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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外交》读书笔记《大外交》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的一部著作。作者凭其致力于外交事务的亲身体验，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和幽默的文笔，展示了自黎塞留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几十年世界外交政治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其独到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美国是一个道德上有洁癖的国家，其建国先贤秉承的是洛克对于人性的乐观认识，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正如基辛格在书中所说：“在追求其历史道德信念上，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因而在美国还未成为能超级大国之前，其奉行的是“孤立主义”继而是“门罗主义”，表示我不屑于欧洲的肮脏外交手段，而保持自身的道德洁净。然而当美国发现自身实力已经可以主宰欧洲各国的命运时，其对道德的忠实信仰又使她感觉自身肩负有将她所信奉的价值观推行于世界，将备受邪恶价值观侵扰的人民解救出来的责任。这种转变，由“威尔逊主义”发挥到极致。纵观20世纪美国每一次走出“孤立主义”的封闭，其领导人无不是利用道德对美国人的天生感召力：威尔逊使美国参与一战和小罗斯福使美国参与二战的理由都诉诸德国领导人在道德上的出轨，而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理由都诉诸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欧洲的外交传统理念过于尔虞我诈，外交仿佛变成了一种互相欺骗的艺术。但美国的外交传统理念又过于幼稚，妄想跨越国家自身的利益而追求一种虚幻飘渺的普世价值。基辛格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从国家至上到均势17世纪法国主教黎塞留开创了“国家至上”的现实外交。强调国家利益的黎塞留在外交上打败了强调宗教热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在基辛格看来，黎塞留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他是唯一抛弃中世纪道德及宗教束缚的政治家。基辛格试图用这个例子说明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来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碰上不择手段的国家利益者未免太过不堪一击。这犹如两个参加格斗的选手，一方碍于规矩缩手缩脚招招不致命，另一方则为了保护自己不挨拳头无视规矩期望招招能把对方打倒。显然重视规矩的一方由于思想上的束缚更容易被打倒。当然格斗选手比赛是犯规赛后会有惩处以警示这种犯规，但外交不同于格斗比赛，所谓的“规矩”都是大家长时间共同默认的，如果一方打破，没有更高的机制可以警示这种“违规”。因而在没有更高机制束缚国家行为的国际关系中，自己给自己套上意识形态的枷锁未免太过愚蠢。但显然“国家至上”的原则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国家有强弱之分，可以说只有在两个实力相近的国家之间才有适用范围。当弱国面对强国，这里所谓的“国家至上”原则应该是放弃与强国争夺小的国家利益以换取本身能存在于世上。基辛格后提到：“国家至上可作为个别国家的行为准则，但对如何面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却未提供任何答案。它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有称霸的野心，或是形成国际间的均势。”显然没有一国希望有别国称霸而本国的利益被随时蹂躏，均势便无可避免地成为“国家至上”原则之后平衡各国利益的有效机制。基辛格认为：“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由于欧洲没有一个绝对霸权国家，而彼此距离又如此接近，因此任何一国稍有扩张之心，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就能达到均势的结果。19世纪初四国同盟成功阻击了拿破仑的扩张，在维也纳会议后维持了欧洲近40年的和平。均势可以说都不是各国最初所竭力追求的目标，只是在缓解各国利益冲突时而达到的最优结果。基辛格认为均势正是各国互相妥协的最优方案，而更能让各国的利益都最大化。因而他认为后“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政策应该以均势为基础。一战休战以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把一战的原因归于均势，他曾公开指责均势会制造不安，而且是建立在“虎视眈眈的觊觎及利益的对立”至上。但基辛格明显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认为导致一战的发生正是欧洲各国抛弃了均势：“战前欧洲各国的领袖无视于历代维护均势的苦心，放弃了可免于最后摊牌的定期调整工作。”不同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基辛格在有关和平的认识上可能更倾向于老罗斯福总统：“和平天生便很脆弱，惟有永远的保持警戒，以强者的武力及透过有志一同者的结盟，始能加以维护。”因此，在基辛格给出的对比之中，维持均势尽管复杂困难，均势确是和平的一大利器。可以说基辛格试图在用他的均势思想说明现实主义外交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黑暗狡诈，唯己利是图。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和平的期望是普世的。从结果主义出发，达到理想结果的手段并不很重要。如果均势能比威尔逊所倡导的全球舆论力量更能有效达到和平的目的，均势很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均势、国家利益至上、实力、意识形态这些关键字贯穿始末，风云变幻，若是美利坚数百年后亦不复存在，放开表面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形，走出狭隘的意识，体验其中的一些智慧，大概也正是作者想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