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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文传系1002班宋轩学号20106220一、“轴心时代”释义当中国文化进入到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这一段发展历程之时，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文化轴心”：中国文化鲜明的人文主题在这一时期基本确立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以认识对象的自觉体悟和整体把握为特征的思维方法，基本定型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流派，基本形成了；中国人重伦理道德、重个人修养、重实用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在这一时期基本树立了；中国的士人集团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的“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机制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了；中国人在当时思考的主要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周平王迁都（公元前722年）到秦始皇统一中原（公元前221年）这500多年间，习惯上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公元前476年以前为春秋时期，这段时期同孔子所编的鲁国史书《春秋》的时间大体上差不多。公元前475年到秦统一中国为战国时期。在春秋时期，诸侯各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战国时期发生大小战220余次，因此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期，就是在这动荡与变革的时期，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有关专家总结了中国历史，发现动荡与变革时期，是人们的精神发生变化的时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为各门艺术提供最佳素材的时期。因此动荡出文学，动荡出艺术，动荡出辉煌的文化似乎成了一个规律，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辽夏金元时期都曾产生了辉煌的文化。而安逸、舒适的生活可能意味着思想的僵化，文学和艺术的衰退，文化的堕落。我们在这里称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文化史家借用了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的概念。二、“轴心时代”确立的主要因素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辉煌，是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动的必然产物。1、“士”阶层的兴起和壮大秋时期，“天子衰微、王权坠落”，于是“学在官府”的局面遂被打破，私学由此产生，由少数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随之下到民间，“士”阶层由此产生。士是由中国古代“四民”（士、农、工、商）中的一个很特殊的阶层，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巫师集团分化后，一部分与政权紧密联系的遂成为贵族和官僚，另一大部分巫师则流落民间，成为方术技能之士。到了商朝后期，成为贵族和官僚那部分士又发生分化，一部分仍然保留了贵族官僚的身份，另一部分则或沦为贵族的下层，或成为武士，或成为卿大夫的家臣，或流落民间加入方术技能之士的行列。春秋末期，官学式微，私学勃兴，原本为贵族所垄断的知识也走向了民间，于是士阶层的人数增多，队伍扩大。士阶层的来源有二：一是贵族及其子弟在社会变革中门庭冷落，沦入士的队伍；另一是庶民等社会下层中的一些人士，通过勤奋学习，“积文学，正身行”而上升为士。2、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起“大一统”统治秩序和观念形态，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有利于文化人有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这样，他们不再像巫史那样依附于王室，赢得了相对的人格独立。加之，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宫廷文化的专职官员遂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了私家学者集团的兴起。而私家学者集团的兴起，又为多种文化的碰撞、交织、交流与渗透，增添了内容和力量。原来那种精神产品在王权“荫庇”下产生的状况，遂变成了士阶层中的某些人的集体或个人的创作，百家之说遂应运而生。3、兼并战争使得列国君主对“士”产生了重视和渴求。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和战国时期的征战杀戮，使得是时的统治阶级都充分认识到了“人才”和“谋略”的重要性，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都竞相招揽士人，组成政治决策的智囊班子。这种“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局面，既激发了士阶层参预政治的激情，又有利于士阶层队伍的壮大。4、兼并战争和商品经济使得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速度加快。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是使文化传播的速度加快，文化发展的规模日盛，文化流派种类增多。势必产生各种文化流派之间的碰撞、交织、交流与渗透，为新时期的文化重组提供了条件。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既加快了文化的交流，又促使了私家学者集团的兴起，还为多种文化的碰撞、交织、交流与渗透，增添了新的内容。5、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在殷商西周时代，学在官府，即“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在春秋时期，随着周天子权力旁落、公室衰败，“学在官府”的局面遂难以维持。许多远在王公贵族、诸侯大夫门下从事各种文化活动和技艺活动的“士”，遂纷纷散落在民间，原来深藏于宫廷密室的图书典籍也散落民间而成为了一般平民的读物，“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已是大势所趋。在“私学”兴起这一文化巨变中，士阶层、尤其是他们的领军人物奔走呼号、身体力行，终于开创出了“私学”发展的新天地。对此，章太炎曾经下了一断语：“老聃仲尼以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章太炎：《国故论衡》）。此断语点明了官私之学的交替，正在此时。私学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使大批新兴的地主、商人乃至平民的子弟，也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孔子的学生中，既有“结驷连骑”的富商子贡，也身居陋巷的颜渊。以至于有“夫子之门，何其杂也”（《荀子·法行》）之说。其实，何其杂也，岂止“夫子之门”，而是这一时期各家私学的共同特征。在教学内容方面，各家私学自有侧重，但总起来看，包含了思想修养、政治学说、文化知识、劳动技能等多方面的内容，较之殷商、西周时期的官学，要丰富实用得多。6、百家争鸣的兴起和影响所谓“百家”，只是对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括。对于其间的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多有论述。是时的诸子学派，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术承传上的差异，各自的学说内容亦各具特色：按照正常的思维，百家争鸣的结果必然是各家各派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和政治观点的多元化，以及政治环境的更加宽松。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结果，却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理论的发展与完备。实际的政治发展又与这种理论的发展相互促进，最终汇合成了秦王朝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及其法网、文网密布的政治环境。首先，从诸子各派的政治思想来看，其争论的焦点都不涉及是否需要君主制或用其他制度来取代君主制，而是如何建立、巩固、强化、完善君主制，并且都围绕着如何建立、巩固、强化、完善君主制而设计了自己的理想国蓝图。其次，诸子在争鸣中，都是一方面把君主视为国家治乱之本，另一方面，又把君主作为认识对象而进行冷酷的剖析。则两种观察问题的方法，看起来是矛盾的，然而又是高度统一的。因为对君主的剖析和品分不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而是从更高的高度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修补和肯定，是在对昏君的尖锐批判中寄托着对明君的热切希望，是在对昏君的尖锐批判中对现实政治的若干层面提出了善意的修补措施。再次，诸子在对现实君主的若干尖锐批判中，又对他们进行了若干理想化的设计：君、道同体论，使得君主成为人间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君主赞天地之化、成历史之变论，使得君主成为了天地在人世间的代表，成为了掌握天地之化、历史之变的关键人物；君主一人独裁论和拥有天下论，就为专制权力支配一切奠定了理论基础；内圣外王论与强化君权论，既是对君王的圣化，又是对君王寄托的理想要求。这种要求，是对王的完善，是对王的道德改造，是对王在完善和改造过程中无限赞美。先秦诸子在众多问题上经常呈见多方向、多线条的思维，唯独在君主专制这个问题上，有百川归海之势。这种百川归海之势，就是百家争鸣的结果。四、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成就1、先进的天文历法：春秋时，鲁国的天文学家多次观测到日食，公元前613年7月，他们观测到一颗哈雷慧星掠过北斗，留下了关于哈雷慧星最早的记录。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甘德和石申各自写出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人将其合称《甘石星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定出一年的24节气，还使用了滴漏作为计时器。2、高超的医术：齐国人扁鹊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名医，他精通各科医术，发明了望、闻、问、切四种诊疗方法。3、建筑技术的进步：已经出现了两三层的楼房。战国初期的鲁班是杰出的建筑师。4、独立的绘画艺术：春秋战国时期，绘画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图案由简单发展到复杂。5、围棋盛行：春秋战国时，围棋也开始流行，围棋名手有弈秋。6、“钟鼓之乐”流行：以编钟与鼓为主，称为“钟鼓之乐“。湖北随县出土的编钟，反映了当时的音乐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著名的乐师有俞伯牙。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科技以及教育上的重大历史突破，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地位确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