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能合作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龙源期刊网国际产能合作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作者：李晓玉来源：《对外经贸》2016年第12期摘要：当前的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处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仍待解决，对外产能合作成为中国开拓国际市场，打破经济增长困局必然选择。回顾国际产能合作历经波折，其中美、日两国对外产能合作从产业选择、转移主体等方面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对外产能合作具有借鉴意义。关键词：国际产能合作；对外投资；产业转移中图分类号：F11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6）12-0036-05一、国际产能合作的背景（一）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乏力，各经济体增速情况分化2016年上半年，全球经贸投资继续低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上半年全球GDP增长约3%，全年增长率约3.1%。前两个季度国际贸易分别增长2.7%和1.4%，全年将增长2.8%，连续第五年增速低于3%。跨国直接投资下滑，2016年1—4月，发达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FDI）下降了23.4%，据预测，全年世界FDI规模将萎缩10%—20%。[1]发达经济体增速有所回落，经合组织（OECD）成员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8%，低于2015年的2.1%。美国经济增速下降，预计全年增长2.2%，低于2015年的2.4%。欧元区复苏步伐有所放缓，英国脱欧打击欧盟经济增长前景，英镑汇率在公投结果出炉后受到重创，未来经济增长蒙上阴影。[2]新兴经济体增长较前年有所改善，一季度新兴经济体GDP增长率为3%，高于2015年同期的2.5%。金砖国家增长进一步分化，中国和印度继续中高速增长，世界银行预计中印两国2016年GDP将分别增长6.7%和7.6%，巴西与俄罗斯陷入衰退，预计全年将分别萎缩4.0%和1.2%，南非经济亦开始萎缩，全年增长率放缓至0.6%。[3]总结全球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问题，各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几乎穷尽，各国金融市场动荡频发，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重拾活力，新经济增长点仍难觅其踪。世界经济亟须走出“平庸”，重拾动能。（二）中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结构转型迫在眉睫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方面，由于要素禀赋的变化、人口红利的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环境综合承载力的下降，传统依赖大量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然不可持续，钢铁、玻璃、建材等产业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的《2016—2021年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钢铁产龙源期刊网亿吨，而同年国内钢材市场需求量仅为7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67%。[4]在过去三十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与此同时，“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特征也尤为突出。[5]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高铁、钢铁、石化和纺织等产业的技术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与经验不断提升，中国开展对外产能合作的能力明显增强。一面是过剩产能亟待消解，一面是先进装备制造蓄势待发，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保持经济增长，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和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大局出发，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下简称“国际产能合作”）这一重大战略。二、国际产能合作的内涵国际产能合作（internationalcooperationonproductioncapacity）这一概念最初来自2014年12月14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中国优势产能与哈国基础设施需求对接达成的“中哈产能合作”计划。[6]概念的提出有着特定的背景：首先，从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第三产业已然超越第二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产业部门，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落后产能约占工业总产能15%—20%，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仍处于中低端，距离成为工业化强国尚有距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其次，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缓慢复苏，发达国家宏观经济工具捉襟见肘，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迅速分化，在新经济增长点出现前，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不充分成为掣肘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部分最不发达国家亟须加速工业化进程，引进相应产业部门，激发经济增长潜力。国际产能合作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是一种国家间产业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优势互补的合作方式，是一种国际产业转移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新模式。相较于单纯的产能转移，国际产能合作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李克强总理从东道国的视角对国际产能合作的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将国际产能合作定义为一国在建设中根据需求引进别国有竞争力的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建材生产线、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能有效降低建设成本，扩大就业，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和对外产能合作的经验，本文认为，国际产能合作具有如下两个合作模式与内涵：第一，中国—发展中国家产能合作模式。通过对接中国先进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推动中国产品、生产线和产业技术“走出去”。以对外产业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内产业转型，将合作国家市场纳入全球产业链。通过产业链的跨国布局，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第二，中国—发达国家产能合作模式。以产业投资与合作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技术、市场等战略资源，对接发达国家技术标准，实现产业升级。纵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发达国家一直处于创新与产业技术的领先位置，这一基本趋势在未来相当时间都将延续。中国产业获龙源期刊网取最新技术的途径之一便是通过对外投资对接国外拥有先进技术的产业领域。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助力中国产业实现从价值链中低端逐步上升至中高端。三、国际产能合作与产业转移的历史发展与特征中国国家领导人站在“保增长，促发展”的高度，着眼大局，提出推进国际产能的重要战略举措，在世界经济与工业化发展历史中尚属首次。国际产能合作并不是单纯的产能转移抑或对外投资，而是国际贸易、对外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再造的有机结合。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回顾国际产业转移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指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多种方式，将产业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或地区，带动移入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7]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第一次科技革命至今。其发展过程中分别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70、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008年经济危机后出现了五次转移的高潮，并通过产业转移完成了世界工厂由英国向欧洲大陆、再向美国，最后向亚洲转移的过程。[8]（一）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第一次科技革命成果的扩张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始自18世纪末，这一时期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诞生促使机械工业取代手工业的时期，亦是英国由近代迈向现代化经济的时期。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完成，英国从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和军事的绝对霸主。18世纪初，英国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主要产业有毛纺织业、棉纺织业、亚麻制造业、丝织业、建筑业、煤炭业及金属制造业等。18世纪60、70年代起，工业革命在英国迅速展开，将前工业化时期的制造业发展成为现代大工业。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棉纺织业、建筑业、煤炭工业和钢铁业产值占整个制造业产值的23.5%。到1801年，四大工业部门产值已经占到整个制造业产值的46.5%，英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9]在19世纪前70年里，一直控制着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世界贸易的1/5—1/4。[10]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与“世界工厂”地位决定了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出地是英国，转移目的地则是发展阶段较为落后但产业基础较好的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北美。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是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国。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又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正是对来自英国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奠定了美国后来领跑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美国以承接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为历史前提，以领跑第二次科技革命为技术基础，才推动了本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并在19世纪末超过英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第一次产业转移的动因在于技术的外溢效应和市场的扩张要求，世界经济处在加速发展时期，此一阶段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潜在输出国。（二）二战后，美国向日本、德国的产业转移龙源期刊网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各参战国经济，世界各国经济力量对比被重新洗牌。老牌经济强国英国、德国、法国被战火蹂躏，经济实力大不如战前；本土未受战争侵袭的美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军火贸易更为美国带来大量的资本，经济实力跃居世界首位，进入工业化的深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美国作为产业转移的发起方，将部分传统制造业如纺织、钢铁等产业转移至原联邦德国和日本，而美国则凭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着力发展汽车、集成电路、精密仪器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二轮产业转移的高潮具有鲜明的地缘经济和政治考量。首先，第三次科技革命催生了了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代表着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和高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方式。相较于传统的制造业，坐拥资本与技术乃至大量科研人员的美国拥有绝对的比较优势，从追求经济效益的角度，推动传统制造业转移至战前具有工业化技术基础和人才基础的德国和日本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其次，二战后，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形势日趋明显，出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判断，日本、原联邦德国分别成为了东亚和欧洲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美国出于战略利益考量，将自身已发展成熟的制造业转移至上述两个国家地区。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巨大，原联邦德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建成了第三个“世界工厂”。也可以说，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世界工厂”的第二次变迁。[11]（三）20世纪70到80年代，日本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20世纪60年代，日本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整体工业都较为落后，劳动力成本低，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成本下降后，成为世界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劳动工资和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在国内逐步失去竞争优势。日本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转移到劳动成本比日本国内更低的台湾、韩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而在国内则着重发展化工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故而此轮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由日本主导的，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持续时间大约20年。[12]20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日本为了应对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和日元汇率升值的影响，选择了一条对外投资、重构国内产业结构的国际产业转移道路。在这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日本产业向外转移经历了三次小高峰。第一次小高峰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等轻纺产业，向外转移的目的是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产业在国内的主导地位，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是亚洲“四小龙”。第二次小高峰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转移的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化工和造船等，转移的目的地仍然是亚洲“四小龙”。第三次小高峰发生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转移的产业不再局限于在国内完全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扩展到包括汽车、电子等在内的已经实现了技术标准化的资本密集型和部分龙源期刊网技术密集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