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英译本差异及影响因素

《红楼梦》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英译本差异及影响因素赵建国（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6）摘要：《红楼梦》杨宪益英译本、霍克斯英译本在用词、句式、翻译风格、民俗风情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审美观念、语用习惯和翻译策略。为了提高翻译质量，找到原著与译文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译者应掌握双语基本功，夯实语言基础；遵守目的法则，活用翻译方法；秉持文化翻译观，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关键词：《红楼梦》；译本；差异；影响因素中图分类号：I046；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7740（2017）03-0027-05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rnalofLianyungangNormalCollegeSept，2017No.3收稿日期：2017-06-20作者简介：赵建国（1966－），男，江苏连云港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英语教学研究。2017年9月第3期《红楼梦》的英文译本有多种，代表性的译本当为中国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和英国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下分别简称“杨译本”和“霍译本”）。杨宪益生于中国，对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有深入的研究；霍克斯生于英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致力于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翻译则成为跨文化的信息传递方式和交际工具。两位译作者生活、成长与接受教育的背景迥异，分别受到中国、英国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翻译的《红楼梦》自然带有鲜明的个人及民族文化的印记。本文对两个译本中的译文差异进行对比，并对造成译文差异的因素进行分析，以便读者更好地赏读、品析英译本《红楼梦》，同时为提高古典名著翻译的质量提出建议。一、杨译本、霍译本译文差异的具体表现杨宪益的翻译多是从中文直译过去，力求最大程度地忠实原文；霍克斯的翻译多考虑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感受，行文更符合英语的话语方式。笔者主要从用词、句式、风格和风俗民情角度分析两个译本的翻译差异。（一）用词差异《红楼梦》中存在许多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而杨宪益、霍克斯各自选择了认为最合适的词语与之对译，现举数例如下。例1贾瑞一把抓住，连叫“菩萨救我”。杨译本：Whentheycomplied，heseizedholdoftheTaoistandcried：“Saveme，Bodhisattva！Saveme！”霍译本：“Holyone.Saveme！”Hecriedoutagainandagain.杨宪益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将“菩萨”译为“Bod-hisattva”，保留了原文用语的宗教内涵；霍克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特别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将“菩萨”翻译成“Holyone”，增添了基督教色彩。例2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杨译本：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cookamealwithoutrice.霍译本：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makebreadwithoutflour.原文中的“粥”，杨宪益、霍克斯二人分别译为“rice”“flour”。显然，前者的翻译更符合中国人所说的“粥”的概念。例3怡红院杨译本：HappyRedCourt霍译本：GreenDelight在本例翻译中，杨宪益将“红”译成“red”，而霍克斯则将其译成了“green”。相比之下，前者符合原文。例4（王熙凤道：）“竟忘了老祖宗，该打，该打！”杨译本：Iforgetouroldancestress.霍译本：Iquiteforgetaboutyou，granddear.杨宪益翻译的“oldancestress”强调年高位尊，称呼比较庄重；霍克斯将“老祖宗”译为“granddear”，显得亲切自然。（二）句式差异汉语、英语的代表性差异之一就是句式的差异，从杨、霍的译本中，读者可以充分领略到这一点。例5昨宵庭外悲歌发。杨译本：Lastnightfromthecourtyardfloatedasadsong.霍译本：Lastnight，outside，amournfulsoundwasheard.汉语多主动句，英语多被动句。在翻译本句诗时，霍克斯的被动句型翻译更符合西方人的行文特色。例6恰好贾母、王夫人、李纨、凤姐听见紫鹃之言，都赶着来看。杨译本：Justthen，theoldladyarrivedwithLadyWang，LiWanandXifengwhohadhurriedoverafterhearingZijuan’sreport.霍译本：ItwasatthismomentthatGrandmotherJI-A，LadyWang，LiWanandXifengarrivedonthescene.杨宪益的翻译将人物置于句首，内容中心安排在语句的前半部分。霍克斯的翻译使用了不定代词“it”做形式主语，句子的内容中心偏向语句后半部分，且省略了有关紫鹃的内容。例7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杨译本：LinRuhaiRecommendsaTutortoHisBrother-in-Law.TheladyDowagerSendsforHerMotherlessGrand-Daughter.霍译本：LinRuhaiRecommendsaPrivateTutortoHisBrother-in-Law.AndOldLadyJiaExtendsaCompassionateWel-cometotheMotherlessChild.杨译以并列的分句相连，以前后顺序暗示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霍译偏重句子的内在结构，使用严谨的连接词揭示事件的逻辑联系，以“and”点明两个事件的并列关系。（三）风格差异总体来说，杨译本与霍译本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杨译本倾向采用直译、异化等翻译方式，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霍克斯则遵循文化交际的翻译策略，采用归化等多种方式使译文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与接受，能使目的语读者获得与中文读者颇为相似的阅读感受。例8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杨译本：Herclose-fittingredsatinjacketwasem-broideredwithgoldbutterfliesandflowers．霍译本：Herdresshadafittedbodiceandwasmadeofdarkredsilkdamaskwithapatternofflowersandbut-terfliesinraisedgoldthread．由此可以看出审美因素对杨译本与霍译本的影响。霍克斯将王熙凤穿的袄译成了“dress”，充分展现了女性的妩媚美，而杨宪益的译文“jacket”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显得普通和呆板。再如：例9等我性子上来，把这醋坛子打个稀烂！杨译本：OneofthesedayswhenIreallylosemytemper，Iamgoingtogivethatvinegarybitchagoodbeating.霍译本：OneofthesedayswhenIgetmytemperup，Iamgoingtolayintothatjealousbitchandbreakeveryboneinherbody．例10贾芸笑道，“虽那么说，叔叔屋里的姐姐们，我怎么敢放肆呢？”杨译本：Imustn’tforgetmymannersbeforethesis-tersinyourapartments，uncle！霍译本：“Iknow，”saidJiaYun，“Butabody-ser-vant！Idon'tliketobepresume.”例9、例10集中体现了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翻译时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杨宪益追求译文需忠实于原作，再现原作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因而更多采取直译的方式，如例9中的“醋坛子”和例10中的“姐姐们”，杨宪益分别译为“vinegarybitch”“sisters”；霍克斯则采用意译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分别译为“jealousbitch”“body-servant”，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原文。（四）风俗民情差异杨译和霍译在处理一些体现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的词语翻译中也有差异，如：例11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杨译本：Butpoorill-fatedlittlecousin，losingyourmothersoyoung！28霍译本：Butpoorlittlething！WhatacruelfatetohavelostAuntielikethat！对于“妹妹”一词，杨宪益直译为“littlecousin”，直接点明了王熙凤和林黛玉之间的关系；霍克斯巧妙地将它翻译为“littlething”，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刻画出了王熙凤善于人际交往的人物形象。例12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杨译本：I’mlateingreetingourguestfromafar！霍译本：Ohdear！I’mlate.I’vemissedthearrivalofourguest.霍译本增加了“ohdear”一句，拉近了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与西方人奔放的处世方式一致。中国人则相对含蓄，很少以“dear”互称，因此杨宪益在译文中仅仅用“guest”一词代指黛玉。二、杨译本与霍译本的差异探因杨译本与霍译本的差异是两位翻译者不同的成长经历、所处的文化背景造成的。具体地说，造成两种译本差异主要有以下诸方面的因素。（一）社会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宗教信仰大不相同，而宗教信仰对人们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有很大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源远流长，在两汉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并不断得到发展，成为中国的主流宗教派别之一。生长在中国的杨宪益熟稔佛教文化，如“菩萨”是佛教中的神仙，因此他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将“菩萨”译为“Bodhisattva”，保留了《红楼梦》原文体现的宗教观念。霍克斯生长在英国，英国的主流教派是基督教，因而他受基督教的影响较深。在翻译“菩萨”一词时，霍克斯将佛教中的“菩萨””译为基督教中的“上帝”即“Holyone”。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是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较好体现。人情风俗也能导致翻译的差异化选择。古代中国的大家庭中，年长者处于权威地位，备受尊重。而西方国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对较为平等，有时可以直呼其名以表达亲切感。因此翻译《红楼梦》中的人物称谓时，杨宪益和霍克斯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如对“老祖宗”一词，由于贾母在贾府最受尊重，杨宪益将其译为“oldancestress”，以体现尊贵的地位；霍克斯仅将其译为“granddear”，淡化了尊贵色彩，增加了亲近的意味。再如，对王熙凤所说的“妹妹”一词，杨宪益译为“littlecousin”，直接表明了王熙凤与林黛玉之间的亲缘关系；霍克斯将其翻译为“littlething”，霍克斯似乎没有意识到，英国人认为“littlething”带有亲切色彩，但在中国人看来，将人称为“thing”却带有轻蔑的色彩。对“贾珍哭的泪人一般”，杨宪益将其译为“Bathedintears”，形象地表现了贾珍把所有痛苦和辛酸都写在了脸上而不加掩饰的情态；霍克斯则将它译为“well-nighchockedwithtears”，披露了贾珍有泪往肚子里咽却不愿别人知道的心态。其原因在于中国人重视社会性，乐善好施。邻里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认为个人的事就是家庭的事乃至集体的事，所以他们很关心别人的欢乐与痛苦，也愿意向他人说出自己的喜悦与不快[1]。这一点对于西方人而言恰恰相反，西方人历来以个人为中心，注重对自身隐私的保护。此外，不同国家的人们对颜色的偏爱也不同，对颜色的文化内涵的理解也千差万别。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爱红色，这个喜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华夏民族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的民族，钻木取火加速了先民对火的认识，培养了华夏子女对红色的亲近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寓意兴旺、喜庆、热烈。但西方人并不喜欢红色，红色的引申义在英语中贬多褒少，经常使西方人联想到残忍、灾难、战争、死亡等，如“re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