民本主义表情秀，似乎一切操作判断都依据充分且合情合理，政治意图不再粗暴而无节制地干预民间，而是将其隐寓在文化煽情和商业挑逗之中，并着意让个人远离公共事务，回避政治生活，只需专注吃喝玩乐身体消费，从而将原本张牙舞爪的权力生态软化为极富伦常的人间情事，使人们在看不见的权力控制中各行其是、自在自为，精神被犬儒化消蚀为只顾眼前追名逐利和事不关己的当下甜蜜，最终滋生出民众集体的冷漠与无所作为。所以，当权谋集团局部让利、蓄意纵容人们移情于物质迷狂从而罔顾现实审问，让世俗原教旨主义将民间能量集中于名利场中撕打火拼时，其暗含的策略阴谋已不仅止于消解社会不公导致的怒气和体制问责，还别有用心、着意在体制内外人群中培育相互排斥的文化病毒，将民间抗辩功能消耗于本阶级的内斗之中，从而滏底抽薪将民间自主维权争讼交付于当权者，使其不仅掌控着社会资源的分发权，还居高临下把持着施恩布德、裁量争端的法理与道德解释权。权力在‘无知之幕’中隐性操控，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自我瓦解和沦陷，从而放弃自主的权利申辩并集体招安投诚，这正如福科所描述的后规训社会中存在的现象：“……现在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已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被统治的对象，在规训之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它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们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实，才使它们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如此一来，即便有零星的异议者秉持着理性的洞见和观察，也因为话语阵地失守而只能节节败退，最终只得隐退于社会边缘作孤立无助的精神游击。置身于如此价值分裂的时代，知识、智慧、乃至信仰和主义的辩真辩假，其内在的功能己不再具有启悟和引领人性走出迷误的道义担当，而是外延为协助拥有者在日常交流中不致粗俗蛮横，所谓温文尔雅、和气生财，其旨归已不再是建基于人格尊严和社会评价的内在需要，而是缘于投入产出的‘效益预期’套取人气、聚敛情感资源以支持自己在社会共同体中争名逐利的权宜之计。于是，行政腐败、司法讹诈乃至道德的刻意的表演和虚拟的神采飞扬都隐含着利益收购的策略性图谋，铿锵作响的金元气息渗和上上下下弄虚作假的机巧与阴阳之谋大行其道，并由此泛滥于民间成为公众立身处世的法门宝典。从此，人们不再有超越物念的精神远游，谁也不相信谁，连孩子期待的眼神都透析出精于盘算的老练和深刻，他们似乎陶醉于节日的娱悦和狂喜，但却更倾心于生日礼物和压岁钱的想象，统合维系人际关系的不是法理操守，而是根据利益比较然后确定冷热温差，支撑行动的不是信念和美德，而是欲望、是对当下的考量和身体的关注。灵魂在下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