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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四百年的變遷』巡迴講座第12場清代台灣的文教發展與社會流動：以霧峰林家為例黃富三壹、作者簡介（2003大學通識：台灣史）黃富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所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碩士（1972年）經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兼主任（1993-1998）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1982-）臺灣大學歷史系講師（1973-1977）、副教授（1977-1982）曾獲第三十九屆教育部文科學術獎（1995）專長：台灣通史、清代台灣社會經濟史、清代台灣拓墾史、清代台灣商業史、臺灣家族史--------------------------------------------------------------------------------------------------------------相關著作目錄一、期刊論文黃富三。2001年秋季，〈清季臺灣外患、新政與霧峰林家──林家之際遇與紳權性格之轉變〉，《故宮學術季刊》，19卷1期，臺北：故宮博物院，頁21-37。黃富三。1999年5月，〈臺灣開港前後怡和洋行對臺貿易體制的演變〉，收於《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頁81-106，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黃富三。1998年12月，〈岸裡社與漢人合作開發清代臺灣中部的歷史淵源〉，《漢學研究》，16卷2期，頁61-78。黃富三。1995年12月，〈試論臺灣兩大家族之性格與族運──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臺灣風物》，45卷4期，頁151-171。黃富三。1995年6月，〈板橋林本源家族與清代北臺山區的發展〉，《臺灣史研究》，2卷1期，頁5-49。Huang,Fu-san.March1995,“TheCharacterofGentryPowerinQingTaiwan,AViewfromtheExpansionoftheWealthoftheLinFamilyofWu-feng,”TAIWANSTUDIES(AJournalofTranslations),Vol.I,No.1,pp.58-88.黃富三。1994年6月，〈霧峰林家京控案餘波──清代臺灣中部豪族對抗之案例〉，《臺灣史研究》，1卷1期，頁25-54。黃富三。1989年12月，〈林文明「正法」案真相試析──兼論清代臺灣的司法運作〉，《臺清代台灣的文教發展與社會流動：以霧峰林家為例灣風物》，39卷4期，頁1-32。黃富三。1985年5月，〈清代臺灣土地開發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23卷1期，頁18-22。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頁249-270。黃富三。1984年3月，〈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續補），《臺灣風物》，34卷1期，頁123-140。黃富三。1983年3月，〈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臺灣風物》，33卷1期，頁92-136。黃富三。1982年12月，〈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臺灣風物》，32卷4期，頁104-136。黃富三。1981年5月，〈清代臺灣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下），《食貨》，11卷2期，頁26-46。黃富三。1981年4月，〈清代臺灣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上），《食貨》，11卷1期，頁19-36。黃富三。1975年12月，〈臺灣史上第一次土地改革〉，《中華文化復興月刊》，8卷12期，頁29-39。黃富三。1974年6月，〈清代臺灣的土地問題〉，《食貨》，4卷3期，頁1-12。二、學術會議論文（未正式出版的學術會議論文）黃富三。2002年3月1日，〈帝國邊陲與家族社會流動：霧峰林家的發展模式〉，文化差異與社會科學通則：紀念張光直先生學術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黃富三。1992年1月，〈從霧峰林家的財富擴張看清代臺灣的紳權性格〉，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1月。三、專書（論文集）之一章黃富三。2000年12月，〈劉銘傳開山撫番政策與清廷、地方官、臺灣士紳之互動〉，《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國史上的中央與地方研討會》，頁1161-1189，臺北：國史館。黃富三。1999年5月，〈臺灣開港前後怡和洋行對臺貿易體制的演變〉，收於《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頁81-106，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黃富三、陳慈玉合著。1996年6月，〈商業的發展〉，收於黃富三編，《臺灣近代史──經濟篇》，頁311-404，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黃富三。1994年7月，〈臺灣的商業傳統──自荷治時代至清代〉，收於謝雲生、吳美惠編，《吳大猷院長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27-339，臺北市：中央研究院。黃富三。1993年9月，〈簡介岸裡社文書之史料價值──以臺大「岸裡社文書」為中心〉，收於臺灣大學歷史系編，《臺灣史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3-355，臺北市：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黃富三。1992年7月，〈日本領臺與霧峰林家之肆應──以林朝棟為中心〉，收於臺灣大『台灣四百年的變遷』巡迴講座第12場學歷史學系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83-104，臺北市：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黃富三、翁佳音合著。1984年12月，〈清代臺灣漢人墾戶階層初論〉，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上，頁249-270，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富三。1984年，〈清季臺灣外商的經營問題──以美利士洋行為例〉，收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1輯，頁249-270，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黃富三。1993年8月，〈臺灣土地開發史〉，臺灣史蹟源流研習會。四、專書黃富三。1992，《霧峰林家的中挫（1864-1885）》，445頁，臺北市：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黃富三。1987年，《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臺北市：自立晚報。貳、教學目標（1）瞭解清代台灣文教之特色（2）瞭解清代台灣社會流動之特色。（3）瞭解清代台灣第二大家族霧峰林家之社會流動史參、摘要清代台灣經濟發展迅速，但文教發展遲緩，台灣的社會流動模式與內地也存在某種差異。換言之，內地多經由科舉任官之管道，台灣則不然。其所以如此，主要由於清代台灣之政治、社會、經濟環境與內地不同。以下分四部分簡述：文教發展遲緩之因、文教發展概況、台灣的社會流動模式。最後以霧峰林家之範例論述社會流動實況。林家自乾隆年間開台祖林石移居台灣後，其家族之成長隨社會之發展歷經數變，從早期之拓墾、經商以致富，至中期之捐餉募勇、建立軍功以進入官僚階層，最後亦考科舉以維持士紳地位。此一曲折的家族史正是清代台灣社會流動模式的範例，甚至可說是台灣歷史的縮影。肆、正文和伍、註釋一、導言清代台灣經濟發展迅速，但文教發展遲緩，台灣的社會流動模式與內地也存在某種差異。換言之，內地多經由科舉任官之管道，台灣則不然。其所以如此，主要由於清代台灣之政治、社會、經濟環境與內地不同。首先，文教發展比較遲緩，原因是邊疆社會之功利取向、重武輕文及不利教育條件。不過，由於儒學、書院的增加，道光以後教育清代台灣的文教發展與社會流動：以霧峰林家為例日益發展，中舉的人數增加，仕紳階層逐漸出現。關於清代台灣的社會流動模式，大致上是：先以拓墾或經商方式致富，成為地方領袖；接著透過捐納與軍功的手段，取得官職或官銜，成為仕紳階級；最後是讀書參加科舉考試，取得功名。霧峰林家乃一最佳範例，開台祖林石以拓墾致富，其孫林甲寅以經商中興家道，成為地方領袖。至林文察，則捐納、募勇，轉戰台灣與大陸，積功而官至福建陸路提督，打入官僚階層。至清末，林文欽考中舉人，開創一書香門地。二、文教發展遲緩之因1683年清朝統一台灣後不久，漢人即大量移民台灣，為穩定社會秩序，清廷亦有鼓勵文教之措施，如設立學校、科舉考試名額之優待等。然而，台灣始終文風不盛，直到19世紀上半葉才開始有轉機。其所以如此，乃因經濟上之功利主義、社會上之尚武精神、教育上之不佳條件。（一）經濟上之功利主義當時臺灣對大陸移民的主要吸引力在於經濟因素，農商業發達，致富容易。康熙末葉後，大陸人口壓力日重的情況，當時台灣的地曠人稀，農業資源豐富，成為移民者之最愛。如康熙中葉，郁永河言：「台土宜稼，收穫倍蓰」。1雍正5年，台灣知府沈起元：「漳、泉內地無籍之民，無田可耕、無工可僱、無食可覓，一到台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溫飽」。2其次，臺灣農業發達，工業則落後，因此賴貿易興盛，成為經商致富之地。3臺灣史上經商致富之家不勝枚舉，最著名者，莫過於臺灣第一富豪板橋林本源家族的創始人林平侯，由經營米業而發跡。此外，工資亦較大陸為高。雍正5年(1727)，臺灣知府沈起元報稱：「一切農工商賈及百藝之末，計工授值，比內地率皆倍蓰」。4臺灣移民絕大多數是經濟性的，是為追求富足而來的，而台又充滿致富機會，因而社會上功利主義掛帥，不積極追求科舉功名。（二）社會上之尚武精神：移民社會台灣由於孤懸海外，終清之世，一直是動盪的邊陲地區，漢番衝突、分類械鬥、內亂、海盜、外患不絕。而清政府公權力不彰，移民大多自力救濟，因此習俗尚武。再者，清廷駐台軍力有限，不足以維護治安與國防，每當有事，即採「以紳制亂」策略，換言之，召士紳捐餉募勇，協助平亂，酬之以官銜官職。比起苦讀考科舉，此乃進身之捷徑。因此，台紳大多重武輕文。在清代漢番衝突不絕，小者出草，大者番亂。分類械鬥更嚴重，有閩粵、漳泉等械鬥。5移民大多同鄉聚居，《彰化縣志》載，「流寓者無期功強近之親，同鄉井如骨肉矣。1《裨海紀遊》（文叢44），頁31。2《清經世文編選錄》（文叢229），頁2。3有關清代臺灣的一般商業活動，可參閱蔡淵洯，〈清代臺灣移墾社會的商業〉，《史聯雜誌》七期，1985年12月，頁2-4。4〈清經世文編選錄〉(文叢103)，頁2。5有關械鬥問題，可參閱樊信源，〈清代臺灣民間械鬥之研究〉，《臺灣文獻》25卷4期，1974年12月；HarryJ.Lamley,Sub-ethnicRivalryintheCh'ingPeriod,inE.M.AhernandH.Gates,eds.,TheAnthropology『台灣四百年的變遷』巡迴講座第12場疾病相扶，死喪相助」。6因此，一旦不同祖籍的人發生衝突，往往會波及不相干的同鄉者。當仇恨之火燃燒時，燒殺擄掠，悲劇誕生。清代臺灣治安不佳、兵政敗壞也是造成社會秩序之失調。乾隆52年(1787)12月17日上諭指出：臺灣「民情刁悍，無籍奸徒，往往藉端生事，皆由地方官吏任意侵婪，累民歛怨」，以致「奸民無所忌憚」而釀成大案。7官箴不佳，公權力喪失，治安自然難以維持。此外，營兵也是招惹民怨之源。例如乾隆37年(1772)正月大墩街(今臺中市)民林達被汛兵強買毆辱，乃組織小刀會。其他大小不等的小刀會亦紛紛出現，兵民衝突極為嚴重，屢構血案。8在海盜方面，如鄭盡心在外患方面，如1874年牡丹社事件、1884-85年中法北台之役。（三）教育上之不佳條件學校、師資等較大陸有相當程度的差距。除了府學、縣學較少外，書院易不多，因此受教育之人口較少。三、教育之發展概況：儒學、書院在212年統治期間，滿清政府相當成功地其建立統治體制，並灌輸人民以其價值系統，如儒家思想、科舉任官，清廷以此籠絡紳民。在社會方面，大量漢人移入，將母社會移植於台灣，顯現漢族社會的共同特徵，如大家族制度、傳統宗教等。因此，基本上台灣移民社會與母社會是同質的，價值取向漸趨一致。隨著時間的延長，越來越多的台人入學受教育，並考科舉。19世紀上半葉是一轉折點。（一）儒學、書院清代在省設有學政使（相當於教育廳長），主管教育與科舉事宜。唯台灣孤懸海外，由在台最高長官兼裡，通常是台灣道台。學校可大分為三類：儒學（府學、縣學）書院；義學，或稱義塾。一、儒學：係公立學校，分府學、縣學，清代先後設立13所。府儒學〈在今台南〉創於1685年，1710年，道台陳璸擴建，題名為「全台首學」。其他尚有台灣縣、鳳山縣、諸羅、彰化縣