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1新农村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本届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解读∗邵士妍内容摘要：面对新的形势与任务，我国政府选择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只有重视“三农”问题才能取得国家的长久发展，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在20世纪末我国的经济已经出现“过剩”的态势，所以政府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扩大内需，因此新政府自执政以来针对农业收入与进城务工收入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实现农民增收。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的特殊性，单纯地依靠增加农民收入不能达到一般经济学原理所预期的效果。因此本届政府果敢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战略主张，意在降低农民的预防性支出，帮助其形成稳定的收入增长预期，进而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同时保证了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致。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民增收可持续发展需求效应一、引言18世纪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物质满足，工业化因此也成为各国从贫困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然而，人们现在普遍认识到，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在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却给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存质量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尤其是它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可持续发展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一批经济学家注意到，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明确提出了所谓的零增长战略。《增长的极限》一书的问世，虽然在当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由于传统价值观度量的经济增长，在实践中并没有像该书描述的那样，从而使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直到我们切切实实面对日益频繁的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锐减、厄尔尼诺现象、沙尘暴肆虐等现象时，人们开始反省发达国家过去值得骄傲的“成功发展道路”――传统的工业化之路，各国政府和民众开始真正认识到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严重后果，即人类在盲目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可能是在自己毁灭自己，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建立那种：人与环境和谐，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1987年，被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正式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模式，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少，而且还相当贫穷落后，如何迅速摆脱贫困就成为历届政府的头等大事。党政府面临贫穷落后的现实时，我们始终充满着强烈的增长欲望，“赶超战略”因此也成为往届政府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在“赶超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成就更是举世瞩目。然而，人们不难发现，在经济增长“中国奇迹”的背后，我们依然依靠的是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传统工业化的资源、环境问题伴随着经济增长奇迹也变得越来越突出，资源的过渡开采、粗放工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不断的惩罚这我们。新世纪初，新一届政府开始执政，摆在本届政府面前的突出问题是：如何结局快速增长与严峻的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面对新的形势与任务，新一届政府毅然做出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即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的发展战略。∗本文的目的只是试图论证本届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一致性，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对政府的一些重大战略思想的把握可能存在偏差，一些与本主题有关的重要经济措施可能被遗漏，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可能有误。因此，本文只代表作者的学术观点。2二、“三农”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突破口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观，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国家提出并明确这一发展模式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本身就需要相当的远见与胆识。然而，更为严峻的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以后，如何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才是真正需要过人的智慧。在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可持续发展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没有经历过，而且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本届政府自己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课题。一般情况下，当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问题是，我们通常会觉得惘然不知从何下手。如此类似，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本届政府则以其超人的指挥选择了“三农”问题作为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突破口。可以这么说，自建国以来，没有哪一届政府像本届政府那样如此重视“三农”问题。众所周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收入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农民收入已不再单纯依靠农业收入，而是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局面，总体上可划分为农业收入、乡镇企业经营收入和进城务工收入三部分。在这三部分收入中，问题最多、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农业收入与进城务工收入。针对现实中存在的严峻问题，2003年3月本届政府执政以来，紧紧围绕农民的增收，果敢地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在短短的两三年中就解决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一些列涉及“三农”的关键问题。首先从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入手。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具有基础的地位，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相对经济地位却会出现明显的下降。面对这种实际情况，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农业支持价格，以保护农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也曾几次大幅提高过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1995—2002年7年间，农产品价格指数®除1996和2001年两年呈现小幅的上升外(1996年为104.2%，2001年为103.1%)，其余年份均出现下跌，尤其是1999年，农产品价格指数仅为87.8%，下降了12.2%。本届政府执政后，一举扭转了这种局面，大幅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产品价格指数2003、2004年分别为104.4%和113.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执政后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还相应采取了两个配套的措施：一是真正落实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二是在农产品提价的同时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前者在于让保护价格真正落实到实处，后者则体现了确保政府的有效性。其次是下决心解决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按市场经济规则配置生产要素的准则开始发挥作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明显增强，一部分农民逐渐摆脱土地的约束，进城务工，进城务工也逐渐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渠道之一。然而，随着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一些新的问题是开始暴露，如农民工的公民待遇、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的人身财产安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等问题，其中比较普遍也最为突出的是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农民工工资的拖欠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实际增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激化各种社会矛盾，阻碍发展战略的实现。为了顺利推进新的发展战略的实现，维护农民的各种权益，本届政府克服各种障碍，决定优先解决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4年12月31日，全国已偿还农民工工资331亿元，偿付比例为上报拖欠总额的98.4％，2003年以前拖欠的171亿元中，已偿付146亿元，清欠比例已达86％。到2006年6月，各地政府和企业累计偿还拖欠工程款1753亿元，占已清理出的2003年以前竣工工程拖欠总额的94％以上，累计偿还2003年以前拖欠的农民工工资336亿元，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的99％以上。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解决，一方面维护了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增加了农民的实际收入;另一方面则为农民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收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再次是免除农业税与实施种粮直接补贴。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农民来自于农业生产的纯收入®数据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建设报》等于农产品收入减去农业生产成本和税收，即YPQCT=−−(1)其中：Y为来自于农业生产的纯收入，为农产品价格，为农产品产量，C为农业生产成本，T为农业税。PQ(1)式表明，农业税作为影响农业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变动必然会对农民实际纯收入产生重要的影响，农业税作为自古以来就有的税种，它是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作用，完全取消农业税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未曾有过，而且在绝大多数国家也未曾经历过，在发展中国家更是鲜为人知。本届政府在实施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前提下，还毅然决定利用五年的时间，完全取消农业税Θ。从历年的农业税赋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农业税的取消近期将为农民直接带来近1000亿元的净收入。另外，本届政府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每年还直接给予农民种粮补贴，从而形成农民的转移收入，本届政府执政以来直接向农民发放的种粮补贴®：2003年国家在安徽省和吉林省的部分地区开展了直接补贴农民的试点工作，分别投入资金6.27亿元和1.4617万元，2004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了116亿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直接补贴的工作，2005年，根据全国29个省份的汇报，全国在直补工作上共支出了132亿元。前面我们曾论述过，“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本届政府执政以来，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很快就扭转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农民实际收入也大幅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由2002年的2475元增加到2005年的3255元，平均增幅为9.6％，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农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持续增长，从2002年的1834元增长到2005年的2377元，平均增幅为9.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的政策并不是单纯提高农产品价格，单纯提高农产品价格对于农民短期内增加收入效果明显，但随着社会物价水平的上涨，其作用将逐渐消失，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即依靠农产品涨价长期与动态看并不是保障农民利益的有效办法。因此，即使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它也不会使农民形成收入增长的稳定预期。然而，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和农业税的解决，则可使农民形成收入增长的稳定预期，农民收入增长预期的稳定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农”问题表面上看似乎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似乎只是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实际上，当我们仔细分析国民经济系统内在的经济联系和我国当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特征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了。三、“三农”问题的需求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政府面临的最突出的经济问题开始由“短缺”转向“过剩”。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的“短缺背景”逐步结束，“经济过剩”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决定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因素，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通货紧缩后，人们开始认识到，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障碍已不再是有效供给不足，而是有效需求问题。经济发展的环境已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如何实现“过剩经济”条件下的快速发展，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崭新课题。面对已经悄然发生变化的经济环境，本届政府充分认识到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约束。在需求层面，中国政府针对需求构成的各个组成部分，即消费、投资、出口和政府采购，在结合我国国情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认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效途径来自于内需，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主张。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当扩大内需的方向明确后，接3®数据来源：三农信息网：Θ在实践中，取消农业税这一工作仅利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数据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实现它了。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继续指出：“我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国内需求的稳定扩大，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良性循环”。我们认为，本届政府以“三农”问题为重点，着力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增收问题，正是实现扩张内需的有效途径。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