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形成了三代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观。即：1949—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间的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现，1995至今的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发展观，是因为它是在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中形成的，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科学思考的产物，是对建国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发展观进行辩证扬弃的结果。[关键词]发展现发展模式历史互动发展观一方面引导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蕴涵在发展模式之中。因此，一个国家发展观的形成与演变，与这个国家发展模式的演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发展观，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理论思考的产物，也是对建国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发展观扬弃的结果。本文通过分析发展模式与发展观的互动，对中国发展观演变过程进行历史的考察，以探寻中国发展观演变的特点、规律与启示。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三代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观。即：1949—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间的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95至今的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从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以及实际的发展模式中，可以抽象出三代发展观的基本内容，详见下表：第一代发展观：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49—1978年)第一代发展观是指1949—1978年间形成和发生作用的发展观，这一代发展观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其形成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这一时期，中国借鉴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借鉴了苏联的发展观；其次，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发展观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第三，这一时期的中国处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中，“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发展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代发展观具有下述十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基本历史特征：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实现工业化，虽然在1964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工业化是最为突出的目标；在发展标准上，强调工农业总产值规模，特别是强调工业总产值及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的提高；在发展途径上，强调经济增长优先，实际上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在发展重点上，强调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在发展方式上，强调外延式与粗放式发展方式；在发展型式上，强调通过资本的积累来寻求发展的源泉；在区域发展模式上，强调地区间均衡发展；在发展动力上，强调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推动经济发展；在发展态势上，强调赶超西方先进国家；在发展层面上，侧重强调经济层面的发展。第一代发展观的形成和演化大致经历了两大时期．1949—1955年是酝酿和形成时期。1949年9月，《共同纲领》提出，在经济发展上要“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1]。工业化开始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第一代发展观开始萌发。1952年8月，中财委提出的“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中提出，“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重点是重工业。重工业的发展开始被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1953年工2月，中宣部发布《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一一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除了重申国家工业化目标之外，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2]，生产关系方面制度的变革开始被视为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条件。在上述有关中国发展的一系列探索的基础上，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一五”计划集中体现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发展方式等方面的基本理念，中国的第一代发展观初步形成。1956—1978年是实施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首先，第一代发展观进一步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1955年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3]1957年11月，中国形成15年超过英国、40一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的赶超战略。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总路线的核心是力争高速度。同时，提出要求缩短“超英赶美”的时间，争取在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1965年9月初拟定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提出要加快“三线”建设，要求在“三线”地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1970年开始编制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经济发展速度要求过急，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普遍过高。[4]其次，进一步强调生产关系方面的制度变革促进发展的动力作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结果到年底就基本上在全国农村建起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城市中，开始试办和推广人民公社。城市手工业合作社也被要求加快“升级过渡”，即加快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强调生产关系的革命以外，还强调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革命，以实现“抓革命，促生产”的目标。此外，1957年、1958—1960年、1969年，在体制层面也开始进行以下放自主权为内容的改变。可见，通过生产关系方面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革命和改变来推动发展，日益成为第一代发展观的重要特征。第三，进一步强调区域平衡发展。1956年9月，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根据资源情况和合理分布生产力的原则，在内地继续建立和积极准备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各地经济逐步走向平衡发展。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区域平衡发展的概念。1958年6月，中共中央又要求全国七大协作区尽快地建立各自独立的工业体系。1960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3年、8年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提出今后8年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基本建成各大协作区的具有不同特点、不同水平而又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1975年，初步拟定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进一步提出，到1985年基本建成6个大协作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农轻重比较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试图通过行政型的资源配置手段人为地达到区域均衡。第四，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一度被置于发展的优先位置。1964年，中共中央针对美国对越南的军事行动作出了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要进行备战，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该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和下达的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将争取时间、大力建设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作为指导思想。196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始终处于优先位置。可见，第一代发展观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基本导向，是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第一代发展观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发展观，顺应了中国发展初期阶段通过工业化奠定发展初步基础的要求，其中一些方面，例如强调工业化、强调重工业的理念是合理的。但是，总起来看，这一发展观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内形成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系列误解的基础上的，是通过行政手段实施的，因此，在实践中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上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严重脱节，出现了类似于当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5]具体来说，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畸形。突出表现为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发展迟缓；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发展滞后；流通、服务等第三产业薄弱；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二是区域经济配置效率低下。尽管追求区域平衡发展，但是由于投资效益低下，区域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6]三是经济质的发展与量的发展脱钩，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延要素投入支撑的。四是经济增长片面推进，经济发展滞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脱钩，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作为经济发展表现的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率提高以及经济成果分配的公平化等没有明显改善。五是经济增长没有以人为本，伴随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没有相应提高，居民消费受到积累和畸形经济结构的压抑。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只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只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7]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些问题已经发展到极端，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也标志着这些问题在这一发展观的框架内难以解决。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实施，客观上需要对这一发展观进行历史的扬弃，构建新的发展观。第二代发展观：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1979年以来，中国开始形成第二代发展观，即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这一发展观是对第一代发展观的扬弃。一方面，鉴于第一代发展观强调经济增长而相对忽视经济发展，第二代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试图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另一方面，第一代发展观中一些消极层面的扬弃是十分困难的，第二代发展观继承了第一代发展观的一些要素，但同时它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出现了新的问题，即虽然开始强调经济发展，但是相应忽视了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生态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层面之间的协调与统一。第二代发展观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从政治上看，发展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经济发展没有受到政治局面变化的冲击；其次，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看，开始从主观主义走向尊重经济规律；第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发展处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中；第四，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和平与发展是这一时期世界的主题。第五，这一时期是中国领导人理论创新全面推进的时期，发展观的发展受到理论创新成果的支持。上述特定的历史背景赋予第二代发展观诸多特征。与第一代发展观相对应，第二代发展观也具有十个基本特点：在发展目标上，开始超越单纯的工业化，而强调现代化；在发展标准上，开始超越单纯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强调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内涵更为深刻全面的发展指标；在发展途径上，超越增长优先的理念，开始强调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在发展重点上，超越单纯的重工业，将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在发展方式上，超越片面的外延式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和集约式的转变；从发展型式上，超越积累优先的发展战略，推进积累与消费并举的发展型式；在区域发展上，超越单纯的均衡发展，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动力上，超越单纯的生产关系革命的误区，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发展态势上，继续保持赶超的姿态；在发展层面上，超越经济发展的层面，开始强调兼顾社会的发展。第二代发展观的形成和演化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81年是第二代发展观酝酿和初步形成的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领导人就开始酝酿新的发展观。1977年，十一大重申在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78年9月，邓小平提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8]开始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发展的内涵与目标提了出来。10月，邓小平又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8](pp．135—136)通过体制的制度变革推动发展的理念已经被比较明确的提了出来。12月，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8](p．152)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