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诽谤法中名誉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

龙源期刊网英国诽谤法中名誉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作者：周姝祺来源：《中文信息》2016年第11期摘要：公民的名誉权作为公民一项基本的权利，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而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内的新闻自由同样是公民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新闻自由范围的不断扩大，新闻传播过程中名誉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冲突已越来越被全社会注目，如何在名誉权与新闻自由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将主要以1999年英国上议院确立的一项重要的抗辩——雷诺兹特权为切入点，来简要剖析英国1952年诽谤法以来，名誉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博弈”，并对名誉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平衡提出自己的思考。关键词：名誉权新闻自由雷诺兹特权英国诽谤法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1-0337-02名誉是关于公民或法人品德、才能、信用等方面的社会评价，公民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名誉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1]新闻侵害名誉权是指用发表新闻的手段使公民或法人的名誉权受到伤害的行为，主要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存在侮辱和诽谤的内容。[2]由于新闻媒体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并且在受众心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新闻诽谤是在众多侵犯名誉权纠纷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随着20世纪下半叶追求新闻自由呼声的日益扩大，滥用新闻自由现象也层出不穷，这使得名誉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冲突更加频繁。英国格林伍德和维尔希在《英国新闻界与法律》一文中曾写道，揭露坏事符合公共利益，而个人有权使自己的名誉不受恶意和莫须有的攻击，法律就应该力争使两者保持平衡，[3]诽谤法的出台是用来维持这种平衡的。而英国1952年诽谤法虽然对诽谤的构成要件、诽谤诉讼中的抗辩理由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一直被媒体诟病，认为过于保护名誉权，对新闻工作施加了寒蝉效应。[4]一、诽谤法的诟病——名誉权的过于保护英国是一个海洋法系国家，主要是以判例来作为审判标准，没有成文的宪法或权利法案，因为对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没有特别的条文规定，欧洲人权法院对于诽谤法案的判决是英国诽谤法形成的基础：认为名誉是人尊严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以及民主社会福祉的基础。如果个人名誉遭到全国性媒体的不正当损害，且没有机会恢复时，个人和社会都有损失。[5]在《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还有提到：表达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可限制的权利，依法制裁诽谤行为并非妨碍表达自由。为了保护名誉权，英国诽谤法对新闻自由进行了必要的限制。龙源期刊网另外根据英国诽谤法规定，在新闻诽谤诉讼案中，原告即认定名誉权受损的一方与被告即新闻媒体两者的举证责任是不对等的。原告只需要证明报道已经发表、报告关于自己，以及报道具有诽谤的含义。如果原告的举证成立，那么法院即假设诽谤性言论失实，媒体需要针对此言论进行抗辩。在雷诺兹特权出现之前，媒体有三项抗辩的权利——有理可据、公正评论以及特权。这三种抗辩权利的实施都十分困难，有理可据抗辩需要证明媒体的报道是大体真实的；公正评论抗辩要求媒体在证明事实大体真实的基础上还需要证明评论部分是符合公众利益的；而特权主要包括绝对特权和有限特权，虽然不需要证明报道事实大体真实但是特权使用范围十分狭窄且基本上并没有面向新闻行业。由于繁重的举证，再加上漫长的诉讼期和高昂的诉讼费让许多中小型媒体无法承受，往往会选择规避会导致诉讼的报道，这就限制了新闻自由的发展，进一步损害了公众的利益，使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满足。二、雷诺兹特权提出——新闻自由的保护加大为了调和名誉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冲突，英国上议院在特权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一项新的抗辩权——雷诺兹特权，这项特权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特权性质，它的确立使媒体有了更宽泛的选择空间，能够在不用证明报道内容大体真实的基础上，也可以使用雷诺兹特权进行抗辩，并且不限报道的类型。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律师可使用有理可据、公正评论以及特权三种抗辩手段，但被告律师放弃了公正评论的抗辩手段，认为此案属于与公共利益相关，可使用有限特权的抗辩，法庭裁定政治性报道不属于特权保护范围，但鉴于作者和编辑没有恶意，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一便士。原告和被告均提起上诉。但是上诉法院的二审和上议院的终审都维持了一审判决。虽然雷诺兹案最后判媒体败诉，但是判决过程中，上诉法院法官宾厄姆认为，报道或讨论关乎公众利益的事项，既是新闻媒体的责任，亦关乎公众的利益，无疑符合有限特权的责任与利益关系。有意在特权中对新闻自由开放。上议院在终审是同样认可此观点，并提出一种“公众知情权检测”。的新检测方法。根据这一检测方法，如果媒体既能证明其报道关乎公众利益，又能证明其采编手法符合负责任的新闻工作标准，则报道应受保护。在检测新闻工作是否符合采编手法时，上议院大法官李启新提出十个衡量要素：1、报道对原告的指控的严重程度；2、报道与公众的相关度；3、消息源的可靠度；4、信息核实的步骤；5、信息是否具特殊性；6、报道的迫切程度；7、是否寻求原告回应；8、报道是否包含原告的辩解；9、报道采用的基调；10、报道发表的时机。他同时强调，上述十点并非全部衡量标准，可视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原则思想都体现了诽谤法中对新闻自由的保护的加大，使新闻媒体行业大受鼓舞。名誉权与新闻自由之间似乎已达成一种巧妙的平衡，但是雷诺兹特权在实际运用中，却仍困难重重。三、雷诺兹特权的实践——名誉权与新闻自由的再失衡龙源期刊网雷诺兹特权虽然被承认，媒体也对其十分欣喜，但是它作为一种新的原则，还仍然显得十分稚嫩，作为早期的产物，在实践中的运用却并不突出。根据学者研究发现，在十余年间，上议院只有两次审理了雷诺兹特权：一次是1999年确立雷诺兹特权的雷诺兹案，一次是时隔7年后重新阐释雷诺兹特权的贾米尔案。贾米尔案对雷诺兹特权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上议院重新阐释了符合雷诺兹特权的条件。其中关键点在于上文所提到的对媒体采集和发布信息是否负责而公正的十点衡量要素。法官必须以务实和灵活的方式考虑李启新的十项衡量要素而非使之成为媒体必须越过的重重障碍。此点的提出主要是针对下级法院的诽谤侵权案件的审理。雷诺兹特权被承认后，下级法院虽然审理了相对较多的雷诺兹特权案，但却存在诸多问题。法官在判断是否被告是否可以使用雷诺兹特权进行抗辩时，以一种过于严苛而僵化的态度来一条条核对雷诺兹特权的使用条件，使得被告必须跨越“十座大山”才能为自己抗辩，这恰恰背离了李启新大法官的原始初衷，反而将新闻自由再度处于不利地位。贾米尔案后虽有好转，但是判例的不足使得雷诺兹特权的使用也有所受限，关于雷诺兹特权的宝贵判例法库还远未建成。2010年，英国启动新一轮诽谤法的改革，新诽谤法出台后会使雷诺兹特权抗辩对新闻自由产生何种实质益处仍然难以预见。四、名誉权与新闻自由——没有胜负的博弈名誉权与新闻自由为何难以在达到平衡？名誉权是保护公民自身享有的社会评价，这些社会评价一般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现，当受到他人恶意诋毁时有法律手段使其获得一定的损害赔偿。新闻自由是表达自由，在舆论监督方面有举足轻重作用，对于一些公共人物、机构团体进行舆论监督是保护公众知情权的重要媒介手段。这两项权利有着交叉性，越是保护其中的某一项权利，就对另一项权利产生不可避免的伤害。名誉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博弈，是不可能分出胜负。司法制度所能够做到的只是在这两种冲突的价值之间寻求一种对更广泛的利益有益的平衡。为达到这种平衡，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1.完善新闻机构内部的监督上文提到的雷诺兹特权，其保护新闻自由的一项重要精神是鼓励负责任的新闻工作。名誉权与新闻自由近些年冲突被不断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新闻媒体的不负责任报道。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不良媒体为了抢占头条，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对新闻事实进行歪曲、损害公众的利益。新闻自由的根本职责在于行使舆论监督权，新闻媒体应当把公众想要了解的、应了解的准确事实进行披露，保护公众的知情权，促进社会公正。媒体应从内部加强监督，对新闻报道事实形成检查机制，将问题从内部解决。新闻从业人员需树立新闻自律观点，做负责任的报道。2.对名誉权的一定限制对名誉权进行限制主要是针对公众人物而言。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公众对其有一定的知情权，当涉及公众利益报道时，公众人物需有合理的容忍义务。龙源期刊网对于公众人物名誉权限制，可以从规范举证责任入手。公众人物与新闻媒体需承担同等的举证责任。英国诽谤法中，两者存在不对等举证责任，而美国沙利文案中确立的实际恶意规则已经实现了对公众名誉权的有效限制，原告不仅需要证明报道的内容具有诽谤的含义，还需要证明被告对其有实质性的恶意攻击，这样一定程度上可加强原告的举证责任。名誉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不可避免，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尽可能的既能不伤害公众名誉权，也能更好的推动新闻自由的发展是今后不断追求的目标。1999年承认的雷诺兹特权虽有弊端，但它是对英国诽谤法的一次革新，具有启迪意义，今后或将有更多富有意义的改革来实现两者更广泛的利益有益的平衡。注释：1.顾理平：《新闻法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2.蓝鸿文：《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年3.王巍，《新闻自由与名誉权的冲突与平衡》，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008年4.EricBarendtetal.，LibelandtheMedia：TheChillingEffect，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作者简介：周姝祺（1996-），女，汉族，湖南，本科，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