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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诉讼理由是什么？当合法性遭遇正当性郑春燕提要：合法性问题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的一个基本命题，现代法治国家就是合法性问题研究的产物。施米特的理论中，合法性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架设起沟通宪政思想与政治学说的桥梁：他从存在论的哲学基础出发，提出“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的理论，突破了形式合法性的束缚;但在追问正当性的实质时，为迎合当局需要却又陷入个人决断的巢穴，为纳粹的上台裁制“嫁衣”。中国的法治进程，同样呈现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两难，就让我们以施密特“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理论的利与弊，作为反思自身和中国宪政建设的良好契机。有可能，一个哲学家同政治权威达成妥协是有罪过的，即使是以表面上微不足道的方式;他自己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种可能性，即他同政治权威达成妥协正是基于他自己学说的……最深刻的缺陷之中。因此，如果一个哲学家“遵从”(权威)，那么他的门徒们就不得不以内在的和本质的方式来解释他本人只要从表面上就可以意识到的东西。――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对抗论简介――施米特视野中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合法性问题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的一个基本命题。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学家，在建构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学说体系时，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合法性的巢臼。现代法治国家就是合法性问题研究的产物。施米特的理论中，合法性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架设起沟通宪政思想与政治学说的桥梁。在施米特看来，合法性意指“在大多数公民认为是合法的情况下，一个给定的秩序是合法的”[1].这个看似同义反复的定义招致诸多学者的批判，被认为是抛弃所有道德和哲学准则的惟一逻辑结果，是缺乏用以衡量给定政治秩序是否公正标准的必然倾向。然而这种挑战在施米特对合法性背后正当性的追问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事实上，施米特敏锐的学术触角早已抵达实质正当性领域，揭开了形式合法性的面纱。在施米特眼中，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建立的仅仅是形式合法性，是飘浮于表层的东西，真正强而有力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必须倚赖于实质正当性的追问。实质正当性才是形式合法性的根基，离开对实质性问题的探索，形式合法性下的社会秩序就尤如水中浮萍，随波逐流。这种认识一直伴随着施米特的宪政研究，不论是为岌岌可危的魏玛共和国作垂死挣扎，还是为纳粹的上台裁制合法性的嫁衣，正当性理始终占据着施米特宪政观的重要地位。当然，为了迎合当局的口味，“何为正当”不得不与时变迁，适时修正(“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标签也正是由此而来)。根据HassoHofmann的分析，施米特的正当性理论经过了“由最初主张‘理性的’正当性理论，转向抨击魏玛自由主义宪政，主张‘政治实存主义’的正当性理论，纳粹时期转而主张‘种族的’正当性理论，战后则提出‘历史的’正当性理论”的变化历程。但是无论正当性的内容怎样转变，施米特以某种实质正当性对抗形式合法性，却是其一贯立场。洞察施米特的宪政思想，必须关注合法性与正当性两个层面。只看合法性不见正当性，势必缩短施米特宪政理论的深度。同样，以正当性障目，否定其注重合法性的一面也只能造成对施米特的误读。施米特从来没有否定过法律在现代国家中的权威性与重要性，他在《国家的价值与个体的意义》一书中考察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时，就毫不含糊地指出：“一反权力理论，法律只能从最高权力出发这条原理现在颠倒了过来，这就意味着所谓最高权力，只能是法律所给出的东西。法律并不寓于国家之内，相反，国家在于法律之中。所谓法律的优先性也就在于此。”[2]对施米特宪政思想中缺乏法治国家必需的权力制约因素的指责因此是不全面的，以施米特政治法学主张与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机缘性联结全盘否定其整个学说体系，亦有失偏颇。合法性下秩序的建构从来没成为施米特视觉上的盲点，法律规范的整合作用也从未被施米特否决。当然，正如施米特自己所说的那样，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确实为纳粹的合法上台尽了全责。为给法西斯主义张目，施米特并没有停留在通常意义的合法性概念上，他必须为纳粹行为寻找到正当性的根基。施米特思考的结果是，在国家概念上应该存在着一种“国家伦理”或者说“国家价值理念”，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沉淀，显示着独特的文化气质。一国的法律规范必须反映出本国特殊的“国家价值理念”，蕴涵着传统的文化习性。自由主义的普遍化理性设计，由于忽视了制度深层的价值因素，在遭遇国家伦理时自然不堪一击。只有带着国家意志痕迹的合法性概念，才能真正实现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目标。这种在凯尔森看来是现代版的传统自然法理论，强调“国家伦理的首级性”，主张“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于保有民族的传统价值及其统一体”[3]，合法性概念必须定义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其长久的生命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施米特宪政思想中并没有彻底否定自由主义的价值，他要批判的仅仅是相信法治的合法性足矣的幼稚的自由主义;施米特的“合法性”定义也并非缺失了公正话语，正当性的追求就是其挽回20世纪技术统治下文化蚀空的努力。把握施米特的宪政思想，不能脱离他在政治法学上设置的前提;正确理解施米特“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的命题，必须进入施米特整个学说体系的射程之中。二、对抗论解读――对抗理论在施米特学说体系中的地位施米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宪法与公法学家，更是一位现实的政治批判家和政治哲学家。为他赢得“最具学识且最富洞见力”(哈耶克语)称号的，除了他的国家和个人关系理论，更主要地还是他在政治法学上的精辟见解。“正当性对抗合法性”，不是游离于施米特学说体系之外的论断，而是他政治法学上一系列观点在宪政层面的必然归宿。把握施米特在政治法学上的建术，对正确解读对抗论无疑是有帮助的。施米特的政治法学的根本出发点或目标是在政权统治的超验价值或秩序失效之后探究并重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开始，世界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自由放任式管理模式遭到怀疑，“旧的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的传统理论开始失效，资本主义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4].由于失去了超验根基，知识分子必须重新为国家这一实体寻找到正当性的渊源。有感于魏玛共和国后期政府的软弱，施米特放弃了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为中心适度加强国家干预的方式，试图建立强大的决策力量。施米特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理论中挖掘到了他所想要的资源。虽然海德格尔从未蓄意发展一种政治哲学，就像他不想表述一种伦理学或美学一样，但他的“政治本质上就是为了提出存在的追问而使世界变得安全”[5]的命题却为施米特的政治法学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当然，为了更好地构筑自己的理论，施米特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对海德格尔而言，存在主义更多的是指个人存在主义，立足于个体实存;而在施米特眼中，则是一种国家存在主义，关注的是国家的存在。他在《政治的神学》一书中明确阐明以国家为基点的存在主义立场：国家的实存无疑证明了它对有效的法律原则的优越性。相对于个人存在主义强调个人存在的偶然性、无根性以及非理性的荒诞特征，国家也要面对并处理各种各样的偶发事件，这就是施米特政治法学中的核心概念“例外”的来源。“例外比规则更有意思。规则不能证明什么，但例外却能说明一切：例外不仅肯定了规则，而且肯定它的存在，因为规则来自于例外。”[6]因此，施米特反对将法律秩序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来对待，“例外”的存在使得规则的机械假定无法穷尽给定情况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尽管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权威内容：“在16世纪，神学拥有权威;17世纪是形而上学;18世纪是道德;19世纪是经济;20世纪则是技术”，[7]但施米特认为政治始终是一个不变的定数。国家概念要以政治概念为前提，“政治活动必须具有高于法律的至上性”[8].这是因为无论是君主制政体还是代议制政体，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都必须以某种同一性为基础。尤其是在现代民主国家，所谓的民主就是“政府与其被统治者，法律与大众意志之间的一种同一性逻辑”。[9]在抛开了亚里士多德经典民主定义中“多数人统治”[10]的精髓后，施米特终于为政治以高于国家的姿态出现找到了托词：政治的本质在于区分敌友，因此也只有政治可以排除异己，达到实现强国家自由经济的目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米特对于自由主义的理性膨胀和在政治本质问题上的自欺予以毫不手软地批判，[11]指出必须考虑政治学上的种差，注意同“他们”对立的“我们”的创造。“例外状态”和“战争式政治观”(萨托利语)为施米特的政治决断论埋下了伏笔：不论是在对国家存在构成威胁的极端状态，还是在对敌友做出判断的关键时刻，理性主义预设的规则都无法满足决策及时性的要求。在紧急情况下，必需要由权威人物做出决策，“主权就是在例外情形下有权做出决策的某个权威者”[12].自由宪政主义思想的不切实际至此暴露无疑：过分注重经验逻辑下理性主义的普适性，从而必然在实定制度的偶在性上产生盲点。也正是因为这一因素，施米特拒绝了与自由主义的连接，作为对政治决断论的答复，他选择了独裁式的君主政治。“君主是对例外状态做出决定的人”(《政治的神学》)。不论决断的内容如何，也不问如何决断，关键是已经做出决断。[13]在紧急情况下，君主的权力必须不受现有法律规范的限制，因为他代表的是国家伦理，只有他才有能力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法律自身并不具有先于国家的有效性。”[14]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政治的神学”只是一种“隐喻的神学”，世俗化的君主通过决断获得了“主权的准神性”地位，从而赢得了与正当性的联系。“对于施米特来说，正当性是一个历时性、历史视域的奠基关系，似乎从时间的深度中创造了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反之，合法性则是一个共时性、可以垂直审视的结构，这个结构通过一个规范、一个与更高规范相关的规范来验证某个发现的结果。”[15]具有不特定性的“例外”状态，否定了合法性下理性主义的发言权，赋予了正当性以凌驾于合法性之上的价值，为施米特宪政层面的“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理论铺上了厚厚的奠基石。三、对抗论反思――施米特对抗理论的突破与瓶颈虽然对统治合法性的维护历史可以追溯到国家产生之初，但合法性作为一个概念术语成为宪政理论的基本范畴，却是始于近代。马克思?韦伯是第一个对合法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其关于合法性的精典论断亦成为施米特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理论的起点和台阶。韦伯认为，世界上的统治类型莫过于三种：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和合理型统治(也有学者翻译为法理型统治)。但是，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统治，统治者命令能否被服从的命运都取决于是否建立并培养了被统治者对统治的普遍信仰。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因此，在韦伯看来，所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一样，其基础都是“一种对规范的规则模式‘合乎法律’以及根据这些规则有权发布命令的那些人的权利的确信”[16]，是指对一种现存统治秩序的信仰，以及由这种信仰指导下的对命令的自觉服从。参与制定魏玛宪法的韦伯同样担心，议会民主制度的官僚化会使得已经崩溃的德国陷入混乱，自由主义的技术理性试图通过抽象的法律体系本身建立“权威”的努力由于忽视了法律规范自身的正当性问题而必然遭遇失败。因此，韦伯强烈主张人民直选产生的政治领袖实行总统专政，以克制官僚化议会政治的弊端，达到“政治成熟”状态所要求的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利益”，而且能“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17].自从韦伯对合法性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之后，“社会科学家对合法化问题的处理，大多进入了M·韦伯的‘影响领域’。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乃是那些隶属于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这是一个‘相信结构、程序、行为、决定、政策的正确性和适宜性，相信官员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具有在道德上良好的品质，并且应该借此而得到承认’的问题。”[18]当施密特沿着韦伯的合法性思路设计统治权威树立的方案时，同样反映出对否定“政治就是斗争”的技术理性的批判精神，并将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纯粹法学家凯尔森和无政论主义者巴枯宁。虽然凯尔森从未否定国家权力的存在，但与所有自由主义法学家一样，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也主张法律与道德、宗教与政治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