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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是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CostaEsping-Andersen)的主要代表作，此书被称为“开创性的著作”。而关于安德森福利国家的类型，在此书中都有明确的注解。《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艾斯平一安德森从社会权利的起点出发，把福利国家理解为一种支持社会公民权的概念。受波拉尼(Polanyi)和马歇尔(Marshall)的观点的启发，将“非商品化”这个重要概念引入“社会权利”和福利国家体制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将之作为一个主要理论工具以此演绎出一整套比较严密的逻辑体系。艾斯平一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引入了类似于韦伯的理想类型研究方法。艾斯平一安德森指出传统福利国家分类方法存在缺陷，以福利支出作为标准并不能揭示福利制度的本质特征，福利内容应成为区分福利国家的尺度，基于把握这一方面来突出现象的独特的个性，他创新地提出分类标准和纬度，以社会权利和社会分层化为标准，建构了三个理想类型，提出了体制类型――自由主义(1iberal)福利国家体制、保守主义(Conservative)福利国家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tic)福利国家体制，使福利国家的研究“社会学化”，在现实层面为各种福利国家提供了一个可分析的坐标而在建构三个体制之后，艾斯平一安德森对三种体制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中居支配地位的是不同程度地运用经济调查和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辅以少量的普救式转移支付或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因此，这种体制的非商品化效应最低，社会权利的扩张受到有力的抑制，建立的社会秩序属于分层化的类型。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即主要是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的历史中确立的制度。“保守主义”福利制度的特点是社会权利的资格以工作业绩为计算基础，即以参与劳动市场和社保缴费记录为前提条件；这类制度最初发生在德国并得到长期发展，而后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目前包括奥地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许多国家都属于这类国家。从历史上看，在这些国家，中央统制的“合作主义”遗产根深叶茂并得以发扬光大，合作主义与教会有着传统的渊源关系，所以，传统的家庭关系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这些国家，合作主义政制几乎完全取代市场而成为福利提供者的国家工具之一。“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缘于贝弗里奇的普遍公民权原则，资格的确认主要取决于公民资格或长期居住资格。与其他两种制度相比，他们寻求相当水平的甚至能够满足新中产阶级品味的平等标准的服务和给付，所以，这种制度的非商品化程度最强，给付最慷慨；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排斥国家和市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二元化局面，力图追求平等以保证工人能够分享境况较佳的中产阶级所享有的权利，所以，人们常常将之作为福利资本主义的“福利橱窗”。在“自由主义模式”中，大面积经济调查式的社会救济、少量的普救式的转移支付与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障计划使中产阶级与市场结合在一起，并逐渐予以制度化，可以说，中产阶级是市场化制度的主要支撑者；在“保守主义模式”中，等级森严的合作主义制度使本来就是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的地位在社会保险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使中产阶级对福利国家更加忠诚；而在“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制度中，由于私人部门的福利市场相对发展不足，慷慨的福利提供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各种需求，所以，人民福利的国家使传统的工人阶级和新中产阶级都从中受益，高昂的预算和社会支出使上述阶层和阶级形成一种紧密的社会连带关系，与福利国家形成一种紧密的依赖关系。他认为福利制度不仅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维持、加强既有国家价值的制度，福利制度不仅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关联，而且是一种紧密的动态关系。自由的福利体制国家是以市场扮演为核心，家庭与国家角色均是边际性的；自由福利体制的凝聚形成的主要方式是个人式的，即靠个人在市场得到福利与服务，其去商品化的程度是很小的。社会民主的福利体制国家是以福利国家的角色为核心，而家庭与市场角色是边际性的；社会凝聚是通过福利国家所提供普遍式的福利与服务达成的，其去商品化的程度是最大的。保守的福利国家体制则是以家庭角色最为重要，国家扮演辅助性角色，而市场只是边际性的。依赖家庭主义与国家主义而形成社会凝聚，其去商品化的程度仍然较高，因此，国家为负担家庭生计者提供相关福利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