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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安派明代后期，明神宗万历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中道。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1.反对剿袭，主张通变。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3.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2桐城派: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3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4唐宋派: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自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力矫前七子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再次发起复古运动，茅坤、归有光继起与之相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模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5茶陵派:明成化、正德年间的一个诗歌流派。因该派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故名。明成化之后，日见严重的社会弊病已与粉饰太平的台阁体不相容。于是以李为首的一派起而振兴诗坛，以图荡涤台阁平正醇实的诗风。他们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风格代替台阁体。6临川派明代戏曲文学流派。也称“玉茗堂派”。其领袖人物是汤显祖。向来认为属于此派的曲家还有来集之、冯延年、陈情表、邹兑金、阮大铖、吴炳、孟称舜等。汤显祖的思想与李贽、徐渭、三袁同属反对传统礼教、批判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他的戏曲理论强调创作不应受形式、格律的拘束,强调作家的才情,倡导以自我为中心的神情合至论,特别重视个人的感情作用,以感情说反对道学家的性理说,“临川四梦”(即“玉茗堂四梦”)就是这些理论的实践。从万历年间开始，汤显祖与沈□等人曾在创作主张上有过长时间的争论和辩难。汤显祖强调“曲意”,主张“意趣说”，反对吴江作家“按字模声”、“宁协律而不工”的主张。汤显祖还重视创作上发挥作家的想象、语言上讲究“机神情趣”，既要本色，又要有文采。7吴江派: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璟。向来认为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史□等。沈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他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厘定曲谱、规定句法,注明字句的音韵平仄，给曲家指出规范。沈□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格调派是清代以沈德潜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在理论上，它强调“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性情”，即指在诗中要表现诗人的个性，可以达到“读其书想见其人”；“论法”，就是要讲求音韵、格律，重视体式）。在创作上，它推崇李白、杜甫。宗唐而抑宋。“格调派”主要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歌风格，要求诗歌“去淫滥而归雅正”，要起到“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作用。性灵派性灵派是清代以袁枚为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它提出“性情以外本无诗”，写诗要把诗人的亲身感受和个性才情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才是“性灵”的真谛所在。同时它反对摹拟古人，在艺术上强调“工”和“拙”，反对填书塞典、满纸死气的诗文。《马嵬》诗就是一个典型，诗人认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生离死别，并不值得特别同情，感情真切，毫不讳饰。肌理派是清代以翁方纲为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本派认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言志集序》），“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实际”（《延晖阁集序》），讲求学问、材料、文理的统一，即在内容上要有思想性，文理上要注意组织结构，强调以学问作为诗的根祗，这样便能增加诗的创作上的骨肉，做到外表空灵而内容质实。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名称首见于《明史•文苑•李攀龙传》。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