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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是以京剧文化的发展变迁历史为故事背景的，以此为中心，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近现代文化，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展示。《霸王别姬》的故事贯穿着历史、人生和艺术三个维度，程蝶衣和段小楼的人生，从侧面展现了京剧艺术在近现代的历史命运。影片表现的是艺术家的故事，同时也是以京剧艺术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在近现代历史变迁中的命运写照。艺术家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变化的，从》开头的“下九流”，到后来成为社会“名流”，所折射出来的是民间文化本身的变迁。这种变化是与大众的地位在近现代社会的变化相关的，原来属于民间的边缘文化，在民间大众成为社会主体之后，自然也就逐渐成为“主流”文化。戏曲如此，由戏剧演化而出的电影和电视剧，就更是如此。戏剧和电影，都是民间和大众艺术的表现形式，它们不可避免的带有娱乐化、消遣化和通俗化的特征，但这不意味着民间和大众文化本身就一定是娱乐化和消遣化的。从影片中戏班的生活，我们看到了民间艺术家成长的艰辛，从程蝶衣和段小楼的人生经历中，更能感受到作为艺术家命运的坎坷。程蝶衣作为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民间艺术家，以自身的精湛技艺和执着精神，在演绎这一理想中的角色时，与之合一。在现实人生中以“疯魔”的形象，对抗历史的不公和人生的残酷，在受欺辱和损害的同时，以肉身的低微来达到精神的高昂，在无情的历史和现实中，践行着艺术家的文化使命。程蝶衣饰演虞姬时真正达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程度，真正沉入自己的“戏梦”中。这种痴迷与忘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在时代的交替中他因戏生祸却因戏免祸，因痴迷忘我却因现实颓废。对京戏艺术的从一而终的外在表现就是程蝶衣对虞姬、对霸王——师兄段晓楼的从一而终。沧桑人生中程蝶衣注定是因戏而生，因戏而痴，因戏而死，戏就是他的梦，戏就是他的人生。所以他只认“戏”，不认“国”。如前所述，京剧艺术在本片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故而对程蝶衣而言，只要他还是在唱戏，就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由程蝶衣“叛国不叛戏”的逻辑来看，只有唱戏本身最重要，至于到底是给谁唱，似乎已不重要了。法庭要他自己对“汉奸”罪辩护时，他说“我恨日本人”，但提到青木，他则说“要是青木还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去了”。段晓楼似乎是个较理智较现实的中性人物，开始确实有那种霸王的英雄气概的影子，无论是在为戏班解围时往头上拍砖，还是仗义的放走小豆子逃出戏班，解救被恶霸纠缠的菊仙，怒对宪兵和伤兵的捣乱，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在与现实的一次次妥协中，逐渐的消失殆尽。段小楼先后背叛了程蝶衣、菊仙和他自己，当最后他在“文革”中彻底的丧失“英雄气概”。他对程蝶衣的“背弃”是从娶菊仙开始的，后来逐渐发展到对项羽失去角色的认同，最后在“文革”的批判声中，揭露程蝶衣的过去，与菊仙划清界限。他的悲剧在于人性的沉沦，从一个具有仗义精神的人，沦落为一个没有尊严的小人。他的沉沦在根源上，是没有“从一而终”的精神信念。菊仙虽然出身青楼，相比于程蝶衣的痴，段小楼的真，菊仙无疑显得更有一种识时务的智慧。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在开文艺大会时，她给段小楼送伞，暗示他应该顺应“民”心，而不要附和程蝶衣。甚至背信弃义，欺骗程蝶衣。程蝶衣视她为自己的敌人，她也视程蝶衣为隐患。尽管在他的多次挑唆下，段小楼越来越事俗起来，变得圆滑世故，与程蝶衣的关系逐渐的疏远，让她曾一度以为自己取得了“虞姬”的位置。她可以看清世局，却没有看清在自己身边的爱人。于是最终出卖她逼她上绝路的，并不是世局的残酷，而是段小楼的冷酷。段小楼可以为了世界而抛弃了菊仙，抛弃了爱，但对于菊仙来说，她一旦离别了家，那么整个世界对她就是一片的空洞。在新社会，程蝶衣又经历了新的背叛，一直到他悲剧性的结局。程蝶衣面对新社会、新事物、新思想，毫不为之所动，也不知变通，”取代他只是想始终不渝地实现自己心目中完美无缺的京剧艺术理想——“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以至于在戏台上被新的虞姬取代。真正给予他生存勇气和尊严的，是他为之献身的艺术。他的“从一而终”，“人戏不分”，让他执着于戏中的虞姬角色，完全的混淆了戏里和戏外，舞台和人生的关系，更在人生中实践着自己对艺术的忠诚。程蝶衣是以关师傅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的真正继承人，即使在艺术地位大幅提高的现代社会，艺术家仍然是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边缘人。段小楼从理想走向现实，成全的是他自己的现实人生。而程蝶衣从现实走向理想，以“姬别霸王”来实现人生与艺术的合一，在人生与历史的大舞台上，他“自个成全了自个”，也成全了艺术超越现实和历史的不朽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