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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书心得1859年，当东方古老中国的清朝政府在签订〈天津条约〉后忙着开口通商、筹措赔款讨好西方列强的时候，万里之谣的欧洲大陆，年过不惑的马克思正在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序言。正如〈神曲〉所说，在摒弃了一切犹豫和怯懦之后，这篇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宣言振聋发聩，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做了精辟的说明，并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本身下了个经典性的定义。时隔一个半世纪，当我们经历时空变换，穿透历史的迷雾去重读这则序言，仍然可以触及它文字的余温，体味文字背后深邃的思想和精辟的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介绍了他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在序言的第二自然段，马克思明确了自己写作的目的：“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在序言的结束部分，马克思又一次强调：“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马克思研究的硕果，更可以深切感受到他治学的严谨真诚。正是被这样的态度所震撼和感动，我反复地通读这篇序言，把握其中的精髓。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提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在对被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进行解剖的动力下，马克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持续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包含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句在高中哲学课本中并不陌生的话在这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理解。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包括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包括人、社会组织、社会活动、各种财产、知识等。社会意识是指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广义指社会的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狭义则专指关于社会关系的意识，即意识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那么，我们怎么认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这种关系呢？既然社会存在广义上是指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那么根据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构成了社会意识的前提和基础。人们只有先进行物质生产，然后才能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精神生产。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决定着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14世纪初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意大利成了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也正是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得以创作了大量经典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生产了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建国以后，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文坛上出现了大批反映工农新面貌的十七年文学作品，如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和杨沫的《青春之歌》等。反之，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不同性质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着不同性质的作用，根据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原理，这种不同性质的作用有着程度深浅、范围大小、时间久暂的差别。我的专业方向是影视传播，以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为例，中国电影出现了主旋律影片、商业大片和艺术影片三分天下的格局。主旋律电影，近几年上映的如《太行山上》、《生死抉择》、《马背上的法庭》等，注重思想性和宣传性，为了宣扬民族优秀人物、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而艺术片比较小众，多采用平民叙事手法，关注被社会忽视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的命运，再现当代社会变革中普通百姓的生存现状，具有强烈的自立自主意识和文化反思意味，这类影片集中体现在第六代导演的创作上，代表作有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站台》、《小武》、《任逍遥》）、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等。不同类型的影片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不同的方面，而且由于电影制作、发行渠道、宣传、票房等因素的影响，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也有所区别。2、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是这样定义经济基础的：“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而上层建筑则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包括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等。从本质上讲，它是人与人之间思想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统一。这样说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要与当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决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关系和戒律森严的等级制度，而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基础则决定了标榜民主自由平等、尊重人权的资本主义政体。马克思认为，“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超越了相应的生产关系发展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便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一来引起了精神层面的变化。也就是说，经济基础的变更会导致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变革。这一点不难理解，前面所解释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已经做了铺垫。当然在这里，马克思也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区别：“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把这句话理解为革命与改良、变革的量变与质变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的变革并不像自然科学领域的变革那样精确和容易区分，它是一个渐进的、逐步的过程，没有明显的界限，我们在考察这两种变革的时候，要把这两种区别开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的运动关系。当新的上层建筑刚建立的时候，它同经济基础基本适应，但也存在着不完善的环节。这就需要调整上层建筑来使两者更加适应。以中国历史为例，西汉初年，天下初定，汉文帝和汉景帝就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大部分时间处在相对稳定的量变阶段。这时候，上层建筑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而稳定悠久，期间江山易主但社会经济形态保持不变，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和统治者及时调整统治政策以适应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某种社会形态已经走向没落，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会形成尖锐的对抗。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对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变革，建立适应新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1911年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结束。无论是南方革命军的共和体制，还是袁世凯假共和真集权的阳奉阴违，都说明中国的社会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封建的上层建筑和当时的经济基础水火不容的地步，必须废除帝制，才能顺应社会民心，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二、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历史是自然历史的过程。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原始社会、努力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几个阶段。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预言，有生之年马克思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到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如果他地下有知，获悉社会主义在东方成为现实，应该会补充和发展他的理论吧？这里我们又一次感受到马克思治学的严谨和眼光的深远。他的研究也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引和参考，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和演进，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新的社会形态总是脱胎于旧的社会形态，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从旧的社会中孕育发展，汲取营养，蓄势待发，然后破土而出。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就是以对抗的社会形态告终的，这种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这种对抗，不是基于个人恩怨和私利的对立和反抗，而是从社会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对于旧的社会形态的反抗，是新的社会形态萌芽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不同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着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立的阶级，“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就是指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共产党宣言》中都阐述了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社会力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的这种使命。所以说，无产阶级既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又担负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历史使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微言大义，发人深省。他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述简洁深刻，上面的分析只是触及了其精髓的冰山一角。在序言的最后部分，马克思谈了自己在研究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具体情况。字里行间，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马克思的伟大思想，更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严肃认真踏实和真诚。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除了政治经济学上的启发和感悟，给我震撼更大的是马克思可贵的品质和高尚的人格，这也是我埋首故纸堆，反复研读原著的最大动力和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