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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其发展已日益依赖于世界。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不对已融入世界的自身利益，从而对自己的海上通道安全即海权问题有所关注。当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时，就免不了与世界霸权发生矛盾。但太平洋战争及冷战时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亚地区太，只有中美联手，才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从长远的战略层面上说，中美关系是亚太任何国家都难以取代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接受中国的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是大混乱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及“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事实上，这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领土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比如，美国领土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而在中美冲突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土之外，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当然，一国的国家安全值也是相对于特定的对手而言的，比如排除美国的因素，印度在南亚的国家安全值是非常高的，但若印美之间冲突，印度的国家安全值则相对要小得多。因此说，一国的安全，取决于他国，尤其是大国对该国安全边界的具体规定，而不取决于该国政治家一厢情愿的想像。领土边界安全必须要有一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目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而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如果我们失去台湾，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南沙群岛，而失去这两个地区，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最起码应据有的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外延空间。正因此，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便发生了不可调合的冲突。美国人对中国批评和赞扬兼而有之，其实美国是在按自己的需求在描写中国，这正如中国人也在按自己的理解来赞扬和批评美国一样。那么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有许多人以为，美国人不希望中国发展，也有人认为美国希望中国强大。这都不准确。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他希望中国最好就在你国内发展，尽管你生产力变得强大了，你吞吐资源的胃口变大了，但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等到没有东西可吃了，你就只有吃自己(的资源)。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美国则不同。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中国应当积极准备迎接高科技战争的挑战目前有一种观点，即把是否发生世界大战作为战争与和平的标准，认为只要不打世界大战，和平与发展就应当是时代的主题。且不说，世界大战出现之前的时代如何判断，也不说古罗马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和平，是否是真正的和平，现在的问题是自从有了核武器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大战就几乎不会再发生了，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战争的双方都将同归于尽。但战争形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未来的战争形式更多的是有限战争，是快速打击。高科技条件下的有限战争的成败将决定着21世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有限战争而不是世界大战将是未来世界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具有远程打击和卫星制导技术的时代，像过去那种大规模的诺曼底登陆式或克劳塞维茨式的主力决战，将在今后的大国冲突中成为历史。卫星制导意味着准确，远程打击则可以超越敌方陆军控制的地理空间。这两点使战争发生了革命：人力的作用将让位于技术力的作用；攻击方不需要大规模的士兵突入就可以有效打击对方。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都因不能有效地赢得英国在海上和日本在空中的军事挑战，而使我们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现在，历史又把中华民族再次送到高科技战争的面前，中国要积极迎接这种新式战争的挑战。根据冷战时的经验，大国之间的冲突有两种，一种是“掰手腕”即局部和间接军事试探，比如说美国把中国大使馆炸了，叫“误炸”，然后说抱歉，但其真正目的是用间接的方式让对手明白并被迫默认美国的安全边界所在；另一种就是代理人战争。比如20世纪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未来大国间冲突也主要是采取这样一种间接形式而非直接宣战的形式。在这些战争中的成败往往决定国家的成败。现在对中美而言，双方矛盾的关键就是海权问题。海权问题的核心就是海军问题。海军是非常专业化和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军种。中国海军不能再是“旱鸭子”，她是一定要携带导弹并伴着外层空间运转的中国卫星远航，并在远航中推展我们的安全边界。当代中国海军一定而且必须像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一样，也要有一个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中国的未来系于现代化的海军；中国的命运系于现代化的海军。国际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文明只能在有法律(也是一种国家暴力)保障的地方发生；国际间文明也只能在实力对等的国家间发生。弱肉强食是国际斗争铁的法则。弱者是有权利但无能力享受有保障的文明的。19世纪80年代，中国和美国当时的海军都很弱。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其发展之所以迅速，是因为它面临着并且必须打破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在当时，冲出霸权关乎美国的命运。结果是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打败并从此失去台湾，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靠种地吃饭，因而大家往往认识不到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但等你失败以后再认识到这个问题，为时已晚。国家失败之后的那种感觉，那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南宋时期中国哲学出现实学之风，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文人对北宋时期学界脱离实际的空谈导致大宋王朝倒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的事实痛心疾首；同样也正因为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王明的左倾空谈所导致共产党的两次大失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才提出“杜绝空谈”和“实事求是”的口号。实践的失败往往是认识变革的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会有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大变革，但愿不要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有人说，生产力上去了，经济发展了，国家也就强大了。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清王朝的财富拥有量在当时的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将欧洲世界提升到当前水准的工具。”[6]历史经验表明，安全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确实就是军事问题。只要综合国力拉得不要太远，安全，尤其是主权安全主要是靠军事实力来保卫的。这一点，毛泽东看得透彻。1950年，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毛泽东做了两件对未来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第一件事是进军西藏。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1947年印度独立，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试想一下，这时在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若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发生，其后果将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是，就在同一年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中国在万隆会议上那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7]目前，中美将在台湾问题上再次交手，我们应当知己知彼，从最坏处准备，往最好处努力。在军事准备方面，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好好回味一下毛泽东批评陈独秀放弃革命武装做法时说过的那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如果我们将这个思想运用于国际政治斗争领域，也会发现：国际政治也不能只仅是请客吃饭和作文章。对一个国家而言，它应当是实力，尤其是一个国家靠得住的至少是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研究一下当年美国崛起的经验就会发现，迅速提升强大的国防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是当代中国的当务之急。英国和西班牙曾在海上封锁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如果当时美国逃避挑战，不去主动迎接与英国和西班牙的冲突，它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美国和英国，英国和西班牙没有一个不是打出来而是让出来的。中国在这件事上也不能例外。与大自然优胜劣汰的原理一样，对大国成长的历程而言，有些战争可能是想回避也回避不掉的。目前看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哲学似乎走到非强力则不能实现飞跃的“关节点”。这方面，目前中国人尚未达成共识，但问题是我们已有了俄国人的经验，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国人为了这个“共识”曾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丧失了多少宝贵的历史机遇。当时美国人特别赏识叶利钦，而叶利钦则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请求人民原谅。做学问总应当是实事求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讲的是国家利益，一厢情愿的“价值判断”迎来的结果一般都是冷酷的。目前中美矛盾是国家现实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的冲突。现实利益在多数人的眼中，总要重于长远利益。卡特总统想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却被勃列日涅夫的现实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打得落花流水；戈尔巴乔夫想的是长远利益，但与美国现实主义交手后，迎来的却是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各国人民的艰难。即使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