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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外实践报告——参观辛亥革命博物馆有感姓名：黄雅雯学号：1106030216专业班级：11级制药工程02参观辛亥革命博物馆有感11月6日，星期天，天气晴朗。我坐在车上将要去一个好朋友的学校，也打算顺道去看看辛亥革命博物馆。到阅马场时，我下了车，没走多远，首义广场和博物馆就出现在我眼前……中国历史上“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这样王朝更替。清朝自然也难以摆脱这样的规律。清朝建立至辛亥，已经历时260多年，各种矛盾积累到足够多了，可谓“气数已尽”。每到这个时候，民间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杀进东京夺了鸟位”的呼声就四起，造反是迟早的事，而且总会有成功的。成功推翻前朝后，出现割据混乱的局面也是常见的，民国初年正是这样。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9月，全省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数千万人卷入运动。清政府一面调湖北新军入川，一面命“实力弹压”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馀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也解放了民主精神与思想。在辛亥革命整个过程中，有一个人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那就是被称为“中华民国国父”、“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1866.11.12—1925.03.12），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其博爱、慈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深深地感动了世人。1，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2，国家之本，在于人民。3，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4，政治良否，视人与法。5，顺天意，应潮流，合人情。6,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7,感化人最要紧的就是诚。8，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当有能力为千万人服务时，就要为千万人服务，当有能力为千百人服务时，就为千百人服务，只有能力为一二人服务，就尽力为一二人服务。9，治国经邦，人才为急。10，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11，吾志所向，一往无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12，不断地奋斗,就是走上成功之路。13，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14，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15，努力向学，尉为国用。16，事功者一时之荣，志节者万世之业。17，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这样评价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孙中山先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现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誓言。在他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有力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或“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辛亥革命还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辛亥志士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在世人面前展示了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来就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事实上，所有辛亥志士无不是由爱国精神所驱使而投身于革命的。鲁迅写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吴玉章写过“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的诗句，这些诗句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革命者的共同心声。他们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求取国家的富强，宁肯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开温暖的家庭、抛却个人的幸福，而选择一条困苦艰险、荆棘丛生的革命之路，甚至不惜献出青春和生命。对祖国前途和命运魂牵梦绕的关注，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执着不屈的追求，使他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一支向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独裁政权宣战的战斗队伍。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把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要求相结合，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为重要目标；二是把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建立共和政治而奋斗不息；三是把爱国主义与国家统一相结合，指出只有国家的“统一独立”才有国家的“兴盛”，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才能“达革新之目的”。孙中山先生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就把近代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一群开始时几乎是赤手空拳的革命者，要推翻一个虽然已经腐朽却还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并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作后盾的清王朝，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是可以想见的。辛亥志士们勇敢地直面困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锲而不舍、百折不挠，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这个概括，既是孙中山先生毕生经历的真切写照，也是许多辛亥志士的共同品格。女革命家秋瑾在致友人信中表示了这样的信念：“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方声洞在参加黄花岗起义前，给父亲写下了这样的诀别书：“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对于这些革命先烈，我们由衷地抱着至深的敬意。在辛亥志士的心目中，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以数万万同胞为实体的具体存在。真诚地热爱、关怀人民群众，深切同情劳动群众的苦难，为人民谋取幸福，是他们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孙中山先生曾说：“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革命“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他们深深懂得，要替人民谋幸福，必须改变“国贫民瘠”的状况。当有人批评革命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时，他们回答说：革命正是为了建设，“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只有推翻了腐朽政权之后，才可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所以，“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我们只要看一看孙中山先生关于革命后中国如何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宏伟设想，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抱着何等殷切的期望。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常常能以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从而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判断和决策。“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成为孙中山先生自觉遵循并时刻不忘的座右铭。他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才能收到积极的成效。孙中山先生本人，从和平改良到武装反清，从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到“以俄为师”，从依靠某些军阀势力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始终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前进。同时，辛亥志士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中就满怀信心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他们坚信，一旦革命成功，中国一定能对人类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