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

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一般而言，老子比较偏重于对形而上学的问题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孔子则偏重于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伦理学。就本体论和宇宙论而言，孔子的思想在这方面基本上是阙如的，而就伦理学而言，这方面也不是老子关心的重点。老子提出了道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并加以系统化的论证。以道为核心，老子展开了他的全部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宇宙起源和本体的探讨，以及系统的认识论学说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更是具有独创性的哲学思想--这里指的不是广义的哲学。毫无疑问，老子的道论开创了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传统，道是中国古典哲学无可争议的最高范畴，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范畴出于老子的最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完全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创者。中国哲学能与西方哲学对话，主要有赖于道家，特别是有赖于老子的思想。孔子则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开创者。孔子提出了仁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为人类的道德生活确立了最基本的原则，力图以仁爱的精神改善日益紧张的人际关系，并由此入手来解救社会危机。孔子以仁为核心范畴，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建立了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学说的主体内容。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老子和孔子由于所关注和思考的主要问题的不同，形成了他们在思想理论上各有偏重。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一书中，曾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标准来评价古代的学说。他在评论孔、孟时认为：他们于高明方面，尚未达到最高标准；在评论老、庄时认为其哲学极高明，然于道中庸则不足。在冯先生看来，孔、孟思想的特点在于道中庸，于伦理道德的领域见长；而老、庄思想的特点和优势则在于极高明之形上哲学领域。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可谓见仁见智，各有千秋，并无优劣之分。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道家注重天道，轻视人事，实际的情况恐非如此。道家虽然善于在宇宙的背景中思考，道家著作虽然以谈论天道和哲理为一大特色，但终归还要落实到社会和人生中来。如《老子》书中谈天道和哲理要超过任何一部古代典籍，因而说道家注重天道是没有问题的。但说道家轻视人事，恐怕就不合于事实了。以《老子》为例，书中的主要篇幅还是谈社会政治与人生的，有的是直接谈社会政治与人生，有的是从哲理中引出社会政治人生，或从社会政治人生中提升出哲理，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即使是只谈抽象哲理的语句，就《老子》全书而言，最终也是要为社会人生求得天道观方面的依据和指导。因而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有着丰富的关于社会与人生的哲理性思想，正是由于道家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并提出了与儒家迥异的看法和解决方式，因而才能在这一广大的领域同儒家学说形成互动和互补。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另一主要差异，在于价值观念的不同。大体来说，孔子开创的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老子开创的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儒道两家对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人生道路便有了不同的设计。儒家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持乐观的态度，为士人君子设计了一条进取型的人生道路。在儒家看来，个人的价值必须置于社会群体中才可以实现，人生只有投身社会事业才有意义，他们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应为之奋斗的目标，主张个人应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道家对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则持有一种谨慎、冷静的态度，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文明的进步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对社会发展的曲折性有充分的估计，对人类在不断进取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问题和对人性本身的扭曲与伤害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老子及早地观察到了这些我们今天称之为异化的现象，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并且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原则，力图用回归自然的方法来避免、克服和矫治之。老子的这一思想是深刻的，老子学说中的许多内容都是针对社会和人性的异化现象提出来的。在老子看来，人性的真朴永远应该是人生进取的出发点，社会发展和人生进取都不应以丧失自然和谐和真朴之性为代价。关于老子和孔子所代表的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应该客观地对待，而不应把它们夸大。对此，有一些误解有必要在这里澄清。首先，从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事实上，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都同时具有积极用世和超然通达两种心态，只不过孔、孟更为用世些而老、庄更为超然些罢了。老子和庄子都具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7]，欣赏曾点式的超脱旷达，对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8]的人心向往之，并认为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9]，甚至萌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0]的念头，荀子也述孔子之言曰：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11]；孟子亦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2]孔、孟这种矛盾心态或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庄是一样的。在后来经过历史选择而逐渐形成和定格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种超然与灵活的心态逐渐被淡化乃至被遗忘；相反，道家式的入世情怀却被淡忘，其超然通达的方面却被突出，以致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观者的面目出现，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来应付逆境和在人生进取中起调节缓冲的作用。总之，本来面目的孔、孟、老、庄与历史锁定的孔、孟、老、庄，都是应该区别对待的。人们通常总是说儒家学说具有积极有为的精神，而道家学说则常被看成是消极无为的，这也是对道家学说的误解。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著作中的特殊的表达方式有关。实际上，老子和孔子一样怀有治国安邦的抱负，因而《老子》书中谈论治国之道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老子的无为并不是目的，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手段而已。无为的实质，是提倡顺任自然的行为，反对妄为，不勉强从事，排除不必要的、不适当的行为。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是要通过无为的方式达到无不为的结果。老子的为无为，事无事，是以无为的态度去为，以无事的方式去事。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显然是说，国还是要治的，小鲜还是要烹的，而且还要治得好、烹得好，这就需要采取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老子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这里的生、为、功成显然都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老子为而不争的名言，也不是消极的态度，而是要人顺任自然，不勉强从事，这样反而能不争而善胜，达到最佳的效果。可见，老子道家学说就其实质来看还是主张积极有为的，只不过采取的方式与众不同而已。同那种直截了当的直线思维相比，老子的逆向思维方式颇具启发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人们往往将老子看成是隐士的代表，并认为隐士是逃避现实的一批人，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老子被说成是隐士，源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为隐君子。太史公说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如果就《老子》书的内容来看，乃是指其含蓄而不事张扬而已，并非谓其消极出世。此外，老子长期任周之守藏史，是在晚年才成为隐君子的，但即使这样也并非是出世，而是功成事遂之后，能从利禄名位场中撤身出来的明智之举。关于隐士逃避现实的说法更是不准确的。隐士的隐居是为了求志，他们并没有忘却天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社会，把世事放在心上。正如庄子所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根深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13]由此看来，所谓隐士逃避现实的常见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隐士并非是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待现实的态度与众不同而已。的确，他们对现实怀有强烈的不满和失望情绪，认为世道已是乱得无法挽救了。但对现实不满和失望并不等于逃避现实，认为世道已无法挽救也不等于不关心社会，抨击时政、反思传统和批判世俗，是隐士关心社会的独特方式，隐居不仕是他们成为社会批判意识的主要承担者的必要条件。因而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是逃避现实，而只是逃避政治。更进一步说，关心政治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而并非只有投身政治一途。隐士的逃避政治只是不从正面直接投身政治，即不出仕任职。但不出仕任职并不等于不参与政治，更不等于不关心政治，他们事实上是不愿与当政者同流合污，不与当政者合作，同政治中心保持足够的距离，以批判者的身份或反面的姿态来参与政治和关心政治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陷入严重病态的社会来说，从反面参与政治的隐士和从正面投身政治的士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儒家的忧患意识经常为人们所称道，似乎只有儒家才具有忧患意识，其实道家也具有忧患意识，儒道两家的忧患意识各有其关注的方面，两者的价值不可互相替代。自然是道家学说的最高价值，道家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自然主义的原则，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尽可能地提高自然的程度。这种自然主义的价值观反映了道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反思和清醒认识，它实际上是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儒家式的忧患意识更多的是关注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道家式的忧患意识则是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老、庄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敏锐地看到了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对策，那就是用自然主义来矫正和补救人类行为的偏差和失误。老、庄这种基于自然主义价值观的忧患意识是站在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因而便具有了不同于儒家的眼光，他们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往往更为具有普遍性，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二、儒道互补的历史演进综观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儒道互补可以说始终是一条发展的主线。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昌盛，秦汉以后，各家学说先后衰歇，真正在历史上流传久远，影响深广，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学说，实际上只有儒道两家。儒道两家思想的互补，事实上从他们的创始人老子和孔子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孔子问礼于老聃，儒道两家的第一次对话，就已经预示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内容与方向。还在儒道两家的初创时期，道家思想就以其独特的学术宗旨、文化理念和致思路向，显示了向儒家思想的顽强渗透。孔子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在儒家学派的奠基著作《论语》中多有表现。[14]孔、老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儒道互补一直是中国文化历史演进的主要内容。在这漫长的时期中，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儒道两家思想的互补也呈现出阶段性，大体经历了两次高潮。儒道两家思想的第一次大规模、深层次互相影响和互相补充，发生在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这一时期的儒道互补，其理论成就主要表现于道家的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百家争鸣的重要成果，具有集各家之长于一身的综合性的理论优势。黄老道家（主要是稷下的黄老道家）在伦理思想和政治主张上吸收了儒家的仁义学说和礼治文化，儒家的孟、荀则主要通过黄老之学的中介作用，在哲学上受到了道家的宇宙论和自然观的影响。[15]早期儒家作为一种系统的学说，其主要缺遗表现在自然观、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等哲学思维方面，长于伦理而疏于哲理，难以从思辨的高度和深度上给人以理性的满足。而在先秦时期，百家之学同儒学一样，多为政治伦理学说，唯独道家既重政治伦理，又长于哲学思维，以其深邃的哲理、缜密的思辨、新奇的道论、卓异的境界说、高超的辩证法倾倒了诸子百家，时人无不以高谈玄妙的道论来装点自己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是道家教会了人们如何进行哲学思维，道家学说在当时起到了哲学启蒙的作用。在这一谈玄论道的思潮中，儒家学说也获益匪浅，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的学说同原创时期的孔子学说相比，在哲学思维方面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儒学的面貌，并为儒学在宋明时期的巨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儒道互补的第二个高潮，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