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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读书笔记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转变，社会保障成为各国热点话题。考斯塔·艾斯平通过运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世界社会福利体系进行分析，最终归纳出三种福利制度，即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欧洲大陆传统模式和“社会民主”模式，并探讨了不同模式的起因和影响。关键词：福利制度三个模式读书笔记考斯塔·艾斯平在文章中指出，虽然福利国家制度一直都是各国政治家、学者们的热点话题，但是现有的福利国家理论模式尚不完善，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非商品化、社会分层化和就业等问题，它们都是判定一个福利国家性质的关键。同时，他认为只有进行经验的比较研究，才能在总体上或个案上充分揭示现代福利国家的基本特征。因此，他试图通过以三种不同的体制类型来认识福利国家，它们分别是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令笔者惊讶的一点是，根据制度分析方法的观点，民主权利越是扩散，福利国家就愈将发展。可是艾斯平指出，这一论点与历史上的异常事例相矛盾：早期的主要福利国家的发端都早于民主制度而产生，而且正是抑制民主的意愿才有力地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这让人联想到俾斯麦在德国实行的福利政策，其本质是“胡萝卜加大棒”的铁血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抑制各种民主运动。相反，在民主制度最早建立的地方，福利国家的发展最受阻滞，如在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士。这一明显的矛盾只有引入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因素才能得到解释：在那些早期的民主政治国家中，农业占有绝对优势，并且为小资产所有者所主导，他们利用其选举权利来降低而不是增加税赋；相比之下，极权政治中的统治阶层更易于向不情愿的民众征收高额税赋。谈及社会保障的作用，艾斯平强调权利与非商品化。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劳动者出卖他们的劳动力，逐渐沦落为一种商品。相反，现代社会权利的引入意味着这种纯粹商品化地位的动摇。当一种服务是作为权利的结果而可以获得时或当一个人可以不依赖于市场而维持其生计时，非商品化便出现了。而各国政府对于非商品化的拯救力度的不同就决定了必然存在不同的福利制度。在资本主义世界，强调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认为贫穷或不幸是个人懒惰的原因，因此所提供的救助往往层次低且带有社会羞辱感，比如经济状况调查式的济贫制度，给付很少，并且带有侮辱性，那么这种济贫制度将迫使除了最走投无路者以外的所有人参与到市场中去。同样，大部分早期社会保险计划都蓄意设计成有利于劳动力市场性能最大化的样式。笔者认为，由此可见，最初的福利制度只是为了市场服务，是为了促进劳动力进入市场而执行的，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随着社会发展，福利制度逐渐变为为市场进行补救，对由市场经济发展造成的贫富分化和各种劳动风险进行保障。虽然此时的福利制度似乎是对劳动者的一种扶持和帮助，但显然福利制度的建立仍然是为了市场经济更好的发展，解决好市场经济的“后院问题”，让劳动者能够更加投入到生产中去。事实上，非商品化福利国家的出现是最近的事。其基本的定义是公民在必要时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工作，而无须担心会失去工作、收入或一般福利。此时，人们获得社会福利不再是根据其收入状况或职业种类，而是根据他的社会权利，作为一个国家内的社会公民，他拥有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即社会工资。这种社会工资体现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成果资源的共享能力和程度。直至社会福利发展到后期，社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逐渐成为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福利国家已经成为清除劳动力市场障碍的主要动因：它通过家庭计划和及早退休，解除了妇女、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障碍，为新的年轻劳动力进入市场提供空间；它雇佣人们进入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门以保持对劳动力的需求；它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以促进女性劳动力的供给，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很多“社会服务”性的工作都是由女性来担任的；它允许工人带薪休假和暂时从工作岗位缺勤以帮助人们调节作为经济生产者、社会公民和家庭成员的不同角色。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福利制度更多的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为扩大劳动者工作空间和时间，保障劳动者权利做出很大贡献。实现了从生产者到劳动者的视角转变。分析完艾斯平对于福利制度的兴起和作用的看法后，再来明确三种福利制度具体的内容。第一种是保守主义，它产生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封建庄园经济或专制经济。保守主义思想观念的特征是将人的商品化视为道德堕落、社会秩序的腐败、涣散和紊乱。个人不应去竞争和奋斗，而应将个人利益服从于公认的权威和主流。保守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类模式：一是大封建主义，二是合作主义，第三则是国家主义。封建主义的理念与商品地位是强烈对立的；市场并不重要，而工资劳动对于人们的福利只有少许重要性，真正影响人们生活的是这种家长式、庇护性的恩典模式。现在这种大封建主义类型的福利制度很少存在了，作者在文章中举了海地的例子进行说明。而合作主义社团是前资本主义和“前商品化”制度安排的第二种派生。这种社团出现于城镇工匠或技工之中，是一种封闭登记并且垄断加入权、会员资格、价格和生产的手段。毫无疑问，此类互助会主要为同行工人提供特殊待遇，与现代私人保险存在类似的地方，都是风险共担。而保守的国家主义则是希望利用社会福利来将民众与国家捆绑在一起，其内在动机是社会的整合、权威的维持和反社会主义的斗争，希望建立民众对于国家的忠诚和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典型的国家包括奥地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这些国家中，历史上的合作主义中央统制遗产得以发扬，以适应新的“后工业化”阶级结构需要。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对既有的阶级分化的保护。因而权利依阶级归属和社会地位而定。这种合作主义被纳入请愿完全取代市场而成为福利提供者的国家体系之中，因此私人包厢和职业性额外给付只能充当配角。这让我们联想到新中国刚成立不就后实现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城市实行“单位制”，社会福利完全跟个人所在单位和个人职务挂钩，实行“单位包办”制度。不难发现，这种体制在维护阶级分化有着重大影响，不同职业享受不同的福利待遇，成为工人阶级反抗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种是自由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来说，市场有利于劳动力的解放，是自立者和勤劳者的最佳保护壳。只要不受干扰，它的自我调节机制将确保所有愿意工作的人被雇佣，由此保证了他们自身的福利。而贫穷匮乏和孤立补助的境况在原则上是难以避免的。因此，这并不是制度的错误，而仅仅是个人缺乏远见和节俭习惯的结果。当然，艾斯平很快指出其中的错误：自由主义假定所有的个体都确有参与市场的能力，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年老者、体弱者、盲人以及残疾人不得不依靠家庭，相应地限制了这个家庭参与市场的能力。因此，自由主义者不得不从前资本主义制度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灵感，那就是诸如家庭、教会以及社区的社会救助。但这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些足足一旦负有社会责任之后，就不能按照市场的游戏规则行事。所以，自由主义渐渐承认了社会权利的必要性。它找到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由原来的济贫法转向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体制。这种方式下，可以避免社会权利的无条件扩张，促使工人选择工作而不是福利。自由主义的第二种方法也体现了同样的哲学。自由主义学派从不反对慈善或保险本身，因为他们都基于自愿主义原则上。一旦自由主义接受工联主义的原则，将个人保险观念扩展至集体协商的社会给付之中成为完全可能了。显然，自由主义更偏爱市场中私人性质的、有组织的保险。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这些国家中，国家运用消极和积极的两种手段促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消极手段只是保证最低限度的给付，积极手段则是对私人部门福利计划予以补贴。鼓励人们从事劳动，减轻国家负担，所以它的非商品化效应最低，能够有力地抑制着社会权利的扩张，建立起社会分层化秩序。但对于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来说，这种福利制度是不公平且残忍的。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除了政府之外的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福利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各种慈善机构和NGO组织为底层人民提供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第三种是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异化和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必然要素，此外劳动力的商品化也是阶级分裂和阻碍集体联合的原因。这种体制类型存在于那些将普救主义原则和非商品化的社会权利扩展到了新中产阶级的国家。在=社会主义者不能容忍国家与市场之间、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二元化局面，他们寻找能促进最高平等标准的福利国家，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满足于最低需求上的平等。这意味着，首先，服务和给付应提升到相当水平，甚至连那些最具差异性的新中产阶级的品位也能被满足；其次，这种平等应保证工人们能够充分地分享那些境况较佳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社会民主体制希望建立起一种支持福利国家的、真正普遍而广泛的共同责任，其原则不是坐等家庭扶助能力的衰竭，而是预先将家庭成本社会化。福利国家因而肩负起的社会服务的重任不仅要满足家庭的需求，而且还鼓励妇女选择工作而不是操持家务。社会民主最突出的特点可能是福利和劳动二者的融合。它既承诺保证充分就业，又要完全依赖充分就业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劳动的权利与收入受保护的权利同等重要。另一方面，维持一个社会连带主义的、普救主义的、非商品化的福利体系需要巨额支出，这意味着国家必须将社会问题最小化，而将财政收入最大化。显然，要出色的做到这一点，必须让更多的人工作，更少的人靠社会转移支付来赡养。而社会民主制度与现实生活中的北欧福利国家最为符合，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提供“从出生到摇篮”的社会福利保障，减轻人们生活的风险承担成本，但是却是以高税收作为代价，等同于将这些风险承担成本转嫁给正在工作的人们身上。一定程度上会打击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当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社会失业率上升时，这种福利国家就会面对收不抵支，出现国家福利危机。可见，这种福利体制对于经济的良好运行，福利资金的成功运作有很高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与强调对于家庭、道德或权威的依赖而非市场依赖的保守主义模式相对应，社会主义主张相当程度的个人非依赖性。同时，相对于自由主义模式，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将权利最大化和制度化。为认识福利国家的各种类型，我们需要辨别分层化的各方面的细微差别。由于明确的基于职业或阶层的措施，使得社会保修有所区别和分裂，这种差别的程度是合作主义模式的最大特点。既然是这样，我们也可以预期到两极之间在府里给付方面的巨大差别。要辨别国家主义模式，最简单的途径是看赋予公务员的相对特权；与此相反，要识别自由主义模式，可以从福利国家的补缺角度、尤其是家计调查的相对差别，以及从个人负担的财政责任角度、从自愿性私人部门福利的相对分量加以考察；而要寻获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征，即可考察普救主义的程度，社会主义模式应该出现最低程度的给付差别。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不同的国家出现不同的福利制度呢？首先，经济、尤其是人口统计变量起着重大作用。这与以下理论观点吻合，即社会和私人供给与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相伴而生；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是提供福利保障的物质基础，决定了福利保障的水平和范围，也就决定了福利制度的类型。同时，不同的人口结构也导致不同的福利支出，体现不同的福利体系。另一方面，当我们研究福利国家的结构差异是，不难发现政治权利关系和阶级结构的重大影响。艾斯平在第一章的指出：“福利国家的逆向运动危机不取决于其社会支出，而在于福利国家的阶级特征…人们在这三种福利国家体制类型中发现了不同的阶级组合，这种阶级组合不仅揭示了它们的既往历史，也预示了它们的未来前景。”从这句话中，艾斯平告诉人们福利国家的危机不仅是个财政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有赖于阶级结构的问题。比如在保守主义类型的合作主义国家，既然它铸造了中产阶级的忠诚，那么面对福利的危机和改革，只要中产阶级的利益稍微收到触动、不配合或采取反对的态度，那么其结果就比如成效甚微。这也是为什么老龄化程度高的北欧诸国对于养老福利改动会受到严重反对的原因。所以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分析不同福利制度导致不同的社会分化、就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等问题的。就连作者本人也承认：“例如在研究养老金时，我们所关注的并非养老金本身，而是它们以何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