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长江大学文学院（荆楚文化研究中心）1课题第八讲致用史学：杜佑的《通典》教学目的引导学生了解杜佑的《通典》重点与难点杜佑的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想教学方法采用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启发同学进行探究性的学习。学时安排2学时教学内容同学们，大家好！中国史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特别是当我们谈起随唐文化，除了讲到科学技术、宗教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教育与社会生活外，我们还会常常谈到史学。史学是随唐五代文化成就的突出代表。唐代史学得到巨大发展，而在唐代史家中，刘知几与杜佑是其代表。刘知几在盛世中挥墨史学，总结过去，杜佑则在乱世中致用史学，拯救时弊。上一节课，我们已经一起学习了刘知几与《史通》，了解到史家的史学思想、史著的编纂体例与基本内容。今天我们主要围绕杜佑、《通典》讲四个问题，第一、安史之乱与唐代史学的继续发展；第二、杜佑其人；第三、通典的内容和编纂方法；第四、《史通》对中国史学的贡献；第五、对杜佑史学思想的评价。一、安史之乱与唐代史学的继续发展唐玄宗天宝十四年，是关系唐代盛衰的一年。爆发于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揭开了唐代丧乱的序幕。节度使安禄山，于此年十一年突然称兵叛乱。战火迅速蔓延大河南北，两京陷落。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结束，前后达八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这场战乱给当时的唐王朝带来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大江南北，一片疮痍。政治上，分崩离析，藩镇割据，国家危在旦夕；在经济上，民不聊生、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文化上，主要体现在此时文人关注时事，呼吁大一统的时代的复兴，并以大量的文学作品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变迁，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其代表作品。那么，史学受到了何种影响？从史书的卷数来看，开元盛世所珍藏的载籍，一共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旧唐书所卷数，略有出入），尽毁于安禄山之乱，其后陆续购置的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亦于黄巢之乱时焚荡殆尽。自此，史家写史，无籍可考，《旧唐书》所载史家令狐山亘写开元、天宝之事，参考诸家文集、诏策和传记，漏落处之，不称良史。另还有一位史家柳芳撰国史，叙天宝后之事，由于安史之乱，国史散落，仅缀所闻，漏处亦多。由此可见，史学在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受到巨大的创伤，这种创伤，却不是经过一位两位史家的努力就可以抚平的。但是在一大批史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看到了一位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政治家、史学家，力挽狂澜，在兴衰长江大学文学院（荆楚文化研究中心）2更迭之际，履行了一位史家的伟大而神圣的责任。这位史家就是杜佑。二、杜佑其人：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陕西长安杜曲）人。出身于累世仕宦之家。（杜姓在唐朝做过宰相有七人，高门大族，源远流长，其中有杜如晦，即“房谋杜断”中的“杜”。在文学上，杜审言、杜甫、杜佑、杜牧（是杜佑的嫡孙，杜佑三子之子。字樊川，樊川就是杜佑在长安南郊十六里处盖的“樊川别墅”。杜佑的父亲杜希望，也爱重文学，门下所引如崔颢（号）“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等皆名重当时），杜氏一门，堪称大家，皆出自“襄阳”宗族杜预一门，杜预所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即为现在十三经中的《春秋左传正义》的底本。杜预晋时任荆州刺史，成语“势如破竹”即讲他破吴之事），杜佑幼早登官序，在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由地方僚佐（官署中协助办事的官吏）升至封疆大吏（节度使，封疆大吏，封疆两字起源于周代之分封，又是王，又是吏）；杜佑自德宗末年至顺宗、宪宪两朝，位居宰辅，兼理监铁等使。在他居官的几十年间，正是唐王朝经“安史之乱”后由盛而衰的时期。杜佑性格平和温顺，且施政练达。宋欧阳修《新唐书》：“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午），人皆爱重之，天性精于吏职”。他为了寻求解决时弊，拯救危乱的方略，从历史记载中寻找经验教训，作为当时的借鉴，便发愤整理历代典章制度，研究其沿革废置，损益变化之迹，以期周于世用。由于他久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财经方面的大员，对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较为熟悉，这为他编写《通典》提供了有利条件。三、《通典》的内容和编纂方法：开元末年，刘知几的儿子刘秩编出《政典》35卷，分礼、户、吏、兵、刑、工六纲，记自黄帝起至天宝末有关制度沿革的资料。杜佑认为它的内容不够详备，因此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从大历元年（七六六年），至贞元十七年（八零一年），经历三十六年努力，写成《通典》二百卷。《通典》是第一部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所记内容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肃、代以后的变革，也附载于注中。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各门之下有子目。每一制度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全按历史顺序排列材料，而每个项目又都各自立有标题。这种编纂方法，为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它源于纪传体史书的“书”、“志”。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史部第603-605冊，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通典》，王文錦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影印，但在书前重增编了目录，便于查找。1988年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中华书局重新出版点校本，是目前参考《通典》最好的本子。目前，电子文献大量出现，在网上可以实现文字的快速查找，但是在引用时，还是要到中华书局本里去核实，才不至于以讹传讹。与正史“志”相比，《通典》有几个显著变化：（一）将《食货典》立于卷首，而《食货》中又以田制为先，说明杜佑已经看到农业生产在当时社会中重要地位。它的发展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的长江大学文学院（荆楚文化研究中心）3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二）《通典》不列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艺文等内容；增加了选举、兵、边防等门类。这就打破了旧史中重礼乐、天文、五行的模式。对后世的典制体著作的编撰影响深远。（提问，此些内容在前史之中，都十分重要，为什么杜佑此时不列这些内容？）（三）重视言论：在有关卷后，多录“群士论议”，附于正文之下。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四）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通典》自注有解释音义、掌故的，有考证史料，阐明写作意图的。四、《通典》对中国史学的贡献：1、创立了新的史体——典制体的通史体裁：《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唐以前，史书体裁只限于纪传体、编年体两种史体。杜佑取《政典》与史志之长，综合了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创立了典制体通史，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代官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书都是沿袭杜佑的《通典》而编纂的。（2）对历代典章制度，作了大量探本穷源的工作：《通典》的许多材料，多出自正史，然正史各志多不衔接。杜佑第一次有系统地进行了加工整理，并作了大量探本究源的工作。此书重要的一点是“通”，从古到今原原本本地叙述历史典制的起源、发展，“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3）通过序论，发表精辟的见解。如论“选举”，他说：“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这是对以诗赋取士的评论。论“职官”则云：“出租赋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可仍旧？如一州无三数千户，置五六十官员，十羊九牧，疲吏烦众”。这些议论说明杜佑的政治见解都是针对唐代实际问题的。在卷中记述“群士议论”，对前人的有关评论多加搜集，并加上自己的按语。2、主会通。（1）全面掌握资料。从经史子集所有著作中广泛收集，还把唐政府的档案公文都作为资料，把经史子集以外零散的文章也收集起来，资料丰富。（2）将历代正史中的书志融会贯通，探本穷源，从古到今原原本本地叙述历史典制的起源、发展，充分揭示各项制度的利弊得失。做到了“会通古今”，很好地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思想。3、立分门。分九门，按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编排。4、重论议。一方面，记历代“群士论议得失”，即把过去人物对典制的议论收在书中，将记事与记言很好地结合起来，多加按语。另一方面，以序、论、说、评、按等形式发表己见，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见解和主张。如论“选举”，他说：“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这是对以长江大学文学院（荆楚文化研究中心）4诗赋取士的评论。论“职官”则云：“出租赋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可仍旧？如一州无三数千户，置五六十官员，十羊九牧，疲吏烦众”。这些议论说明杜佑的政治见解都是针对唐代实际问题的。5、倡经世。“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特点有三：一是勇敢的批判精神。批评儒家经典“罕存法制”、“阙匡救之方”等；二是重实际讲实效。“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三是把握社会症结，反映时代要求。自觉而明确的经世致用意识，当自杜佑始。6、保存了古代珍贵史料博采五经群史以至汉魏以来公私著述、奏疏，征引极富，粗计达二百四十八种。杜佑据此对历代经济政治制度和边族史料，作了系统整理。年引典籍不少已失传。所以向为辑佚家所看重。7、发展了史书自注和考证的方法自法之法创自汉书十表和地理、艺文二志。魏晋以后史注渐行，但自注少。杜佑注文可分为释音义，举故典，补史事，明互见，考史料五类，不但可补正文不足，而且指出材料出处，便于考证。他对史料的考证，体现了严谨的治学精神，其一，不轻信前史记载，常考查古籍并博访通人，认真加以考订。如《华阳国志》载：“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罽（纪音，羊毛的织物），”杜佑博考诸书并偏问胡商，证明无此事。其二，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的迷信陈说，用详细准确的考证加以驳斥。8、进化的历史观。一是反对“非今是古”；二是主张“变通”和“适时”，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所以，此书不仅资料丰富，而且充满作者的研究成果。时人李翰为之作序说:“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后人对此书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后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出来后，此书也未被废，因为它有自己的特点。研究唐以前的典章制度，当首看《通典》，次看《通考》。《通典》的价值比其以前的正史书志也高。五、对杜佑史学思想的评价《通典》作为有所为而作的典章制度通史，不仅在史料取舍上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且作者还通过说、议、评、论，集中地表现了自己的政治历史观点。1．认为农业生产是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1)整个内容的编次，注意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决定性作用。他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堕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因而《通典》九门以叙述封建经济结构的“食货”为首，其余均以这一次序编排，作者“篇第之旨”昭然可见。(2)食货之中以“田制”为先，看到农业生产的发展直接影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他说：“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以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城，斯不为难矣。”发展农业生产，解决衣食问题，是实行“教化”的先决条件和发展政治和文长江大学文学院（荆楚文化研究中心）5化的基础。(3)认为“农者，有国之本也”。他说：“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行，辩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夫地载而不弃也，人著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他看到如果百姓不得温饱，弃地流亡，国家就会失去赋役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