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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春秋戰國的經濟發展(一)緒言若論中國的經濟制度，首推西周時代的井田制。有關井田制的記載，最早見於《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大抵農民二十歲受田百畝，六十歲將私田歸還公家，而在授田期間，農民一面享有百畝私田的收益，亦須連同其他七家，參加耕種百畝私田的義務。井田制度，實乃周代政府為編制人民，管理土地及課徵賦稅而設的。春秋末至戰國初，井田制度漸次出現破壞。春秋末期，稅收制度開始變動，貴族因公田的管理麻煩，遂廢除公田，只按畝收租，認田不認人，不再認真執行受田還田的手續，這就是履畝而稅的開始。魯國於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就是履畝而稅的開始。及至戰國之世，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廢井田，開阡陌，招三晉流人入秦耕種，更容許農民剷除舊制井田的封岸彊界，讓他們在百畝之外，自由的增闢耕地。而貴族仍按農民實際所耕，收取十分一的田租。在井田制中，農民絕無私有的土地，但當稅收制度改變後，貴族又容許人民量力增闢耕地，亦不執行授田還田的手續，貴族只按畝收租，久而久之，土地所有權無形中轉落農民手中。因為稅制的改變，社會上的觀念也隨之改變，遂成為耕者有其地的形態，這也就是土地私有制的出現。(二)土地改革後的新經濟形態田地制度、賦稅制度，以至土地擁有權的改變，實為春秋戰國之世，帶來新的面貌。秦行私有土地之策而國富兵強，於是諸侯爭相倣效，而舊日的土地制度亦全然泯滅矣。自此變革以後，人民得以擁有私人土地，而另外，自春秋以來，庶民之棄農而為工商者，亦每能賺取財富，於是農工商賈，各能以有和有資產，而社會經濟的各種制度，亦聯帶變革了。(A)商業的興起土地私有制出現後，農民漸游離耕土，尋求新生業，於是捕魚、煮鹽、燒炭、採鐵、鑄錢、伐木等種種新生產事業開始產生，自由工商業由是興起。而農業生的發展，更促使工業生產的發達，也激起了商業的繁榮。另一方面，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充實國力，多數提倡工商業，他們大力建設都市，在國境內設立關卡以抽取工商稅，更歡迎別國的商人到本國經商，工業、商業在這種提倡之下，得到快速的發展。援及戰國，諸侯爭持激烈，為了富國，亦不得不支持商業的進行。而且由於作戰時開闢了不少的通道，於是商人交通上的問題解決了，工商業因而更形蓬勃起來。第2頁(B)貨幣的使用自諸侯肆行兼併，弱者拓地千里，關禁亦隨諸侯的滅亡而日減，商販隨關市的省併而日通，商業急劇發展，於是貨幣的使用，亦愈迫切。春秋末年，商業漸趨旺盛，交易頻繁，貨幣乃應運而生；至戰國時代，貨幣的使用更趨普遍，並且逐漸進入金屬貨幣的時代。銅鑄的貨幣，在春秋戰國時已廣泛使用。例如周的泉和秦的錢，韓、趙、魏的布，燕齊的刀，楚的爰，都是形狀怪異的銅幣。另外，當時的一般貿易，除以泉、錢、刀、布、爰為流通的貨幣外，有關大企業的投資，以及國君的賞賜等，均以黃金計算。商人地位的抬頭自春秋列國兼併，國際間不能再無接觸，於是行旅往來於道，各以上產互相流通，而交換的需求便產生了。這種交換，卻不能專以酬庸的人負此責任，於是一種在交換過程中的中間人，由是出現。此種商人的地位，隨著商業的發達而愈來愈高。其如端木賜(子貢)，經商於曹魯之間，坐駟馬之車，與列國諸侯卿大夫分庭抗禮，亦不以為異；又如呂不韋，更以一介商賈躍登相位，竟以商人而操縱秦政，可見工商業家之地位及影響之大。(C)工商稅的產生因著人民潛入山林等禁地尋求新生業，貴族禁不勝禁，到後來終於讓步，容許人民自由入禁地去營生，國君貴族只在交通要衝設立關卡，征收他們定額的賦稅。另外，斯時各地貿易頻繁，商人往來不絕，設關卡以征收稅項者，實為一大財源，故列國相繼設立關卡，以征其工商稅。這種現象的出現，便是工商稅的源起。(D)大都市的興起春秋戰國時代，井田制破壞，人民得私有土地，遂促成手工業之發達。同時，人民也得擁有工業原料，遂促成手工業之發展。力人口日增，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成為工匠、或成商販，造成經濟繁榮，大都市乃隨之而興。由於各諸侯國的首都，皆建在交通便利的地方，遂使各都會成為工商業重心的大都市。當時較為著名的大都市有述者如下：洛陽：位於洛水之北，為東周的國都，其他北帶黃河，南旁伊水、洛水，交通方便，為中原交通樞紐，且為中原貿易的要衝。臨淄：齊國都會，富漁鹽之利，為東方商業重鎮，絲織業也很蓬勃。郢：楚都，交通方便，物產豐富。邯鄲：趙都，以冶鐵業最著名，為北方工商業中心。咸陽：秦之都會，為西方的大都市。此外，還有燕之薊、韓之陽翟、魏之大梁(開封)及宋的陶，亦因交通便利而成為大都市。上述都市之中，又以臨淄為最盛，其盛況記曰：車擊轂，人摩肩，連衽而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第3頁(三)經濟變革中的新興階層自土地私有制確立以後，農民不再是貴族的佃戶，有了個體的自由，在社會上有了客觀的地位，成為國家的一份子。農民得到解放自由後，由於勞動力強大，子孫眾多，因此有些農民因增闢耕地日多，漸成富農，一些貧農到最後連百畝耕地也保不住，要變賣給別人。農民因有自由資產，便有著貧富的階層，富農變為新興的地主階級。又自羊田制度破壞後，人民謀求新生業，自由工商業由是興起，工商由貴族專利變而為民間自由營業，而以前貴族御用的百工已變成民間的工人階級，戰國時民間大量的工業者，當是出於這類人。另外，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放棄本業，轉入工商業；有的離鄉別井，散至四方謀生，流浪到都市去，充當商店的僱工，這就是農民變成的工人階級。其實春秋末年，已存在著百工居肆、工肆之人的民間手工業者，這種情況到了戰國便愈益發展。當時以各國交通頻煩之故，商業日興，漸有凌駕農業之勢；而春秋時期，諸侯國中已出現了大小的都邑，而其中若干大都邑便是當時的商業中心。富商大賈，往來販賣，甚至結交諸侯，自出稿軍，例如周襄王三十七年，秦人帥師襲鄭，時鄭國商人弦高遇之，以厚物犒師，以緩秦人之進，而又暗遣使，急告鄭君，使之有所防備，其事卒使鄭國後以無事，秦兵不敢襲鄭。春秋後期，大商人地位愈益上升，尤其是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商人可以資本兼併土地，成為新興地主階級的一分子。(四)總言春秋戰國之世，為中國史上一個變動最激烈的時期。由於社會的轉變，帶來制度的崩潰，於是無論是社會上、或經濟上都帶來不少的衝激。商業的發展而趨鼎盛，實在是此段期間最值得留意的課題。總的說，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足堪我們重視。第4頁秦漢時期的重農抑商政策(一)引言在秦朝統一全國之前，雖然中國社會的農業經濟基礎逐漸鞏固，但對工商業發展的限制並不很很厲害，故春秋戰國時期工商業出現蓬勃發展的局面。這說明列國之競爭，既促進了人材的充分使用、學術的百家爭鳴，也推動了經濟的普遍繁榮。自春秋、戰國之際起，隨著大國兼併小國之加劇，中國逐漸出現由分治走向統一之趨勢，於是各國在政治上紛紛推行加強國君集權的郡縣制度，在思想上大力崇奉重法、術、勢的法家學說。同時，在經濟上出現了一種重農抑商的思潮和傾向。(二)重本抑末概念的申論重農抑商又稱重本抑末。本指本業，即以農業為根本；末指末業，視工商為末作。其主張多由戰國時的法家所倡，他們提倡君主集權，主張以農立國，怕工商發展會危及統治。所謂本末可以說是春秋戰國以後中國歷史上對經濟部門的一種劃分。《鹽鐵論》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本即本業或本、本事，末指末業，或又作末作、末業、末產、末生。戰國時，李悝、商鞅、《管子》作者及荀子等認為農業是衣食和富家、富國的源泉，又為戢爭提供物資基礎，故以農業(包括家庭紡織業)為本，以奢侈品生產和流通為末或技巧，主張禁技巧、事本而禁末。後來韓非子進一步把末的概念擴大到整個工商業，故本末就逐漸成為農業和工商業的通稱，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工商業在國民經濟中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三)重農抑商政策的施行(秦代)重農抑商主莪，先有戰國時魏的李悝，秦之商鞅作前驅。李悝在商鞅之前，是重農主義的開山祖師。據《漢書食貨志》載：李悝的重農方法主要在「盡地力」和「平糴」兩法的實施。所謂「盡地力」，就是避草萊,任土地，允許土地自由兼併。「平糴」是國家遇豐年，平價買入農民餘粟，凶年則賣出積粟，以減輕兼併對農民的逼害，使農民可繼續生產以免於流亡，起著保護農民的作用。到商鞅更著重實施重農主莪，提出統治階級只有依靠農民才能得到生存的見解。另外，荀子也主張省工賈，眾農夫《荀子君道篇》，以為工商眾則國貧《荀子富國篇》，增加農業生產者是國富的根本，也說明農民是主要的生產者。商鞅的主張，凡努力從事農業或紡織(本業)而生產增加的(生產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而從事工商業者則征之以重稅。另外，凡游手貧民，要連同妻兒沒入官府為奴婢。商鞅崇本抑末政策目的，一方面在於用賞罰方法來刺激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一方面意在防止商賈、高利貸者兼併土地，使秦民專力從事耕織求富，同時由國家控有工商業，也可增強國家富裕能力。第5頁及至戰國時代，商人地位再一次抬頭。商人可以不耕作卻有千萬積粟，而農民的收穫物、田宅與家人，都成為商人的榨取對象。一般農民成為佃農、僱農，生活艱苦，甚或妻兒賣身為奴，或死於荒野。始皇統一六國後，經濟上統一貨,幣及度量衡，田地上確立土地的私有制，編定完整的戶籍徵稅制度；但於同時，始皇不得不繼承李悝、商鞅的餘緒，實行嚴格的強本弱末政策。秦始皇在瑯琊台刻石上寫著：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更名民曰黔首。黔即黎，含有黑色之義，黔首即黎民是也。秦始皇的具體措施是把一部分農民遷到農業勞動力不足的地方，用定期「復」(免除其本身徭役)和「拜爵」(賞賜其本身一級的爵位)的辦法加以獎勵；又把商人和罪犯、奴隸同樣作為「謫戌」(充軍)的對象，讓他們長期地出去遠征和防守，並到新征服得的荒涼地區去開墾，如北之河南地(河奎甘肅)，南之桂林、南海，使邊地得到開發，發展生產，富國強兵。秦代的徭役法，首先征發有罪吏，贅婿及賈人。(所謂贅婿，一說男子贅入婦家，一說貧民典身給富人，過期不贖，沒為奴隸者。)其次征發曾為商賈的人，再其次征發祖父母或父母曾為商賈的人。此外，富人也得先服徭役，稱為「閭右」(富人往往住在里的右邊)，最後才征發貧弱人家，稱作「發閭左」。可見秦始皇屢興大工、興起大軍，還能相對保持國本及抑止奴隸人數的增加，鼓勵農耕，便「男樂其疇，女修其業」《碣石刻石辭》就是靠強本弱末的政策所達致的。另外，秦始皇初滅六國，便遷徒天下富豪十二萬戶到咸陽，一部分則分散到巴蜀等地。富豪被徒至首都，便於監視，又可發展京畿經濟，繁榮首都；若被遷到新地區，又可削除其地方勢力，經營土地，亦要從新做起，只能估地主，其留在原居地的田地住宅，分散到別人手中，貧民可獲得暫時的喘息。秦之移民政策，對保擭農民，發展全國農業生產，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以及鞏固政權，富國強兵，都有一定的作用。秦代行極諯重抑商的經濟政策，其推行之結果，固然能奠定統一國家的經濟基礎，但因其政策過急暴，以致嚴重打擊工商，使秦商業及商品交流陷於停滯，造成社會經濟困敝。(四)漢代重農抑商政策的背景(漢代)其一為商賈之活躍，影響國家經濟。漢代繼承戰國至秦代的重農抑商傳統，行之更嚴，由於秦時徭役繁興，商賈承著發人困急，重利盤剝，奪取其田宅子女，更多所壓迫索債。戰爭期間，商人又操縱物價，任意上漲，米一石貴至五千錢或一萬錢，馬一匹貴至一百金，人相食，餓死無數，商賈對貧民的逼迫禍害，實不比戰禍輕多少。至漢初人口凋零，農業凋敝，糧食短缺，商賈挾其雄厚資本活躍於城鄉之間，侵蝕經濟根本。其二為漢初君臣力主重農的思想。漢初，戰亂剛平，高祖因而採重農抑商政策，以求恢復社會經濟的元氣。而文景之世，賈誼及晁錯的主張，亦極主重農抑末之諭.據《漢書食貨志》記云，賈誼上書說：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今毆(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另晁錯亦上書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以粟為賞罰。其實，賈誼驅民歸農工的主張，晁錯在《賤貨貴粟疏》中則建議重農貴粟，皆感富商地主擁財力以侈靡相競，廣蓄奴婢亡命，剝削驅逼農民，壟斷國家經濟命脈，實在是危害政治安定的隱憂與大患。第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